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剑雄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保持多年的游泳习惯。一般情况下，我每星期都要游泳一至二次，常年不缀。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我都要找地方游泳。我曾经游泳过的地方，国内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至东海，西至云南保山；国外包括太平洋.大西洋.地中海，也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好几个国家的游泳池。
不过，在20岁以前，我与游泳基本无缘。即使偶尔去一次游泳池，至多也只能在池边浅水区划几下。在读书时我最不重视的是体育课，上课时都预先带着一本书或一本笔记本，只要教师带领的操练一结束，我就会离开在活动的同学，找一个僻静的角落，看我的书或笔记了。但高中时的一场大病改变了我的态度，在1962年初夏的一次体检中我被查出患了浸润型肺结核，只能就此休学。本以为三个月后就能复学，谁知检查的结果依然不合格。直到第二年11月，医生才勉强同意我复学，但此时我原来所在的班级已经毕业，我只能插入下一届。可是，第二年做毕业体检时，肺部的病灶还是没有钙化，这就意味着我只能放弃梦寐以求的目标，无法报考大学了。肺病一直好不了当然与那时的营养不良，一度连饭也吃不饱有关，但我的体质如此之差，显然也是根本不作体育锻炼的结果。痛定思痛，我开始重视体育活动。
1965年我成为中学教师，为了工作方便，第一件事就是学骑自行车，但工作和学习太忙，又没有时间活动了。1967年夏天，我工作的学校迁到了游泳池附近，加上学校停课，于是天天去游泳，虽然连换气都没有学会，但横渡游泳池已经没有问题。次数一多，与游泳池的教练熟了，他们知道我们是旁边中学的教师，就拉我们几个人帮他们管训练班。就这样，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教练，教初学者学游泳，尽管那时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学会。
文革中有一项“政治任务”――每年7月要组织大规模的游泳活动，以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加上要让全国多少亿人学会游泳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游泳是每年夏天学校的一件大事。我分管全校的学生工作，几乎每天都要到游泳池，或在池边维持秩序，或下水游泳。1968年起每年还几次带学生参加横渡黄浦江。第一次与学生渡黄浦江时，我的换气水平还很差，经常要抬起头来游几下，所以速度很慢。好在这种横渡非但不讲速度，而且还要在水中排成队形，有时还要拥簇着标语牌，举着红旗，唱语录歌，所以我也不会掉队。就这样，凭着我那初学的水平，也带着学生参加了好几次横渡黄浦江。第二年，我的胆子更大了，居然与几位学生中的游泳好手一起参加黄浦江中的长游——从港口到龙华，大概有十几公里。由于距离长，我游得慢的弱点越来越明显。由于我一直落在后面，保护船上的人几次要我拉我上船，我都以能够坚持拒绝了。离终点不远时，我已成为最后一名，只得上了船。虽然没有能游完全程，但也创造了我自己的一项纪录，毕竟已超过10公里了。
从此游泳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60年代还没有对外开放的温水游泳馆，所以等夏天一过游泳池关门，我的游泳也只能结束了。而且，要不是我有管理学生的便利，要每天游泳也会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虽然一场游泳票不过二角钱，但我的月工资也只有48元5角。秋天以后觉得锻炼太少了，就开始洗冷水澡，一直洗到冬天，但有一次因为外出而停了十来天，回来后就再也没有能恢复。到1968年，我的肺病病灶已完全钙化，除了新发现胃病外，体质明显增强，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无疑得益于经常游泳。
过了几年，有人告诉我，体育俱乐部内的游泳馆冬天开放温水游泳，我去试了一次，觉得不错。虽然票价贵些(大概是夏天的一倍)，但游完后还有热水洗澡，那时洗澡得上浴室，最便宜的大池也要一角钱，所以还是合算的。不过，到了1977年后，随着成家、读研究生，感到越来越忙，有几年连夏天都随先师谭其骧教授住在外面工作，游泳的次数越来越少，几乎停顿。
1985年我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9月的一个周末，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教授邀了一批学者和家属到他的山地小屋去渡假。上午到附近一座水库游玩，美国人纷纷下水游泳，几位老者也在水中舒展自如。待我一跳下水，就觉得刺骨的冷，新英格兰的秋天本来就比较凉，地处深山的水库中很少流动的水自然更冷了。好在有几年前冬天洗泠水澡的余力，游了一段我就适应了。其他两位下水的中国学者虽然都比我年轻，却受不了，一位马上上岸，但已脸色发白，好一阵缓不过气来；另一位知难而退，游了一两圈就结束了。下午的活动是棒球和排球，又是美国人占尽上风。棒球不用说，我们从来没有玩过，只能练扔几下，接球时棒能沾到球边就不错了。排球可是打过的，但也不是老美的对手，像杜维明的太太一上场，这一边就挺不住了。
这使我很感慨，中国学者人到中年，往往就远离体育活动了，至多偶一为之，而美国学者几乎很少没有自己钟爱的体育项目，即使已年近古稀。这当然与物质条件有关，如在哈佛校园内和所在的剑桥，网球场、健身房、游泳池比比皆是，而我所在的复旦大学虽一直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直到今天还没有一座像样的游泳池，更不用说能常年使用的游泳馆。但观念的陈旧也是人们投身体育锻炼的障碍，似乎体育是年轻人或学生的专利，人过中年就只能养生了。那年我刚40岁，但到了这年纪还坚持常年锻炼的人已经不多，在教授、副教授中更是屈指可数。或许是美国人的体育热情感染了我，或许是我悟到了中年后锻炼身体的重要，或许是发达的体育设施提供了方便，这一年间我除了跑步外，游泳是经常的活动，这也是我第一次经常享受室内温水游泳。
回国后，跑步无法坚持了，因为我活动后总是一身大汗，不洗澡不行，家里却没有洗澡的条件，游泳没有这个问题。开始两年还只能以夏天或秋天为主，有一年复旦大学的游泳池一直开到11月份，我也是少数坚持到底的人，大概只有一位比我年纪还大。由于池水不再更换，一池水已经发绿，终于在冬天来到时关闭了。大约在1988年，经泳友指点，我开始去游泳馆游泳，较近的杨浦工人、杨浦、虹口都去过，而以虹口为主。这些游泳馆一般在每年10月开放，每周晚上两至三次，使我常年能保持每周两次、至少一次游泳。在这类游泳馆游泳的人，不像如今高档俱乐部的会员，各行各业都有，一般并不富裕，进游泳馆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所以都有自己的锻炼规则，甚至连游的位置都固定不变。我遇到过年过60的常客，也经常与比我游得快、游得久的人在一起游，使我自叹弗如，决心给自己订下规则，每次得有定额。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调整，我确定每次游1600米，即在25米的泳道上游32个来回，或者在20米宽的游泳池内往返40圈。时间大约是40分钟，中间不停顿，不休息。十多年来，虽免不了有不得不中断的时候(如96年夏天去西藏、97年冬天在日本京都)，但基本上坚持下来了，所以在我55岁时还能轻松地完成每次的指标。
我游过几个特殊的游泳池，也有过特殊的游泳经历。我游过的池中数英国剑桥的那个最长，有99米。加上剑桥夏天的气温低，水特别凉，游一圈特别累。澳洲悉尼一个泳池也比较长，不知是不是受英国制度的影响？最短的池大概是在澳洲凯恩斯一家旅馆，只是供旅客泡泡水的，下池后脚一蹬就碰到了对面的池壁，比日本一些温泉浴池还小。云南腾冲火山景区有一处温泉游泳场，也是适宜洗澡而不宜游泳，因为水太热，游几下就浑身出汗。相比之下，在东北五大连池里的水温不高，但因为池子大，新流入的泉水到不了中心，所以越往中游越冷。香港沙田王朝酒店的游泳池一半在室内，一半在室外；而哈佛大学某宿舍楼内游泳池深藏地下，在地下室二层。日本水户市的一个室内泳池利用焚烧垃圾的热量，门票只收200日元，而且时间不限。云南保山的游泳池或许是我游过的海拔最高的，感觉是阳光幅射特别强烈，也特别容易累。我本想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象泉河游一下，可惜营地附近的河道太浅，而河水又太冷太激。1988年在黑河市曾在黑龙江游泳，顺水而下很舒服，不知不觉中已接近几艘停泊着的苏联货船，看来已经偷越国境，好在中苏关系已经正常。听说在南极度夏的科考队员曾下海游泳，我很希望自己也能增加一项这样的纪录。
我外出时一般都带着游泳用具，但经常是白带的，因为多数地方没有合适的游泳场所。偶然不带时却又有游泳条件，于是我一次次临时买游泳裤，如在北京香山饭店、香港沙田的王朝酒店、青岛的汇泉王朝酒店等。只是舍不得再买防水眼镜，只能忍受含氯的池水对眼睛的刺激。在黄山温泉倒是带着游泳裤的，但50元一张门票就搭卖游泳裤一条，不拿白不拿。为此我还在《人民日报》华东版上写了一篇短文，稿费收入可买两张门票，赔了点时间，算是没有吃亏。十几年来，游泳馆的门票已从2元涨至12-15元。为了游泳，我在池里和路上花费的时间也不少。但我认为这钱和时间花得值，它们给我换来了健康的身体和充足的精力。这些年来，到过国内全部省市和世界上十几个国家，不受环境与时差的影响，能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活动和露宿，平时不为病痛所干扰，每天可以工作到半夜一二点钟，从不失眠，今年还准备去南极走一次，不能不说是拜游泳之赐。
游泳也给我带来了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乐趣。人当然有体力和情绪处于低潮的时候，有时正好遇上游泳时间，或者又是刮风下雨，我也会犹豫，是不是停一次算了。有时游了几圈(我都是边游边计圈数)，感到特别累，自己也会怀疑今天还能不能游满指标。一般我都坚持了，游完全程时往往精疲力尽，但回家后喝上一杯热茶，坐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愉快，当晚的工作效率也大为提高。所以我经常劝朋友们，要舍得在体育活动上花些钱和时间，得到的肯定比付出的多，在结束这篇文章时也要这样劝读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