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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发展成为举国上下压倒一切的任务。顺应这种新的社会潮流，经济学很快在诸多社会科学中脱颖而出，成为令人景仰的显学。经济学的繁荣带来了经济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需求就有供给，经济学家队伍也跟着壮大起来。在众多经济学家当中，有一个十分光
彩夺目的年轻学者，他就是林毅夫教授。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队伍中，林毅夫教授在许多方面都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治学还是个人经历都是如此。这不仅因为他来自台湾，更重要的是他占去了中国经济学界太多的第一。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是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的关门弟子。他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一位，是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受到瞩目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从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恐无一人能望其项背。
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一般人都会以为他一定是自幼就对经济学十分感兴趣的有心人，并很早就投入到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中去了。然而，林毅夫教授进入经济学殿堂不但是很偶然的机缘，而且为时已经比较晚了，直到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才算是开始了系统学习经济学的历程，那时他已经27岁，1982年才出国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林毅夫教授当初到北京大学读书，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来从事经济学研究，而主要是因为初到大陆，需要加深对大陆社会的了解。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教授和盖尔·D·约翰逊教授应复旦大学的邀请访问复旦大学，回国前顺道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由于林毅夫教授英语出色，被北大校方指定担任翻译工作，他的信心和才气赢得了舒尔茨教授和盖尔·D·约翰逊教授的信任，他们回国后写信给北大经济学系和林毅夫教授本人，邀请他到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亲自担任他的导师。到芝加哥大学以后，林毅夫教授才真正开始以经济学研究为自己追求的事业。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大学最好的经济系，云集了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当时林毅夫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国内经济学教育和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面对这种巨大挑战，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几年间他几乎没有休息日。他的勤奋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学习成绩优异，以四年的时间在同时入学的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而一般人拿到博士学位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他后来为国际学术界所广为称道的学术见解正是萌芽于这一时期。
对于一个在经济学研究上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学者而言，这未免有些传奇。然而，林毅夫教授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他始终坚持，如果说自己取得了一些学术成就，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付出了比许多人都要多的努力和心血。事实正是如此。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林毅夫教授最大的特点就是“忙”，人们看到他时总是在工作。他曾经教育自己的学生：“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在他看来，唯有勤奋、敬业才是成功的捷径。具体到经济学研究，他曾经总结道：经济学是社会科学，所以治学者首先要深入真实社会现象，其次要有严格系统的学科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经济问题产生较好的悟性，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悟性”固然重要，但是悟性说到底来源于勤奋钻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只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才能驱使一个人不断地刻苦前进。
二、对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自生能力的独创性研究
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的发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发展努力成功后对世界的贡献之大也同样可想而知。但是，面对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已有的经济理论显得苍白无力，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如何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对经济学家既是个巨大挑战，又是个难得的机遇。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最后获得成功，那么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像中国这样经历由盛转衰，再由衰转盛的过程，堪称世界最大的经济奇迹。
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事业心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从步入经济学界开始，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对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他与蔡昉、李周两位学者合作，第一次对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以及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程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进而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发展给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路。在林毅夫教授的学术研究中，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重中之重。仔细考察他的理论体系可以发现，在对中国和东亚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中，他尤其重视对发展战略的研究，甚至成为贯穿其理论始终的核心。林毅夫教授在深入研究中国和其它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倡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即成为90年代以来他的学术活动特色。虽然林毅夫教授研究领域广泛，学术成就卓著，但是，他本人一直认为这一理论体系是他已有的全部经济研究和经济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他以一贯之的学术思想所在。
(一)自生能力和计划体制的内生性
林毅夫教授用一个开放、自由和竞争市场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就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很显然，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预期不能获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投资，这样的企业除非政府提供支持，否则就不会存在。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里，企业的经营管理将影响其盈利能力，然而，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也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并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市场经济中，给定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一个企业只有在生产中采用最低成本的技术时才是有自生能力的。 而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决定于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裕或稀缺程度。因此，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的概念密切相关，两者都是由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欠发达国家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差距，就必须首先缩小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差距。
在任何经济中政府本身是最重要的制度(institution)。它的经济政策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企业面对的宏观政策环境。为了解释欠发达国家在收敛方面的成功或失败，林毅夫教授分析了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并将它们概括为不同的发展战略：(i)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试图鼓励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和技术时，忽视现有的比较优势； (ii)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尝试为企业按照经济中的现存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时提供便利。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一贯而不修改地遵循上述任一发展战略。然而，有些国家偏向于某个发展战略而成为该战略的典型。当然，遵循某种战略的国家，后来也可能放弃该战略。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因此，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将进入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生产中选择相对劳动密集型技术。然而，欠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常常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并推动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地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给定这个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相对丰裕，采取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如果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能够得以维持，那么遵循政府战略的企业就会遭致相当于采取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下的等成本曲线和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下的最低成本之间差额的损失。林毅夫教授将这个损失取名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policy burden)。因为政府要对企业进入和选择这个产业和技术负责，所以要承担企业的损失。因此，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政府必须对企业进行政策补贴(policy subsidy)，来弥补这一损失。
在真实世界中，补偿政策负担的补贴需要有多大，取决于政府倡导的产业和技术偏离经济的比较优势有多远。如果偏差比较小，那么政府就能够依靠税收激励或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企业进行补贴。然而，欠发达国家政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这一偏差常常很大，为了实现发展战略所定的目标，就需要有各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当欠发达国家政府追求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时，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通过管制压低利率，以便减少项目的资本成本。为了降低违背比较优势战略项目的设备进口成本，政府一般也会高估本币价值，低估外汇价值。利率和汇率扭曲一方面刺激优先部门和非优先部门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和外汇，另一方面也压抑了储蓄和出口积极性，因此减少了经济中的资本和外汇的供给量。这样就会出现资本和外汇短缺，政府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对资本和外汇储备实行配额分配，以便确保执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企业能够有足够资源执行战略任务。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此受到抑制，甚至被直接的政府配给取代。
1949年以后，中国逐渐从市场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一般论者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是国际学术界，以及一般民众，都普遍持有这一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开始动摇这一认识已经是改革多年后的事情，在中国，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才从政治的高度下结论。而早在80年代末，林毅夫教授及其合作者蔡昉、李周即开始着手从经济学角度推翻固有的结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才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因为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不得不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改采计划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林毅夫教授认为，制度选择受制于国家的发展战略。50年代初，中国的领导人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重工业资本高度密集，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投资周期长；技术较为先进，作为先进技术载体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投资规模大。而中国大陆当时资本非常稀缺，经济十分落后，以农业为主，农业剩余很少，资本积累率自然很低，因此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必然会很高，利率高则企业投资成本高。经济落后导致可供出口的商品很少，外汇短缺，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必然很高，从而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所需设备的进口。经济落后还使经济剩余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因此经济剩余非常分散，加上金融体系不发达，筹资能力很弱，资本不容易聚集。
因此，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存在尖锐的矛盾，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客观上需要政府出面，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以及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发展重工业的成本。在要素和产品价格被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为了以比较低的成本动员和集中分散的农业剩余，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来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但是，在农业家庭经营的情况下，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必然导致农民减少农副产品供给；在企业享有经营自主权的情况下，企业必然有积极性将经营所得用于职工福利、在职消费或其它非政府重点发展项目。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保证城市企业效率和农副产品供给，工业部门国有化，农业部门人民公社化。这样，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为逻辑起点，相继形成了以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
(二)自生能力与预算软约束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下，国家为优先发展项目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的目标受到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威胁。以计划配置代替市场竞争排除了国家考察企业相对经营绩效，并据此评价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可能性。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扭曲，国有企业盈亏主要取决于企业产出和投入的价格，经理人员的行为对国有企业盈亏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国家不可能仅仅通过考察企业的利润水平奖惩经理人员。当时这一体制在动员全国资源发展重工业方面十分成功，使大陆在资本稀缺、物质基础落后的条件下很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但是，其缺陷和不利影响极为严重。在微观方面造成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在宏观方面造成国民经济各种结构严重失调，城乡差距问题严重。宏观经济政策扭曲引起信贷、外汇、原材料以及其它产品的供求全面失衡。
改革前国家每次尝试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后，总是要再次收回，以控制工资过快增长，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活乱”循环现象。林毅夫教授认为，这些都根源于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经济体制改革从微观环节的放权让利入手。继而进行了资源配置制度的改革，逐步由市场配置资源。但是，宏观政策环境方面的改革却相对滞后，结果导致制度结构不配套，出现以“瓶颈”制约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加剧，腐败现象滋生，体制及政策周期性复归，即“活乱循环”现象，并导致增强大中型国有企业活力、缩小地区差别等目标迟迟不能实现。
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绩效差问题主要出在企业产权不明晰上，把希望寄托于旨在明晰产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教授认为上述“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既无助于解释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可能演绎出错误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后，竞争性的市场开始出现，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由隐性的问题变成显性的问题，而且，还出现了养老保险和企业冗员等社会负担问题。因为企业会利用政策性负担作为借口，要求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的，也因为政府很难逃避这种责任，企业的预算约束因此软化。一旦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企业的经理人员就没有压力提高生产率，将会追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和其它道德风险的行为。企业实际得到的补贴将会大大高于政策性负担所增加的成本。可见，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产生的根源。
国际上以科尔内(Kornai)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根源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因为国家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所以就天然对国有企业怀有父爱主义，以至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无法硬化。由此推出的结论必然是：解决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必须首先实现国有企业产权的私有化。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主流经济学给对转轨经济开的一揽子改革药方，即休克疗法，主张转轨国家应该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体制良好运行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要求有一个真正的私有部门；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私有化得以缓解，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之前进行，必须有一个全面“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证明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企业自生能力和预算软约束问题的论断。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忽视正是主流经济学理论难于对改革和发展问题有指导意义的原因。
(三)发展阶段、金融体系的内生性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全面实行了计划体制，金融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渐渐恢复，还开设了一些新的金融机构。但是，量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了，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后重建的金融体制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残余，还十分不完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更加明显，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也显得更加迫切。林毅夫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强调，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的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又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的“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主权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上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证券市场，基本上也都与非国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成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教授认为，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产业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差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林毅夫教授得出结论，现阶段我国最自生能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利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但是大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所以发展市场化的中小银行即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在强调发展中小银行的同时，林毅夫教授也指出，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产生严重的银行金融风险。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中小银行并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产生低效率。
(四)比较优势与中国IT产业的发展
在东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窘境的大背景下，中国兴起了一股IT产业热潮，许多人鼓吹通过大力发展以IT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解决目前的经济困难，并争取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更有人叫嚷，传统的经济学已经不适应所谓的“新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必遵循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基本经济规律，比较优势原理已经过时。林毅夫教授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他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批驳了这种带有强烈“赶超”色彩的错误主张，并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发展IT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看法。
林毅夫教授指出，发展IT产业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IT产品和服务的应用，一是IT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显著标志，它所提供的便捷服务能够大大增强已有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发挥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比较优势。比如传统的纺织业在经营管理中也可以大量使用效率更高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取代传统技术手段，加强存货、信息处理、广告等的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应该根据成本效益的原则在经济发展中积极应用先进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只要能够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我们就应该在传统产业中引入IT技术和服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也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但是，怎样发展我国的信息产业，侧重点在哪里，则存在很大分歧和误解。
信息产品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硬件和软件。林毅夫教授对这两个部分分别加以分析。他强调，硬件产品的生产仍然需要大量常规要素投入，其中一部分是相当资本密集型的，如英特尔为开发一代芯片产品而设计、使用的生产线要花费10亿美元以上，一般只有一年即被淘汰。这些并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之所在，不应不惜一切代价强行发展。还有一部分硬件产品的生产则属于劳动密集型，如计算机组装，计算机键盘、显示器、外壳甚至许多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等，这些都是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应该大力发展。
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主要依靠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独立，在这方面我国大有可为，仍然可以发挥比较优势。物质资本积累一般需要很长时期，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物质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差距很大，而且不是短时间能够弥合的。但是，人力资本积累则不同，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至多也就一代人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只要办好教育事业，加上本国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短时期里完全可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差距。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只要我们下大力气办好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教育事业，努力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用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效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在软件产品开发、生产方面我们就会赢得比较优势，特别是在市场前景广阔的中文软件产品开发和生产方面更是如此。
通过分析林毅夫教授得出结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发展信息产业同样有效，两者并不冲突，我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应该加以坚持。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我们必须与发达国家有所分工，现阶段应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开发、生产为主，不能不顾实际经济效益去发展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开发、生产。他指出，从实践看，我国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一般也都是从事具备比较优势的经济活动。
林毅夫教授尤其反对不顾国情片面追求高技术含量。他指出，信息产业的研究开发(R&D)投入很大，对制造业的专业技术条件要求很高，属于高度资本密集的、高风险的活动，并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劳动力相对充裕、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IT产业的技术发展已经日益成熟，技术创新越来越集中于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实力单薄的中小企业影响力大大下降。1998年惠普、英特尔和IBM三家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加总已经相当于我国全部科研经费，即使考虑到我国科研人员待遇低的因素，劣势仍然十分明显。我们不可能撇开其它科研项目，倾全国之力专门进行信息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开发。
他认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会导致中国技术水平、产业结构永远落后，进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落后和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相反，由于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快，资本由相对稀缺逐渐变得相对丰富，而劳动则由相对丰富逐渐变得相对稀缺。适应这种资源禀赋的变化，产业结构会自动做出调整，逐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经济的技术含量相应提高，到那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三、农业监督问题与农业制度变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我国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林毅夫教授就是从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开始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的，并以此奠定了他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对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集中体现了他在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他的开拓性工作在国际经济学界掀起了越来越强大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热潮。
(一)农业监督问题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中国改革肇始于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也最成功。然而，如何用经济学解释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并为农村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中国农村改革发生之前，不仅仅国内在意识形态上认为农业集体生产优于个体劳动，农民在集体合作社中的劳动积极性应比在个体家庭农场中的高，而且在国际经济学界，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也认为，大量理论研究都表明，一个合作农场的资源配置至少从长期来看是有效的，农业劳动是存在规模经济的，对劳动努力的激励可能要大于私人农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是持赞赏态度的，甚至认为是落后国家农村发展的典范，解决了农村贫困和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分化难题。如果从集体耕作制向以单个家庭为基础的个体耕作制转变的制度变迁是这一时期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那么未来的改革就应该巩固农户个体耕作的地位，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发现从集体耕作制转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有损于农业生产，而且它的有害影响为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其它改革引起的产出增加和其它改革措施引起的产出加速增长而得到补偿，那么，重新集体化将是合乎逻辑的进程。实际上，1988年以后，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确实存在一种很强的声音，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应该重新将土地集中起来实行集体耕作，加强农业的社会主义因素，有的人甚至认为当初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得不偿失，不应该放弃集体耕作制度。这种声音往往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突出而凸现出来，不断引发争议和思考。
林毅夫教授在国际学术界首次将监督理论引入农业合作社理论研究中去。在集体生产中，生产队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同劳动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生产队成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但是，与工业不同，农业作业天然具有地域空间上的分散性和时间上的季节性，劳动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监督成本高昂，结果分配制度(主要是工分制度)中平均主义严重，生产队成员劳动激励低下，导致集体农业耕作制度效率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十分棘手的劳动监督问题，农业生产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农民为自己劳动，劳动积极性高昂。他构造了一个工分制下的生产队模型，正式将监督概念引入实证模型，来作为工分制决定因素的论据。
他的研究发现，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化肥施用量增加的贡献占32.2%，其它制度改革的贡献十分微小，不过，化肥和其它投入要素使用量的增加可能是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的结果，提价的贡献占15.98%。地区粮食自给政策的引入导致了土地生产率的上升而非下降。中国农地资源十分有限，而且人口众多，大部分人口和劳动力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粮食运输和储藏设施极端落后，加上收入水平低下，农村人口不仅必需在当地进行食粮食生产，而且不得不为了生存将大多数可耕地用于粮食生产。这些技术上的或外部的约束严重地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即使没有地区粮食自给政策也一样。从而雄辩地证实了1978-1984年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制度变迁。
林毅夫教授的这一研究也解释了与1978-1984年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原因高度相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1984年以后中国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又大大放慢？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一次性的突发效应，到1984年全国范围内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这种制度变迁的冲击已经释放完毕。另外，农业的发展和农村市场化政策的逐步实行，使得农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加速从种植业向非农产业转移。1978-1984年间化肥施用量增加很快，以至化肥投入的边际生产力下降，1984年以后化肥使用的增长率急剧下降。1984年以后国家农产品收购牌价也因为1984年农业丰收而急剧下降，以至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下降。所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1984年以后的长时间里中国农业发展速度有所放慢。
他的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该文荣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2000年又被出版〈科学文献索引〉和〈社会科学文献索引〉的ISI Thomson Scientific公司评选为在1980年至1998年间各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引用率最高、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该次评选大陆共有47篇文章入选，林毅夫教授的这篇文章是其中唯一一篇经济学领域的文章。
(二)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和大饥荒的研究
如果说家庭耕作制度优于集体耕作制度，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中国1958年以前农业集体化运动在生产效率方面取得的成功？以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国际经济学界的多项研究表明，1952-1958年中国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指数都比较高，表现出轻微的上升趋势，而1959-1978年间一直处于比前一时期达到的总要素生产率指数低20-30%的水平，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才显著上升，到1983年时已经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1959-1961年中国农业发生大危机，饥荒波及全国农村，因饥荒死亡3000万左右农村居民。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一重大问题经济学界长期保持沉默，80年代以后国外经济学界才开始有所研究，但是局限于以下三种解释：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内部管理不当加外部政策失误；公社规模太大造成社员劳动缺乏激励。林毅夫教授以经验资料检验了这三种假说，发现这些假说都与经验事实不符，上述原因不是导致此次农业危机的主因。
林毅夫教授用博弈论的观点解释了这场大危机。农业生产天然具有时间上的季节性和空间上的分散性，农业生产活动不可能集中于一个时点或地点上，而且包括连续从一种类型的农活向另一种农活的转变，而且由于它依赖单个劳动者在生产经营中对湿度、气温和其它气候条件做出迅速决策，要对农业劳动者的劳动进行密切的外在监督是成本极高的，以致于不可能实现。因此，在一个农业合作社中，外在监督一般是非常粗的，大致接近于没有外在监督的状态。对农业劳动的外在监督十分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公社的成功，只能依靠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成员承诺提供同他为自己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但是，这种自律合约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才能维持。在一个合作组织里，如果成员拥有退出的自由，那么该合作组织的性质就是“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的，如果退出自由被剥夺，其性质就变成“一次性博弈” (one-time game)。
在1958年以前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农民退社的自由受到相当的尊重，农业集体组织的性质是重复博弈的，因此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态势。当时政府虽然积极动员农民加入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组织，但是，自愿原则总的看还是得到了很好的维持。然而，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这种退出权被剥夺，农业集体组织的性质因而演化为一次性博弈，自我实施的协议无法继续维持，集体组织中的勤勉的成员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遏制其他成员的偷懒行为，惩罚变成不可置信的威胁，结果必然是农民劳动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滑坡，酿成现代社会十分罕见的大灾难。生产之所以会滑坡，是由于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自我实施的协议，每个成员都允诺对自己进行管束。但是，只有当集体组织成员在其他成员不履行协议就有权退出这个集体组织时，自我实施的协议才会得到充分的尊重。一部分集体组织的解体犹如集体化运动的安全阀，它使自我实施的协议的潜在违规者认识到履行协议符合自身利益，偷懒将受到集体组织解体从而个人利益遭受损失的惩罚。但是，热心于集体化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受到集体化运动初始成功的鼓励，对一些人退出集体组织做出不同的理解，视这些人为集体化运动的破坏者。为了组织其它集体组织进一步走向瓦解，并提高全国的集体化水平，强行剥夺农民的退出权，于是集体化从一个自愿的运动变成一个强迫的运动，安全阀被取消。如果集体化运动性质的变化是渐进的，则农业绩效的变化也会是渐进的；如果这种变化十分迅速，则破坏性的农业危机，如1929-1932年的苏联和1959-1961年的中国那样，也会迅速到来。
虽然农业合作社有许多理想主义的吸引力，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却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失败告终。农业合作社中的劳动者激励太低是失败的原因，经济学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对于激励太低的原因却存在激烈的争论。一派经济学家认为，观察到的过低激励是由外部问题引起的，如官僚主义管理、平均主义分配、榨取性的外部环境 。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Amartya Sen，1966年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在这篇论文中他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努力可以充分计量，而得出合作农场中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会高于个体农场的结论。 在Sen的鼓舞下，这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推断，如果消除了那些外部负激励(anti-incentive)政策，合作社中的劳动激励可能会高于家庭农场。
另一派经济学家虽然承认外部政策的负激励效应，但是他们仍然认为，由于团队生产中存在着劳动监督努力的固有困难，农业合作社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林毅夫教授也属于这种内因学派，农业合作社中的高监督成本的影响在林毅夫教授早期的论文里被正式模型化。内因学派关于农业合作社监督成本高昂的观点与农业经济学文献终于农业生产性质的一般看法相一致。不过，如果农业合作社的失败是由内部原因造成的，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成功的例外？这种成功的例外在各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早期更容易见到。这个谜团对内因学派是个理论挑战。虽然林毅夫教授1990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文章《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目的是分析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它也对这个谜团提供了解释。
林毅夫教授的这一思想在经济学界引起热烈反响，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还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期讨论，这在国际学术界十分罕见，直到今天，仍然断断续续有文章讨论这一问题。至于1959-1961年中国发生的大饥荒，传统的观点一般从供给角度考虑问题，将之归咎于粮食产量的剧烈下降，农业出现灾荒，或者发生战争。林毅夫教授对这一观点发起了挑战，他认为除了粮食产量下降外，中国当时所采取的城镇居民优先的粮食分配政策也是导致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林毅夫教授指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从1953年起，中国中央政府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只能支配完成了上缴定额之后所剩下的那部分粮食。对城镇居民，政府则按照补贴价格定额配给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农民不得不承担粮食减产的全部后果，饥荒只可能在农村发生。引起1959-1961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1)粮食产量锐减；(2)城镇居民和农民对粮食的占有权不对称。为了进行经验分析，林毅夫教授和他的合作者杜克大学的杨涛教授使用1954-1966年中国28个省的时间序列和分省数据数据。计量分析结果不但证实了他们的看法，而且表明政策因素比粮食减产所起的作用更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假说，反驳了传统的食物供给不足是导致饥荒的唯一原因的理论。
这是国际经济学界关于饥荒成因，特别是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的首例经济计量研究，主要成果发表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2000年1月号上。
(三)关于中国农业生产率变化的研究
我国农业生产率在20世纪50年代初持续上升，而在1959年崩溃以后一直到80年代才恢复到50年代初的水平上，对这一经验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林毅夫教授提出的退出权假说之外，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教授也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他用统购统销制度的推行和取消来解释这一现象。按照拉迪的解释，我国1953年开始推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时，各地区的统购量或统销量和它们的比较优势基本吻合，所以50年代农业生产率不断上升，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统购统销量的变化逐渐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的变化相背离，于是农业生产率下降。直到80年代统购统销制度被废除以后，农业生产率才又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在他及其他一些学者看来，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我国农业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地区粮食自给政策，地方政府别无选择，只有迫使各集体生产单位在气候、土壤状况更适合种植其它农作物的地区种植粮食。 那么到底是哪个理论假说更有解释力呢？林毅夫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严格的实证研究。
验证地区粮食自给政策假说最严重的困难是无法获得省级的重要农业生产投入数据，估计地区粮食自给政策对各省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时，这些数据是必不可少的。林毅夫教授使用各省1952年到1990年的粮食、棉花、油料时间序列产出数据，采用虚拟现实法来估计该政策对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如果假定主要是地区粮食自给政策而非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那么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这种下降应当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土地生产率的下降。土地生产率的差别与各地区在土地肥力、土壤结构、降水、日照和灌溉方面的特征紧密相关，而这些特征却体现了传统农业中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然而，当我们使用省级数据，并把50年代早期的种植结构作为研究参照点时，发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采用地区粮食自给政策之后的大多数年份里，农作物种植结构偏离了采用该政策之前的种植结构，但是，土地生产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异常波动时，下降最多的年份也只是下降了2%。
对于这一计量结果，林毅夫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首先，中国是一个耕地稀缺，人口众多的国家，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那里粮食储运设施很少，并且十分简陋，因此农村人口不仅必须在当地进行粮食生产，而且还不得不为了生存将大部分耕地用于生产粮食。这些技术的外部束缚严重地限制了地区专业化程度，即使没有政府实施或解除粮食自给政策也会如此。所以粮食自给政策的实际影响是很有限的。
其次，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介入并不必然与地区比较优势法则相互冲突。当农民在自由市场体系下配置资源以利用比较优势时，他们不仅会考虑由每个地区的自然禀赋、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综合决定的产量差异，也会考虑运输成本、储藏成本和其它交易成本。如果政府的介入减少了交易成本，方便了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作物生产的扩大，那就会有效率增进，而不是效率损失。
第三，潜在的地区比较优势的实现，不仅有赖于农民是否可以自由选择耕种的农作物品种，也依赖于交通运输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如通讯设施、仓储设备、非中性技术进步，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的途径。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逐步改善，基于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
(四)当前农村问题的根源、通货紧缩的成因与对策
至于造成当前农村问题的原因，林毅夫教授也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这些问题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健全，政策不配套，政府自身改革滞后造成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是深化市场导向的农村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避免对农村经济活动进行不适当的行政干预。要坚决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及地区粮食和食品的自给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金融制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和市场制度建设。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和村级组织的职责减少，自然不需要那么多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各项费用支出也会随之下降。这是解决农民负担等农村问题的釜底抽薪之举。农村发展必须实行新的以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为核心的战略，放弃过去以增加农产品产量为核心的旧战略。
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困境。对于通货紧缩的成因和对策，众说纷纭。林毅夫教授从中国国民经济实际出发，批判了各种关于需求萎缩的论调，也反驳了从产权角度所作的分析，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总供给和总需求增长状况的考察，林毅夫教授指出，严重的供给相对过剩是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
关于解决由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所引起的通货紧缩对策，林毅夫教授反对那种只顾眼前，不顾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改革大局的饮鸩止渴行为，而是再次将目光转移到广大的农村，主张通过开展新农村运动，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来引导中国走出目前的通货紧缩困境，将治理通货紧缩与中国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农村市场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新农村运动可将此潜力释放出来。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重新启动经济必须主要依靠民间的力量，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政府的投资活动应能够刺激消费需求，增加非政府部门投资机会，降低其投资成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全符合条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也是长期以来城乡没有协调发展的结果，现在到了纠正这种偏差的时候了。我们这里所提倡的新农村运动，就是指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推动农村社会经济事业的进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他通过研究发现，与城镇地区相比较，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交通、通讯条件很差，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行路难、通讯难的问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电力供应质次价高，广播电视事业落后，卫生文化福利状况很差，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既不利于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又使得农村缺乏享受城镇居民目前已经享受到的现代消费所必须的物质条件，是目前生产能力过剩的重要原因。所谓经济出现普遍过剩现象，主要是对城市市场的描述，广大农村市场远没有达到饱和。如果能够成功开拓农村市场，就可以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提高全国居民的整体消费倾向，从而放大投资乘数，增加投资的获利机会。这样，国民经济就可以走出目前的恶性循环。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修筑乡村公路，架设乡村电网，建立自来水供应系统和广播电视接收、发送装置等，投资规模一般不大，投资较为分散，与主要为城市服务的基础设施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可以对启动经济很快发生作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对包括耐用消费品在内的城市产品的购买力。另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直接对农村经济产生关联效应，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农村经济活动的物质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十分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如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会形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提高，农村消费需求增加，消费品、投资品生产扩张，城市就业增加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四、技术变迁、制度变迁理论
技术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可是，一般主流经济学却将其设定为既定的前提而不加专门研究。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一样，应该作为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加以研究。研究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和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制度变迁的原因，将不仅能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服务，而且对经济发展理论本身也是一个贡献。基于这种认识，林毅夫教授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选择了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他对诱致性技术变迁学说中的两大理论假说，即市场需求诱致性假说和资源禀赋变动诱致性假说，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利用中国农业技术创新实践分别对之进行了经验检定。他将这些理论假说推广运用到分析中国非市场的制度环境中去，从而扩大了理论的适用范围，并根据中国的经验对原有理论假说加以检验和修正。
(一)制度、技术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林毅夫教授将制度变迁分为两类：诱发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发性变迁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和人口增加，会使一个社会中某些原来有效的制度安排变成不再是最有效的，因此新的制度安排就可能被创造出来，以取代旧的制度安排。由于制度变迁所需要的费用通常极高，除非新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个人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不会产生诱发性的制度变迁。但是，这种由市场自发诱致制度变迁的情况很难出现。而且，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搭便车”问题。因此，仅仅依靠诱发性过程所提供的新的制度安排将少于最佳的制度供给，需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他还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国家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指出国家和意识形态既可能对制度创新起有利的促进作用，也有可能阻碍制度变迁的发生、发展，关键在于掌握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大权的统治者是否能够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制度安排。
林毅夫教授强调，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因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1)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2)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者说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分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开发新技术的投入很大而失败的概率很高；相对而言，模仿和购买技术所需的成本就要低得多。发达国家由于处于技术的最前沿，因此必须通过自己从事研究和开发才能实现技术进步，以致这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成本高，总体的进步慢；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在选择技术进步的实现方式上具有后进优势，可以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即使用买专利的方式，许多研究证明，其技术成本也只是原来开发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更何况，购买的技术一定是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因而可以避免研究开发失败所可能产生的大量损失。
日本经济从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经济从6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也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这些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奇迹，他们依靠的就是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以引进技术来实现技术快速的进步和经济快速的转型和增长。
中国经济从1978年底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才走上和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同样的快速增长的道路。在1978年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远大于日本于5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于60年代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如果利用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能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那么单单利用这个技术差距中国经济应该就有可能维持近50年的快速增长。而且，在70年代时，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潜力大；同时，中国的资本积累率每年高达GDP的40%左右，为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些因素表明，中国发展的潜力大，至少可以有50年的快速增长。从1978年底的改革到现在才20年，因此，中国经济应该有可能再维持3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
(二)对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的实证研究
林毅夫教授概括了国际经济学界对科研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的研究成果。国际经济学界对技术变迁内生化方面做出的努力循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是关注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另一条关注的是市场需求因素。第一条代表性的是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它假定一种要素相对价格的提高会诱致能节约该要素的技术类型的创新。该假说的核心是，如果没有市场扭曲，要素相对价格将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水平和变化，农民会被诱致去寻求能节约日益稀缺因而日益昂贵的要素的技术。因此，从一个社会的角度看，研究机构在决定其技术创新方向时，应将要素稀缺性考虑进去。第二种路线是施莫克勒-格里克斯假说，它假定在其它情况不变时，对一种商品的新技术可得性，是对该商品的市场需求的函数。发明一种新技术的相对收益取决于适于该技术的商品的价格和市场规模。因此，最优化要求一个科研机构将资源更多地用于开发应用于那些具有较高价格或较大市场规模的商品的新技术。
这两种诱致性技术创新路线在决定研究资源的分配上实际是互补的。如果只了解什么样的研究类型是与来自于要素相对稀缺性的需求一致的，这仅回答了问题的一半；要做到有效分配科研资源，一个研究机构还必须了解，在存在许多潜在的具有相同的要素节约特性的新技术时，哪一种技术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例如，假定一个经济中土地相对稀缺性的增加会诱致农民去寻找节约土地型技术，与农民的需要相对应，一个研究机构也可能会将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可望具有节约土地特性的种子改良研究中去。不过，在一个经济中的各种农作物中，研究机构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那些种植面积较大或价格较高的农作物给以更多的考虑。
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和施莫克勒-格里克斯假说都内在地假定，要素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的。不过，只要技术投入市场不受限制，这两个假说同样适用于那些初级要素(土地和劳动)市场交换受到禁止，而且产品的市场交换也受到限制的经济。因为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一种要素投入在一定时期变得越稀缺，该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品就会越增加，因此，收入最大化动机会诱使农民去寻找那些能节约日益稀缺的要素投入的技术类型。尽管由于初级要素市场交换受到禁止，而且它们的相对价格也不存在，然而一种要素边际产品的增加会带来同市场经济中一种要素的价格提高同样的信号。总之，当要素市场存在完全竞争时，任意给定的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就等于它们的相对边际产品。因此，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也适用于一个即便是初级要素的市场交换完全受到禁止的经济，施莫克勒-格里克斯假说也一样。从研究机构的角度看，将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具有较大市场需求的商品仍然是最优的。在一个土地和劳动的市场交换受到禁止的经济中，要素相对稀缺性对技术选择的影响与一个土地和劳动市场具有完全竞争性的经济中要素相对稀缺性对技术选择的影响类似。林毅夫教授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上述推论进行了严格的计量检验，完全证实了他的看法。
林毅夫教授沿着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的路径，进一步将市场规模因素引入技术变迁理论之中。技术变迁是农业增长所依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现代社会，农业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主要是公共或私人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主动研究的产品，研究本身需要花费资源，并生产出其它经济部门所需要的信息和物质，因此，科研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可以对之进行经济学分析。国际经济学界关于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和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研究资源的方法是将之用于节约日益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技术创新。第二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有效配置研究资源的方法是将之用于产品的市场需求较大的技术创新，一种商品的技术创新率是对该商品市场需求的反应。第三种理论认为，一个分散的公共研究体系可以按照上述两个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有效地分配研究资源。国际经济学界已经有许多研究分别检验在市场经济中的这三种假说。林毅夫教授则利用从中国公共农业研究机构收集的经验资料，在国际上第一次同时对这些假说进行了检验。
(三)对我国杂交水稻技术创新的研究
杂交水稻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应用是新中国自1959-1961年以后取得的最重要的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它的出现大大缓解了中国的粮食供给问题，依靠杂交水稻的高产，中国初步解决了粮食供需紧张问题，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人口的粮食供应和营养状况。杂交水稻技术创新对中国农业，特别是南部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创新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国内经济理论界更是没有人涉足。与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绿色革命相比，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创新并不逊色，可是前者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有大量研究问世，而后者则无人问津，反差实在太大。林毅夫教授在国际上第一个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杂交水稻创新问题，并且利用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创新实践检验和发展了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假说。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是技术变迁。这也是林毅夫教授对制度经济学做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他研究技术变迁起始于对中国采用杂交水稻技术的实证研究。他首先以杂交水稻这一在当时算是十分高级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扩散为例子探讨了中国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决策是怎样做出的，以及农业耕作制度变革是如何影响这一决策的。根据Griliches (1957) 等的先驱性研究，已有无数的经验和理论研究揭示出，市场经济中的技术创新决策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决策，动态和静态的比较优势决策是决定技术创新采用与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然而，直到林毅夫教授开始涉足之前，对集中计划经济中的技术创新采用决策的研究却很少。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半矮杆水稻品种在整个亚洲得以引进和迅速传播，引起产量惊人地增长。但是，水稻总产量和生产率的增长已经达到顶峰，并且开始下降，国际学术界有许多研究都对这种情况表示了严重的忧虑。生产率下降现象也已经在试验田中得到证实，试验田和农民大田耕作的产量差距已经消失。生产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自第一个现代品种出现以来，产量上限没有重大突破。如果现有的产量上限得不到突破，亚洲人口增长率就会超过水稻产量增长率。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表明，杂交水稻与常规的当代水稻品种相比具有潜在的生产率优势，它有可能成为亚洲其它地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候选作物品种。
研究显示，杂交水稻对常规水稻现代种子的产量优势约为15%，而它在物质成本和劳动需求上却没有任何重大差异，不需要为了改种杂交水稻就不得不增加现代要素投入。直到几年前，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的国家。中国在杂交水稻技术开发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被认为是70年代世界稻种繁育方面所取得的最显著的技术成就。由于中国政府过去常常用政治压力来推广某些技术，所以国际经济学界有人怀疑中国杂交水稻的快速扩散可能是由经济比较优势以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的。
林毅夫教授在国际上第一次对中国这样一个集中计划经济中的新技术采用行为进行了研究，填补了在集中计划经济中的技术变迁，以及技术变迁与制度之间相互关系方面的文献空白。经验证据表明，集体耕作制度下的杂交水稻推广扩散主要是过去经验的函数，盈利性似乎不是采用决策中的主要考虑因素。与经济理性的这种偏离可能反映了集体耕作制度下政府对杂交水稻技术采用的干预程度比较强。这一证据证实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如下论断，即中国在推广杂交水稻时利用了政治压力。
林毅夫教授也同时利用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创新案例探讨了农业耕作制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集体耕作制度通常被认为是可以在不发达经济中加速新技术扩散的方式，中国杂交水稻的扩散为检验集体农业耕作制度和家庭耕作制度在新技术采用上的相对优势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正如所预期的那样，经验证据表明从集体耕作体制向家庭责任制度的转变已导致杂交水稻采用行为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与集体耕作制度下的决策者不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民对杂交水稻技术采用问题的反应是与理论模型的预期相一致的。这意味着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盈利性是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时期杂交水稻技术采用率会有差别的主要因素，政治压力已经不起主导作用了。不过，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也导致杂交水稻技术采用函数的截距项下移。这一负效应可能是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瓦解或政治压力减轻的结果。如果前者是截距项下移的主要原因，那么政府就应该重建原有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增进先进适用农业技术的推广扩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林毅夫教授对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创新的研究并不限于这些，他还利用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创新的经验事实对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重新研究。国际经济学界有一个公认的假说，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种给定商品的技术创新率是这一经济对该商品市场需求的反应。这一假说首先由格里克斯于1957年和施莫克勒于1966年研究并经过经验检验。 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假说在市场功能受到限制的集中计划经济中的有效性却没有得到检验。中国杂交水稻的创新与扩散正好为检验在集中计划经济中技术变迁对最终市场需求的反应程度提供了机会。在《中国的杂交水稻创新：一个集中计划经济中市场需求诱致的技术创新研究》一文中，林毅夫教授通过对中国杂交水稻的创新和扩散的分析，来研究在一个集中计划经济中，农业技术创新机制，以此检验施莫克勒-格里克斯假说在一个市场功能受到很大限制的集中计划经济中是否仍然有效。
杂交水稻技术是一种更优的繁育稻种方式的发明，与杂交玉米和其它新型农业技术一样，杂交水稻是有地区特征的，即它不是一种马上能在全国各地适用的独特发明，适用的杂交种子必须在各地区分别开发。因此，一个具体地区适宜的杂交水稻种子的可得性取决于该地区分配到进行适宜杂交种子创新的资源数量。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主要是受到管制的，而且地区之间差异很小，所以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取决于该地区水稻的种植面积。这样，一个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越大，该地区将资源分配到水稻品种改良研究的资源就越多，该地区的可得的新品种(包括常规稻种和杂交稻种)也就越多。因此，中国杂交水稻采用率的地区差异可以被解释为适宜的杂交水稻可得性的地区差异，它是由水稻种植面积的地区差异所诱致的。经验证据表明，一省的水稻种植面积是决定该省农科院将资源分配到水稻研究中的重要因素，它也是该省杂交水稻采用率的重要因素。这就验证了格里克斯-施莫克勒假说。经验证据也表明，一省杂交水稻的采用率受杂交水稻盈利性及该省劳动/土地比率的影响，与希克斯-速水-拉坦的要素稀缺性诱致的技术创新假说相一致。经验研究的结果表明，尽管在经济决策上存在很高程度的政府干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集中计划经济中，对水稻研究的资源配置及杂交种子的推广扩散，也是经得起经济分析检验的。
为了研究农民教育水平对杂交水稻采用率的影响，林毅夫教授构造了一个关于技术采用的有价证券选择模型，并且使用湖南五县500户抽样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户主的教育水平对杂交水稻采用概率与采用密度都有正的影响，从而支持了教育在新技术采用决策中具有积极作用的理论假说。由于技术变迁是农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林毅夫教授的研究也支持了增加国家农业教育投资能促进农业技术变迁的观点。
(四)杂交水稻技术创新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
现代水稻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国际经济学界就此项技术创新发生的争论主要在于它的平等含义。一方面，有些研究者认为，来自现代水稻技术的收入一直被不平等地分配着，大农场主比小农场主受益多，能够确保灌溉的地区比不能确保灌溉的地区受益多。他们也认为，现代水稻技术是规模中性的，其对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影响依赖于农场主能否得到必要的要素投入，包括信贷投入。另一方面，则有一些学者认为，尽管最初小农场主和佃农在采用新技术上会落后于大的农场主，但他们不久便会赶上，并最终使采用新技术的过程不随农场的规模或农场主的租佃身份而有所不同。这些作者还认为，从长期看，穷人会因为粮食价格的下降而受益。
这两方面观点的作者们所做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于讨论水稻生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即对采用新的水稻技术的农户和未采用新的水稻技术的农户之间的收入分配的影响。然而，发展中国家农户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上的不完全专业化。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从水稻种植中获取的收入只是其收入的一部分，而从其它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中获取的收入在其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林毅夫教授通过考察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创新实践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应用一个多部门框架来考察现代水稻技术对农户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前的研究使用的多是单部门模型，从中得出的结论在多部门模型中未必适用。现代水稻技术的引进可能导致农户生产组合的变化。在引进现代水稻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农户将采用这种技术，并将资源从非水稻产品的生产重新配置到水稻的生产，从而提高水稻产量。而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农户则会将其生产从水稻转向其它产品。因此，从单部门来看，现代水稻技术的引进有助于收入的集中化，不管是集中于水稻还是其它产品。但若考虑农户的全部收入，收入的集中程度就会降低。实证检验的结果与理论模型的含义一致，当一种水稻新技术可供应用时，在采用这种新技术上存在比较优势的农户将采用这种新技术，并重新配置自己掌握的资源，以提高水稻产量。而从未采用新技术的农户将作出相反的反应。作为两类农户进行生产组合调整的结果，水稻收入更加集中于采用新技术的农户，而来自水稻种植以外的收入更加集中于未采用新技术的农户。因而，若考虑一种收入来源，那么水稻新技术的引进似乎加剧了农村收入的不平等。但是，如果考虑农户的总收入，那么由于调整中的相互抵消效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就会减轻。在本文研究的地区中，对于农户总收入在两类农户之间的分配而言，杂交水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五、对中国粮食问题的研究
粮食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问题，特别是1959-1961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使得中国粮食问题给中国人民和国际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届中国政府都对粮食问题高度重视，稍有风吹草动就十分紧张。因此，研究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作为最初以研究农业问题著称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同样对粮食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走在国际其他研究者的前面。
1984年以后中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出现徘徊，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再次扩大，农民负担苛重，农村社会经济矛盾激化。1994年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国际上掀起了一场“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大讨论，一些人预言下个世纪中国将导致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一时间乌云密布，中国粮食问题好象已经危在旦夕。
其实，林毅夫教授早在1991年就已经着手系统研究中国粮食的增长潜力问题。他的研究显示，即使光合作用效率保持不变，中国粮食作物单产提高的潜力依然很大。再退一步讲，即使象布朗等人所说的那样，世界粮食最高单产已达生物极限，不能提高，中国粮食单产平均水平提高的潜力(全国最高单产和大田实际平均单产差额〕仍然相当于实际单产水平的1.5～3.5倍。一般认为粮食产量增长能够超出人口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以此为目标，并假定2030年之前人口年均增长率不超过80年代年均1.48%的水平，那么中国仅仅通过挖掘现有光合作用效率和最高单产水平下的粮食单产潜力，就能够在下个世纪成功养活自己。
制约我国粮食单产平均水平提高的技术约束包括农作物特征、环境条件、土壤条件、病虫草害和气候条件，其中农作物特征影响最大，约占50%。育种科研可以改良农作物的基本特征，消除这些技术约束。即使用传统技术方式进行育种科研，成功的可能性最高也可达90%以上，其中三分之二左右的限制因素得到克服的可能性在70%~90%之间。目前生物技术育种科研成功的可能性低于传统技术，但是发展前景非常光明。如果考虑科技进步，育种科研成功的可能性还会提高，足以支持中国粮食总产量在未来三、四十年再翻一番。90年代以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上升，资源禀赋条件发生变化，已经开始丧失生产粮食的比较优势。解决粮食问题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尤其是粮食市场，以便有利于全国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合作，粮食生产重点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转移。
林毅夫教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增长潜力巨大，但是，通过扩大播种面积来增加产量的可能性很小，只有不断提高单产才能在播种面积不扩大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增加粮食总产量。技术进步是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单产的根本方法，需要考虑的是选择适合中国粮食生产实际情况的技术进步。一般而言，在一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下，粮食生产的单产水平是在三种技术性因素的共同制约下达到的：(1)现有的品种资源；(2)耕作管理水平；(3)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条件)。致力于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的农业技术研究也要从上述三个方向努力。从我国粮食生产所特有的资源条件来看，育种科研从要素节约的角度讲，是最符合我国资源禀赋的一种技术选择。
由于育种科研所带来的单产提高是我国粮食生产进一步增长的关键，而科研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又是使粮食单产获得最大限度提高的必要条件，因此，需要找出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限制因素，并了解我国粮食单产水平的增长潜力，然后考虑育种科研成功的可能性，总结出我国粮食作物育种研究投入的优先顺序。
农业科研优先序研究的基本假设来源于国际水稻研究所70年代对水稻生产制约因素的分析。林毅夫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构造了一个可操作的产量差模型：估计有关单产指标和单产增长潜力，把单产损失分解到具体的生产限制因素上，建立技术需求的优先结构。然后建立农业科研投入的优先序：在考虑育种科研的预期可能性基础上，计算农业研究挽回损失、成本收益比率和优先顺序。研究表明，我国粮食单产的提高基本上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莱斯特·布朗关于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猜疑。
林毅夫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过去成功养活自己的关键在于农业科研、现代农业技术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中国政府将来放弃粮食自给自足政策，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丧失了养活自己的能力，而是恰恰相反，伴随贸易自由化而来，除了出口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中国还可能出口更多劳动密集、附加价值高的食物。就价值而言，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食物净进口国，而且资源配置的改善将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和用于饮食的家庭预算，中国人民甚至会更好地养活自己。二十一世纪中国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自己在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从经济合理性考虑最佳粮食产量可能并不是达到百分之百的自给自足。粮食是耕地密集型产品，中国恰恰是个耕地稀缺的国家，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将劳动力更多地用于生产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和种植劳动密集型的农作物，通过国际贸易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这样才能改进我们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中国这样做不会象布朗预言的那样“使世界挨饿”，因为世界粮食增产潜力并不是如他所说已经耗尽，中国粮食进口增加只会引致世界粮食产量的相应增加。
六、开国内风气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经济学引入中国的历史很短。1776年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的创立。但是，该书直到1901年才首次由严复以《原富》为名译介到中国。经济学真正在中国开始传播是辛亥革命以后留学国外的第一批学者回国以后的事。此后中国经济学以学习、普及国外理论为主，50年代以后又走了很长一段弯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学十分落后，不被国际经济学界认可，我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即使少数几位在国际上成了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其成就也主要局限于和社会、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的数理和计量等经济学方法论方面，对当代经济学思潮和发展方向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其成就也都无一例外是在国外做出来的。针对中国经济学的落后状况，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发出了经济研究要实现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呼吁，在国内极力倡导一种新的研究风气，努力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一)研究对象的本土化与中国经济学家世纪的到来
本土化即研究对象本土化，中国学者可以比较容易地熟悉中国国情，应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主，而且客观上中国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一批高水平的经济学家提供理论支持。林毅夫教授发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历史上有一种相对集中的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他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特性所决定的。经济学是一套用来解释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发生在大国的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大国本身，而且会对世界上其它国家发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其成就也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经济理论研究中心重合。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只要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导向进行改革，则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到目前为止，人类文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文明。如果中国能够在下个世纪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中华文明将创下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旷世奇迹。由于过去只有由盛而衰或由衰变盛的文明现象，因此，世界上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就只有解释一个文明如何由盛变衰或由衰变盛的理论。怎样解释中华文明这一由盛变衰，再由衰变盛的奇迹，是21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课题。研究这一中华文明的奇迹不仅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世界其它国家同样意义重大。因此，不仅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其它社会科学家会对此产生浓厚兴趣，世界上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也会热衷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然而，这个现象发生在我国，我国的社会科学家在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及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所以，我国学者的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因此，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世纪，将不会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想。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时候，世界经济的研究中心也可能随之转移到中国来，这就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创造了便利条件。二十一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十分重要，但是这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学术成果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原因即在于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90年代规范化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大家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相当大的原因是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界出现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而且同一个问题经常重复讨论又不见水平提高。因此，一些学者希望国内社会科学界引用、推广国外比较成熟和公认的写作规范和评价体系。林毅夫教授指出，我国的经济学家要想对世界经济理论发展做出贡献，还同时要遵循理论创新和理论批评的规范化，他根据个人的研究心得对此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只有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研究才能对学术思潮的发展做出贡献。方法论的规范化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学界建立一个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和摈弃的规范机制。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就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体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经济学理论创新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即要建立一套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
其次，经济学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内部一致的逻辑体系，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而是要解释经济现象。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
此外，一个理论是几个重要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因此，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的时候，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谨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其它若干个理论。这时，如何甄别哪个理论是正确的？通常我们可以从各个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分别得出许多推论，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不是这些理论所要直接解释的社会现象来检验这些理论的孰是孰非。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抛弃。
林毅夫教授主张，一个理论假说只要其内部逻辑是一致的，其内部逻辑和理论推论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那么就应该予以接受。每一个经济学家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都应该自觉养成用这两种标准判断一个理论的习惯。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规范化，提高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并进而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二)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途径：理论假设的一致性
林毅夫教授进一步探讨了如何做到理论的内部逻辑一致和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的一致问题，他指出，经济研究只有做到基本假设的一致才能形成理论体系。.一个学科甚或一个学派所以成其为学科和学派是因为一些假设为这个学科或学派的各个学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共同出发点。理性人假设应该成为经济学界共同接受的假设和理论认识，否则经济学就没有共同遵守的理论前提和学术规范，就失去了其成为独立学科体系的条件。经济学所以不同于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等其他社会科学就在于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其基本假设。如果研究者发现了“不可理喻”的行为，这不是“理性人”命题失效，而是研究者对经济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每当发现用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经验现象时，往往意味着突破既有经济理论的机会。经济学的任何点滴积累都源于对既有理论的不断检验、证伪、重构、再检验……。
他告诫人们，每个决策者和行为人都是理性的。在此前提下要分清楚哪些是前定的、行为者不可改变的变量和可改变的变量；在可改变的变量中哪些是外生的、行为者可主观选择的变量和内生的、作为行为者外生变量选择的后果的变量。他提醒人们，上述划分会因行为者、问题、考虑的时间长度不同而有差异。
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同样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就无法做到内部逻辑的一致和逻辑与经验事实的一致，出现自相矛盾。假设一致性的要求使学者不能便宜行事，随心所欲，必须有一个能够前后一贯的理论前提。
(三)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途径：找出最根本的“因”
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林毅夫教授还总结出一个经验：经济理论是几个主要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最关键的是要分清楚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经济推理的公式是：理性的决策者，在给定的外生限制条件下，对外生变量做了主观选择，而产生了理论模型所要解释的内生结果。不改变决策者所面对的外生限制条件或是使决策者改变其对外生变量的选择，要改变理论模型的内生结果必然徒劳无功。指出理论体系的因，然后说明它在何种条件下形成了果。果即是要说明的现象。因和果的作用机制即是理论。具体到经济学研究，一定要从现象出发，在一个现象或事实中找出谁是决策者，决策者的目标是什么，决策者目标的特性又是什么，以及决策者面临哪些约束条件，作出了哪些选择。通过这些工作，最终要区分出哪些是内生变量，哪些是外生变量，这样才能保证理论创新符合学术规范。
林毅夫教授指出，理论模型由于要尽可能地简化，因此，不能苛求假定条件完全吻合于现实。但是，假设条件不能过于偏离现实。过于偏离现实，理论将失掉对现象的解释力。他强调，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理论要有解释力(relevant)，必须要从最重要的“因”出发。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变量都可能对要解释的现象有影响，两个有相同影响的变量的“量”的重要性可能不同，一个变量的量的重要性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经常会受发展阶段的影响。理论越简单、说明的现象越多越好。要做到这点，就要从最基本的“因”出发来分析，从最基本的因出发的理论最简单，说明的现象也最多。最基本的因是所有决策者在作决策时都要考虑的，不可改变的前定变量。不要从那些共生的内生变量、而非最终的因果变量出发，这样构建的理论才会是最根本的、最有解释力的理论。经济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应该是决策者所面对的前定的外生限制条件和其外生的选择变量。
那么，在经济学研究中又怎样去找出最基本的“因”呢？林毅夫教授指出，要找出最基本的因，需要从现象及现象的产生机理出发，而不是从现有的理论出发。在现实的现象中，经常是因因果果同时存在，需要分清楚哪些是因，哪些是果，哪些是一个因共生出来的不同的果，而这些不同的果又都对要解释的主要现象有影响。从现象找出“因”有两个基本的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又分“当代横向归纳法”和“历史纵向归纳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即横的比较。“历史纵向归纳法”也很重要。“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分析相关现象的时间先后关系，十分有助于清楚它们的因果关系。另外一种方法是演绎法。当一个现象有许多因时，弄清这些因背后是否有共同的因，如果有，也就找到了更基本的因。也就是能不能从一个基本的“因”演绎出这些看起来似乎是因的诸多现象。
(四)学术研究规范化的途径：实证检验
林毅夫教授特别强调实证检验，他指出，理论分析只能说明在理论所阐述的逻辑机理中，因会导致果，因对果的影响是正的还是负的，但无法说明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因果关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立的，在现实所要解释的现象中，这个条件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这个因的影响有多大，单纯依靠理论逻辑并不能回答，需要借助于经验检验。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和简化，假设的条件和现实经常不完全符合，理论是否还有说明力，决定于理论结论对假设条件的要求有多严。如果还有说明力，因的影响有多大，只能从经验实证中来验证才能获知。理论既然是用来解释现象，理论就必须不断地接受现象的检验。只有不被现象证伪的理论才能被接受为正确地解释了现象的理论。
他认为，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经验实证的一个主要方法。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模型通常是说明一个外生给定的因如何产生影响，可以忽略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是做计量检验时则必须将其它影响因素同时加以考虑，以便控制其它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国内经济学界比较普遍的缺陷是经验实证的研究不足，有的人还误以为经验实证研究是数量经济学的事，将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适当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养成经验实证的习惯是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素质。理论贡献的重要性不能从理论的逻辑本身来决定。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对不能由现有理论解释的重要经济现象能够加以理论解释，对未来发展具有预测力。例如，内生增长理论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没有缩小这一重要现象的解释。检验现有理论时要不断将其与自己所知道的经验现象作对照，自己提出一个理论时也要不断地用已知的经验现象来检验。对经验现象越了解越能够发现经验现象和现有理论不一致的地方，也越容易找到越深层、越一般的理论。经济研究一定要从现象出发，熟悉社会经济现实，许多重要的理论贡献都是在用经验事实检验现有理论的过程中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后才取得的，这是理论研究获得进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胡书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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