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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评论 曹林
借钱的人最怕什么？怕债主生活的变动！因为一旦有了什么变动，债主就有了向借钱人催逼还钱的理由，买房买车啊，结婚啊，生病啊，工作变动啊，这些“变动”对催债有一种顺理成章而妙不可言的正当性——所以借钱人最期待的就是债主生活的稳定了，稳定对借钱人的拖欠也有着一种道义上的合理性。
私人借款如此，公款私借也未能免俗，借公款者也同样期待着债主的稳定，这个债主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种旧的体制或既得利益集团。私人无力控制债主的生活变动与否，所以期待稳定就只能通过向上帝祈祷了；而公款私借就不一样了，私借公款者可以联合起来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一个旧体制的稳定，因为只要旧体制不变，借的钱就可以继续拖欠——这自然形成了改革的阻力。
许多年沉淀下来，全国范围内拖欠公款的“黑洞”到底有多大？恐怕没有人知道确切答案。但已知的是，仅仅查了一个湖南省，就查出了6万人拖欠4亿元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嗅到了问题严重性的财政部和监察部最近联合发布《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拖欠公款进行清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单位对党政领导干部拖欠公款问题进行一次集中清理，2004年10月是清理活动最后的限定时间。
谈到公款私借，估计大多数人心中涌起的都是强烈的义愤：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政府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富有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以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没经过纳税人公共选择的同意，政府工作如何能私借公款并拖欠如此之久？
作为纳税人的这种义愤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不过理性地看，公款私借之弊最大者倒不在公款的流失或被私用，而在于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力。
虽然干部借用公款在现实中非常普遍，可公款私借的合法性从来没有在明文规定中得到过表达，更多的倒是明文禁止，只是以潜规则的形态存在于公共财政软约束的旧体制中。这一代的公款私借鲜明地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大部分贷款发生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中期，那时监管没有现在这样严格，部分党政干部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友下海经商、办企业或买房、炒股等借用公款，或者向银行、信用社借——也就是说，公款私借的潜规则是和旧体制搀和在一起的。
开头说了，借钱人最怕的就是债主生活的变动，而对于公款私借来讲，借钱人最怕就是对旧体制动手术刀了，因为自己的利益是和旧体制紧紧捆绑在一起的，一旦旧体制要变，自己拖欠的借款就立刻要还清——这是非常现实的既得和利损的权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情况下公款私借者面对改革就不可能出于公心去面对，而是出于私心去抗拒，去阻挠——私借出去的公款就在客观上形成了维护旧体制、抗拒改革的经济基础。
如此便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公款私借的人数越多、数量越大的地方，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就越保守，创新的惰性就越强，改革的阻力也就越大。虽然尚没有充分的数据证明这个判断，但理性地审视，其中的正向关联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对改革抗拒的人不一定都是公款私借者，但公款私借者肯定会对改革有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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