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投资增长回归常态

　　——访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

　　专访本报记者 杨良敏

　　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8％，较前4个月的42．8％回落了8个百分点，而5月份当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增 幅比上月回落16．4个百分点，宏观调控措施开始显效。“这是一种健康回调，是一种由超常规到常规增长”，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全年投资还要下降，增长幅度估计在20％左右”。

　　四大因素推高投资

　　今年以来出现的投资热潮，引起各方的关注。究其“发热”的原因，在马晓河看来，是几个因素的叠加碰撞到一起后的结果，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以重工业打头的产业增长势头非常明显，其对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样，就对这类产品的投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而且，这一阶段恰恰又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时期，城市化对道路、交通、水电以及通信等公共品的需要异常高涨，而这些公共品的建设对资本的需求比一般产品要高。与此同时，在城市公共品不断改善以后，集中于城市的中高收入人群，开始对住房、汽车以及旅游产生了旺盛的需求，其消费结构由原来的千元、万元级转向十万元级及以上，这种需求为房地产、汽车等行业发展创造了空前空间。这样，钢铁、水泥、煤、电、铝等原料能源消费便迎来了一个需求扩张期。

　　第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在新的景气周期来临之时，自主投资力量在加强，包括民间资本、外资都纷纷大举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产业领域，使得投资高增长成为必然。

　　第三，1998年至今实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连续发行8000亿元国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建设，大江大河的治理，这种建设形成的投资累积效应和惯性，刺激了资本品行业的迅速发展，推动这些行业的投资快速增长。

　　第四，政府换届因素的作用。2002年以来，各级政府先后换届。换届后，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纷纷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实行跨越式或赶超式发展，因此这就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种“落后地区要追赶发达地区，发达地区要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浪潮。在这一浪潮带动下，好多地方政府为尽快实现发展目标，利用行政手段，层层设计考核指标体系，把招商引资作为重要指标落实到每个单位甚至是每个干部头上，由此形成了“全民动员，人人找资金，个个拉项目”的风潮。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所谓“炼钢运动”、“造车运动”，固然有市场的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推动起来的。因为像钢铁、电解铝、汽车等属于高资本、高技术和高耗能产业，没有地方政府从土地、信贷、能源、税收等方面的鼎力襄助，企业要想大举进入将困难重重。所以，当前投资高速超常规增长与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

　　政府宏观调控不会对经济增长势头形成打击，目前投资回落是健康回调

　　对于过高的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全面或者局部“过热”，如果不能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适度调控的话，将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应该是一种共识。但就在政府推出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时，包括学者、专家、企业界人士在内的很多人担心，这些措施会对来之不易的良好增长势头形成打击，而马晓河却认为不会。他说，当前经济发展的确是有点过热，而这种过热主要是由投资超常增长引起的。目前投资过热是结构性的，是重点行业的过热，而这些重点行业的过热又与地方政府的“行政帮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央政府对其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控是非常必要的，不会打击经济增长的势头。只要现行的调控政策是针对点、针对过热行业的调整，就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经济稳定增长的链条不会被打断。关键是，目前的经济调控措施要到位、要有效，如果调控不到位或失控，就完全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目前，包括严格土地审批制度、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对重点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审查，调高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等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等等，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到位见效，“调控效应”开始显现。由此，马晓河判断，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会回落到15％－20％之间，全年投资增长幅度估计在20％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下降，势必会引起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这是否会影响全年的经济增长？马晓河认为，投资对ＧＤＰ的贡献率下降是肯定的，但有两点值得引起注意：第一，投资回落，对ＧＤＰ贡献率下降是正常的，因为中国的投资从去年以来增长过快，增长幅度过高，是一种超常规增长，目前的宏观调控是将投资超常规增长调到常规增长轨道上，这是一种健康回调，使之恢复常态；第二，不用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太低，因为投资回落正好赶上消费在明显回升：有两个标志可说明问题，一是，1－5月，货币流通中近期现金持有量和短期存款在明显增加，预示老百姓要消费，即期消费会增加；1－5月份累计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999亿元，同比增长12．5％。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6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8％，比上月加快4．6个百分点。

　　马晓河说，投资回落，消费回升，这种结构互换是一种健康替代。让消费回暖，让投资增长恢复理性正是我国宏观调控所要追求的目标。而且，消费的加速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明显上升。由此，今年中国ＧＤＰ增长不会太低，估计全年增长在8．5％左右。

　　“政府主导”概念有误，但政府“缺位”和“越位”问题较大

　　就在人们讨论经济是否过热时，很多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投资过热，并指责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过热。但马晓河认为，从投资总量看，我国投资并不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概念不正确。目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在投资，而政府投资主要是财政以及国债投资，就其规模来说，在投资总量中所占比重非常小。今年由于压缩了国债投资规模，政府投资所占比重会更低。

　　马晓河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投资比重有多大，而在于好多地方政府在帮助企业盲目上项目搞投资，尽管这些投资是贷款的或者自筹的，但地方政府鼓励和帮助企业投资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这种“行政帮助”是一种“越位”，尽管它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对全国来说，如果都如此“帮助”就成了问题，低水平重复建设就会抬头，投资增长就会超高速。马晓河最近到地方调研发现，很多县市都规定，计划、建设、交通、农林、环保、卫生、医药、教育、组织等各个部门，从局长到一般科员，都分有招商引资任务，如果完不成任务，不给奖金，甚至提职也会受到影响。

　　马晓河说，从这个角度看，各级地方政府在实现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方面，应与中央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目前的宏观调控开始见效，但要真正树立和实现科学的发展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那究竟是指导方针超前了还是地方利益在作怪？马晓河说，从全国来看，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是对的，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走高耗能的道路，但从各地来说，为了刺激地方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不顾全国利益，出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这就形成一种博弈，个别地方可能会绕着中央的政策走，出现调控的“真空地带”。面对这种情况，当前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调控政策的落实工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体系进行改革，取消以招商引资论“英雄”的做法。

　　马晓河说，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和贫困地区，当前主要的矛盾是解决政府职能严重“缺位”问题。那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公共品供给极为不足，老百姓行路难、通讯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和就业难，绝大部分地区还不能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面对这种状况，政府应该在对部分行业和部分地区投资降温的同时，大力增加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一些能够改善当地城乡居民特别是贫困人口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建设项目，这些正是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

　　马晓河认为，当前，解决地方政府“缺位”和“越位”的问题同等重要，政府越位干预经济发展会导致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而政府缺位会使一些本来公共品缺乏的贫困地区，公共品的供应更加不足，加大了脱贫致富的难度，这不符合五个统筹的原则。

　　宏观调控措施关键在执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加强协调

　　当前，在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作用下，投资过热的势头开始得到抑制，但要真正实现调控目标接下去并非一片坦途。马晓河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目前宏观调控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力度已经很大，关键是执行的问题，建议今后慎重推出新的举措，否则会使经济增长出现新的不确定因素；

　　第二，地方政府过多的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经济，没有充分尊重市场的规律，应该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不能超越市场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应尽快制定一些限制地方政府干预市场和超越市场来发展经济的举措和条例，改变干部考核办法，解决政府“越位”的问题；

　　第三，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共品很重要。目前，中国的地区之间、人群之间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建议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对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向弱势群体特别是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提高救助标准，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第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加强协调，在财税政策、投资金融政策、土地审批制度、资源管理、市场秩序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协调规范行为，做到步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