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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从我5岁入学到现在，50年间没有离开过学校――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教书、再读书、再教书。经历最长的是现在的学校复旦大学，22年；其次是工作过的古田中学，13年；求学的浙江湖州(原吴兴县)南浔镇浔北小学，5年；长安中学，3年；虬江路第一小学，1年。很难说哪一阶段最重要，因为它们都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即使是最短的那一
年，也使我从小镇上的小学生变成了上海的中学生。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市北中学这5年。
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考验。1962年5月，正在高二下学期时，我在体检中查出患了活动性肺结核。休学了一年半才复学，但原来的班级已毕业，只能转入下一届。谁知到1964年毕业前体检仍不合格，丧失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我之所以没有失去信心，能由悲观转为达观，由消极转为积极，靠的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鼓励。所以我在1964年9月就愉快地参加了师资培训，决心当一名教师。以后即使在文革期间，在遇到极大困难时，我也能比较泰然，坚信学了知识总有用，努力工作有前途，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机遇。
在此期间我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学会了自学。在初中时我的兴趣很杂，几乎样样都想学，都想试。体育运动虽不行，还是参加了航模、无线电收发报训练。进高中后才懂得了要有所侧重，这倒不是哪位老师专门教的，而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潜移默化的结果。我们班组中多数同学都是自己的兴趣和追求，都在学好课程的同时发展自己的专门。我最感激的是历史、语文、英语等老师和班主任给我的一些特殊照顾，他们并不要求我得100分或5分，而是给我自学提供方便，帮我借书，允许我使用教师阅览室，使我在那时就读了一部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名著。我高中实际只上了二年半，病休脱的课都是靠自学补上的。此后除了上过一年英语夜校外，我没有再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在1978年首批招收研究生时还能以全系最高分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应该归功于母校给我打下的基础和自学习惯。
在此期间我从一名学生变为教师。1964年9月起，我们名义上是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班的学员，实际上就在母校实习，我在外语教研组实习英语教师。由学生变为“准教师”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教师与学生的双重身份使自己在原来的教师和相识的高年级同学面前常常不无尴尬，加上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学习与斗争之间往往不知所从。但这一年的培训还是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65年8月――我还没有满20岁起，就正式成为中学教师，当班主任，上英语课了。35年间，我由中学到大学，由初中生教到博士生，由班主任到研究所所长，并曾被评为市先进教师，但我的出身始终是在母校的这一年培训。
或许我的情况有些特殊，但每次与老同学相聚，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倍感亲切。
80年代以来，我多次返校，起初是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母校依旧，而自己熟悉的教师大多陆续退休，有的已经离开人世。这几年母校旧貌变新颜，但留下的老师更少，更已物新人新了。但每当我看到市北中学这个名字，想到我在市北度过的五年，记起当年的老师同学，心中的母校丝毫没有改变。
市北，我永远的母校，愿您永远！
2000年10月8日，时近母校八十五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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