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和书房

　　葛剑雄

　　我的书数量既不多，质量也一般，只能大致满足专业研究的需要，离藏书家相差甚远，也从来没有指望能当藏书家。但这些书连着我近40年来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梦想，已经成为我的历史的一部分。

　　从上小学开始，我家的经济状况就一直很差，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学期开学时家里能付得出书费，开学后能按分期付款的期限交清学费。进初中后我就非常爱好阅读文史书籍，特别爱读古典文学，但都是设法从图书馆借，自己买书是想也不敢想的。

　　1958年大跃进时，学校附近办了街道食堂。我本来是带午饭在学校蒸了吃的，但母亲常加班，没有时间做饭，加上初办的食堂带有“共产主义”性质，饭菜相当便宜，家里就给我一些饭钱，让我在食堂吃饭。这使我生平第一次在口袋里拥有了一些可供自己支配的钱，原来强行抑制住的欲望再也挡不住了。只要吃饭时不买菜，打一碗不收菜票的汤，就可以省下5分钱或一毛钱，可以在书摊上借一本书看上几天。一年下来，附近书摊上的书差不多全看完了，就开始动买书的脑筋。

　　第一本被我看中的是有光纸石印的《唐诗三百首》，在书摊上见到时已经散了架，我理了一下发现并无缺页，就花了几毛钱买下了。1960年暑假回到南浔镇外婆家，发现了几本舅父留在家里的旧书，有《四书集注》、《书经》、《古文观止》、《涌潼小品》、《郑板桥诗》、《孤山集》等，我如获至宝，全部接收了。回家后没有地方放，好在我家住的是棚户板屋，就找了一块旧木板，钉在壁上，栏出一格放书的地方。

　　我在参加闸北区少年宫举办的课余文学班时，孙书年先生担任辅导教师。与孙先生熟悉后，我经常到他家去求教。在孙先生的指点下，我开始逛旧书铺。那时书铺虽已不多，而且都生意清淡，但还能找到一些好书。我还是从伙食费中省钱，口袋里积到一二元时，就运用孙先生教的版本知识挑书，居然陆续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几种：年代最早的是一部明版的《陆士龙(陆云)集》，版子较好的是清刻本《历代名儒传》，还有两种红印本、蓝印本《适园丛书》，朱墨套印的《六朝文絜》。孙先生很推崇《两般秋雨庵随笔》，我买了一种石印本。从孙先生那里借阅了几种笔记后，感到收获很大，正好古籍书店经常有零本《丛书集成》供应，每册只有五分或一角，我陆续买了一些。

　　1964年我高中毕业，因病不能参加高考，留在母校市北中学接受师资培训。不久开展“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人都要“洗手洗澡放包袱”。我认识到自己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一心想成名成家，迷恋古典文学和历史，梦想拥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和一架子书，所以在小组会上作了彻底的交代和检查。我没有提到孙先生，但心里却很害怕，他的出身肯定有问题，说不定本人也有历史问题，万一有什么事就说不清了，所以从此再也不敢去他家，古旧书也不敢再买。

　　我是在进高中后才开始学英语的，学了后就很有兴趣。当时有一种《英语学习》月刊，我开始是零买，后来就订了一份，每期都看得很仔细。后来在上海旧书店看到有不少苏联出版的英语课本，精装的只卖一二角钱，先后买了四五册。决定担任英语教师后，我自知只读了二年半英语，基础太差，就集中精力学英语，其他书基本都暂停了。

　　1964年9月，我第一次领到每月18元的津贴。走过北站附近新华书店时，忍不住买了2册王力的《古代汉语》，这是我第一次购买“大部头”的新书。那时外文书店楼上专门供应“内部版”(盗版)外文书，凭教师工作证或单位介绍信入内，我先后买了《英语灵格风》、《英汉双解辞典》等工具书。

　　1965年8月，我正式成为教师，到古田中学报到，见习期的工资每月37元，对发来订单的英文“内部书”一般都买。1966年初预购《毛泽东选集》，我订了一套四卷精装合订本，定价7元5角，这是我当时最贵的一本书。以后我又在外文书店预订了英文版毛选四卷，也是豪华的精装本。

　　到了当年8月，“破四旧”之风括到上海。当时我虽已尽力紧跟伟大领袖干革命，日夜住在学校，却惦记着家里的几本旧书，当然更没有下过将它们作为“四旧”烧掉的决心。我抽时间回家将放在“书架”上的线装书都塞进一只旧的藤箱，放到搁楼上去。幸亏家里没有被抄过，这几部明、清刻本逃过了劫难。

　　1966年底，造反派声势日盛，我成了“保皇派”，与党支部书记一起被打倒。造反派们到市北中学调查，回来贴出大字报，将我当初自己暴露的思想都作为罪行公布出来，最典型的就是我梦想拥有一个书房和很多书，一心想上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到了1967年春夏，学校实际已无人管理，但我的一言一行还很受造反派注意。我百无聊赖，又为了证明自己已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索性在学校过起了逍遥生活：在三楼找了一间朝南的教室住下，每天早上起来打羽毛球，上午下围棋，下午睡足以后去学游泳。除了毛选，其他书是不能看了。我从旧书中找到一卷颜真卿家庙碑的拓片，是以前只花二毛钱在摊上检来的，就天天练习裱糊。反正有的是浆糊和纸张，再拆下一批书橱的玻璃门，教室的一半就成了晾纸片的场所，每天可以完成4页。裱完后有寸把厚，学校的切纸刀无计可施，只能送到纸张店加工。这本特殊的字帖现在还藏在我的书橱中。几个月后，造反派虽然没有承认我已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却也找不出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证据，居然吸收我参加了“清队”(清理阶级队伍)的专案组，开始“内查外调”。

　　“评法反儒”开展后，一些“法家著作”陆续出版，但我对哲学、思想史一直提不起兴趣，只买了几本看得中的注释本。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发行时，上海盛况空前，连老太太都上街排队。我没有去凑热闹，因为知道学校肯定会配到，借来看看就行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我也是看学校图书馆的，但翻了几页就没有兴致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重版时，单位预先登记，我想这可是常用的工具书，就订了一套。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买书的人日益增多，而新书来不及出，重印的旧书也相当紧俏，买书往往要托人走后门。1977年底，我出席上海市人代会，会场的小买部既有市场上买不到的香烟糖果，也有图书邮票，我买了不少书，其中一本《现代汉语辞典》现在还在供女儿使用。

　　1978年10月，我成为复旦大学的研究生。那时我的工资是48元5角，一年后加到54元，每年还有一笔书报费，为了在家工作方便，开始购买专业参考书。我常到福州路上海书店检旧书，居然也买到几种很难买的书。如我们历史地理专业的一本必读书、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1959年后从未再版，图书馆借不到，却被我买到了一本旧书。我开始写硕士论文时，《后汉书》还没有买到，一次在古籍书店看到一套精装本，要18元，比平装本贵了好几元，我犹豫再三，还是买下了。当我将这个故事讲给现在的学生听时，他们都怪我没有先见之明，现在一部平装《后汉书》也不止百元了。可是他们没有算一下，当时18元钱是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等于我现在拿出四五百元。再说即使我有先见之明，又哪里来余钱作增值的资本呢？

　　“文革”期间，中华书局新版二十四史是按级别配到各单位的，这时一些大工厂的图书馆纷纷将二十四史卖给旧书店，我从旧书店买来的几种就都盖着工厂图书馆的章。一位同学打听到某区图书馆也有二十四史处理，就通过历史系全部买下了，我分到新、旧《唐书》等几种，以后又买了一套《宋史》，终于将二十四史配全了。

　　1981年留复旦大学工作后，工资逐渐有所增加，每年多少有些稿费收入，科研经费也能买书，尽管书价不断上涨，倒也不是都买不起，但随着书的增加，买来了往哪里放就成了大问题。

　　我在1978年结婚时，凭着双方家庭都是住房困难户的证明和市人大代表、市先进生产者的身份，又通过熟人说情，才分配到一间不满11平方米的住房，好不容易在新房中挤进了一个书橱，放不下的书只好打成包放在床底下。1982年迁至复旦大学宿舍，增加了一个5平方米的小间，我又添置了一个书橱。但这间房中还得放一台冰箱、缝纫机和杂物。每当朔风起时，朝北的木窗嘎嘎作响，寒气袭人，实在受不了时只能到南面房中暖暖身子。不过，有一个小书房的梦总算圆了一半。1986年又搬了一次家，我定制了三个2米多高的大书架，但“书房”中还是保留了冰箱和饭桌，有一次还只能在“书房”中请一位日本朋友吃饭，因为这套房子只有一条走廊一样的厨房。我为这“书房”付出的代价，是直到1992年、即女儿满13足岁后一家三口还挤在一个房间。1992年底我才真正实现了有一间书房的梦想，为此新买了一只1米70的大写字台，配了一只皮转椅，写字台旁是一张电脑桌，有电脑和打印机。我将一面墙壁做成顶天立地的书架，多年来被冷落在床底下的书得以重见天日。我的书房配有空调、煤气取暖器、电话、传真机、一套带CD机的音响设备和一对沙发，还有一盆硕大的龟背竹，偶尔放上一束鲜花。有一二知己，可以谈至尽兴；听一段音乐，足以心旷神怡；面对两壁图书，浮想漫笔，临“机”而作，无论寒暑，不舍昼夜，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朋辈到过的无不称羡，我也沾沾自得。这书房超过我当年的梦想已不知多少，要是再搞“文化革命”，批判时恐怕不会再是“资产阶级思想”，大概得称为“官僚地主”或“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生活”了。

　　可是好景不常，不时涌来的书籍刊物很快就填满了书架底下一点空地，堆起一座小山，桌上的三四叠书使桌面也显得狭小了。另有一个书橱已经侵占了女儿的房间。尽管我已非常克制，从来不敢有非分之想，再买与专业无关的书，但还是得买些书，师友们也不断有新著寄来，所以常常对着一大堆书发愁，不知如何安置它们。另一个烦恼是，这么多好书没有时间看，不仅对不起朋友，也造成了浪费。当年没有能力买书时，借了一本书总是认真读完的，如今却往往只翻了几页就搁下了，以后就没有再看的机会。有时下决心要将一本书看完，但催稿的电话一来，又不得不放下了。

　　我当然希望书房能再大些，但不敢妄想，因为我这建筑面积67平方米的住房已经私有化。而据学校当局称，我们的住房标准已经到位。就是说，凭我32年的教龄，91年评的教授和93年评的博士生导师资历，不可能再给我增配住房了。商品房目前还买不起，除非工资和稿费提高5至10倍。不过就算房子能扩大，恐怕也很难与书籍的膨胀同步。看来，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彻底告别书籍了。

　　不知新兴的电脑信息技术什么时候可以将我们需要的资料输入光盘或网络，让我们也能像目前一些作家那样，带上一台笔记本式电脑，走到哪里写到那里。到那一天，可能不会再有躺在沙发上，边听音乐，边品茗，边随便翻翻的乐趣，但绝对不会有资料匮乏之虞，也不会再嫌书房不断变小，总是利大于弊吧！

　　十几年来书增加了不少，但资格最老的依然是“文革”前买到的明版《陆士龙集》。但一些书上有作者的签名，包括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和很多前辈、知名学者、友人，所以就弥足珍贵。

　　我有几本特殊的签名本，那是1986年春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研究所买到的。美国大学的图书馆有个规矩，每年或定时要清理复本图书，将富余的书在规定的时间公开出卖。说是卖，实际上是半卖半送，因为来买的都是本校师生。一般开始时定一个价，过一儿就买主自己付一点钱，结束时还余下的，谁愿意就谁拿走吧。那天我去得晚了，剩下的书已经不多，但还是挑到了《兴宁先贤丛书》第六、七两册，都是罗香林签名送给他的老师洪煨莲的；另外还有几册也是作者签名送给哈佛燕京的。据说前几天还有人买到郭沫若签名送给费正清的书。原来美国的教授在收到赠书后，一般都转赠给图书馆，或者在退休时赠给图书馆。图书馆清理图书时，都临时雇学生帮忙，他们不识中文，或者懒于逐本翻阅，只要见有复本就拣出来，结果常将有签名的书当复本处理，而将没有签名的留下了。为此我向馆长吴文津教授提出意见，希望今后避免这样的情况，特别不应该将作者签名赠给图书馆的书卖出来，否则中国的学者将不愿意再向哈佛燕京赠书。同时我在等待处理的书中发现了一本中文版的史沫特莱著的《朱德传》，上面有朱德赠给她的题辞和签名。我立即建议善本部的戴廉先生将这本书作为善本收藏。事后说起，有人认为我应该将这本书买下带回来，但我并不后悔，一旦进了善本室，这本书就找到了最好的归宿，不会再有损坏，任何人都能阅读利用。让这本书留在美国，相信更符合朱德赠书的初衷。

　　我的书橱里珍藏着两册先师的手稿，这是他1929-30年写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上面贴着几条用红笔写的批语，是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手迹。我自己写过的文章中，保留了一份硕士论文的手稿，因为硕士论文是我自己抄清后，扫描油印的。复印机普及后，我在将发表的文章寄出前往往复印留底。但从1989年底开始用电脑写作，除了软盘外已没有任何手稿。现在最多是用笔写信，离开了键盘，似乎就写不出文章了。

　　1990年，我凭出国护照用近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长城8088电脑，但很快就不适用了。于是又花1000余美元购进了一台386笔记本，日常用的电脑也换成了386，配了金山汉卡。这两年电脑飞速更新，价格直线下降，使我免不了有点后悔，要是在今天，这些钱足以买到最新的型号。但转念一想，何悔之有？我不是比别人先用了这几年吗？要不，1990年后写成的这些书和文章未必完成得了。所以我一直舍不得将第一台电脑处理掉，如果将来有大一点的书房或客厅，我希望将用过的这几台电脑(包括即将换下的正在用的一台)，与同样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的1930年代产 UNDERWOOD 英文打字机(文革中以25元购得的“抄家物资”)一起永久陈列。即使到了网络上能提供一切图书资料时，我也还会保存那本明版的《陆士龙集》，希望还能翻《六朝文絜》。正因为如此，我还在做着有一间更大的书房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