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迎接长江文明的第三次崛起

　　葛剑雄

　　在人类历史上，大江大河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文明的发祥地。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河流长度仅次于尼罗河和亚马孙河，入海水量1万亿立方米，仅次于亚马孙河和刚果河，均居世界第三位。长江流域面积(不包括淮河流域)180余万平方 公里，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长江流域曾经产生过中国最早的文明之一，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长江文明有过两次兴衰的过程，而今正酝酿着它的第三次崛起。

　　一

　　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址显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等地区一样，是中国最早的人类发祥地之一，并孕育了足以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的灿烂的早期文明。

　　1986年起在四川(今属重庆市)巫山县发现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人类化石——距今约204万年的“巫山猿人”。在湖北郧县发现的猿人化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同或更早，距今约75-65万年。河南南召云阳镇的“南召猿人”化石与北京猿人的时代大致相同。在南京汤山发现的猿人头盖骨的时代稍晚于北京猿人，距今约30万年。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了30-40万年前的猿人化石，巢县银山的古人类化石距今约20万年。在湖北长阳赵家堰发现的“长阳人”属于“古人”，年代约在10万年前。

　　1995-96年，四川丰都县(今属重庆)烟墩堡出土的一万多件标本类型众多，特色鲜明，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旧石器文化。1993年和1995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了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及距今1.4-0.9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提供了中国目前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最清晰的地层关系证据。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更加广泛。在长江下游，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6000年。大量遗物证明，当时已进入农业定居生活，有了家畜饲养、渔猎捕捞，并有了原始的乐器和艺术品。以余杭良渚镇为代表的良渚文化距今约5500-4300年，在长江三角洲分布很广。90年代发现的比较完整的祭坛和一些大墓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已具有国家和城市形态，而这一带正是一个政权的中心。类似的证据还有江苏昆山赵陵山的良渚文化遗址，那里也发现了大型土筑高台、大墓和大量人殉现象。约5500-4800年前的大溪文化和约4700-46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前者得名于巫山(属重庆市)大溪镇，后者得名于湖北京山屈家岭。90年代发现的以湖北石门皂市为代表的皂市下层文化已有七八千年的文化遗址，还有很大的发掘前景。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古城遗址据信是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城址。在上游的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金器和青铜器，数量之多，水平之高，艺术形象之丰富，显示了四千多年前的水平。近年来陆续找到了一批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遗址，更说明了广汉三星堆的惊人发现并非个别和偶然。

　　尽管不能排除人口迁移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不少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相似，三星堆文化有明显的外来影响；但长江流域的主要文化类型是在本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如此众多的文化足以构成一个与黄河文明并存的长江文明，它的发达程度和重要性至少不亚于黄河文明，它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长江文明在走过了一段辉煌后就衰落了，一些文化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有的不知所终。学术界对其原因目前还不能作出完整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不利的自然条件的影响，如洪水、海侵等；有人认为是外敌的压力所致，造成一些部族的外迁或灭绝。

　　到春秋战国时，尽管长江流域先后出现了巴、蜀、楚、吴、越等与北方诸侯抗衡的政权，尽管它们都曾有过富有地方特色的瑰丽多采的文化，但在总体上已难以与中原文化相提并论。到秦和西汉时期，长江流域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军事，都明显落后于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区。

　　二

　　如果说，长江文明的第一次崛起主要是出于内因的话，那么它的第二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原因所促成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曾经是中原人将长江中游南部视为畏途的主要原因。湿热的气候、低洼的地势，过于茂密的植被，导致传染病流行，使人口寿命降低。公元前1世纪前后，气候由暖转寒，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而长江流域的气候却变得相当适宜，从而获得了一次意外的机遇。

　　但长江流域人口稀少，经济基础相当落后；加上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在北方的农业生产还没有饱和并出现危机之前，中央政府不可能重视南方的开发，更不可能为此而投入额外的人力和物力。在这种情况下，少量迁入长江流域的人口也大多是“罪犯”、无地农民、贫民或低级官员，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大规模开发的需要。东汉末年至三国的分裂局面，曾经形成一次空前的人口南迁。但短期的分裂结束后，蜀、吴两国的上层人士，包括土著在内，都被迁往北方，南方的开发刚起步就中止了。

　　公元3世纪初，西晋的内乱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驱使大批上层人士和汉族民众南迁，并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建立了东晋和南朝政权，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了近三百年。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南迁的统治者和北方移民致力于南方的开发，并不得不调整与土著的关系，使自身的整体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这次被称为“永嘉南迁”的大移民的迁出地遍及黄河的上、中、下游，而以中下游为主；迁入地也遍及长江上、中、下游，也以中下游为主；迁出人口包罗各阶层，中上层占有较高比例；移民在迁入地居统治地位，拥有政治特权和经济文化优势，但在数量上是少数。这就形成了一次黄河文明的系统南迁，但也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所以当公元589年分裂结束时，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已旗鼓相当，甚至比北方文化保留了更多的中原传统。尽管由于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而使其开发进程再次延缓，但南方的经济基础已经奠定。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和随后绵延不绝的内乱外患，使黄河流域再次沦为战场。由此引发的人口南迁出现一次次高潮，一直延续到10世纪前半叶的五代。在北方遭受战祸，经济倒退或停滞的二百年间，南方却由于较少战乱或基本维持了安定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发展，这既得益于源源不断的移民，也是在经济上摆脱了中央政权的财政重负的结果。一般认为，到10世纪后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尽管这一说法还缺乏量化分析的支持，但中国人口的南北分布比例从此经常保持在6比4，在基本依靠人力生产的条件下，经济实力的比例大致不会相差很大。而当时长江流域以外的南方开发程度还不高，所以说到10世纪中叶，长江流域在经济实力上已超过了黄河流域。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乱”和此后一个半世纪的分裂，使中国再度出现数百万人口南迁。北方的上中层人士大多迁出，经济文化实力大受影响，而在此期间北方遭受的天灾人祸又远比南方严重，特别是在蒙古入主中原之初，以至出现了中国人口分布南北比例8比2的极点。明朝初年，长江下游史无前例地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尽管以后首都仍在北方，但南方的经济文化优势已经完全确立，从此再未逆转。明清二代，南方负担了中央财政的绝大部分，也占据了文化、政治人物的大部分，这一优势一直维持到了本世纪。 但从明朝开始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长江流域基本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对外的影响只限于周边中国文化圈和几种有限的商品。在西方出现工业革命和政治进步的巨大变革时，长江流域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直到西方列强的军舰驶入长江，尽管它依然可以“人间天堂”自诩，却早已落后于世界了。

　　三

　　当工业文明传入长江流域时，它并非没有转型和发展的机会，一些志士仁人也作过一次次的尝试，但中国落后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体制和外来势力的干预，使这些试验都以失败而告终。建国后，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左”的路线和一些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过于强调集权统一的结果，使长江流域又一次丧失了发展的机遇。

　　但种种迹象表明，长江文明正酝酿着它的第三次崛起。这当然与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有关，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倾向等等；但起更重要作用的是由于长江流域本身的自然和历史各方面的因素。

　　从全球气候的宏观变迁看，在未来数十年至一二百年间出现变暖或变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虽然一些科学家预言，由于人类活动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必然导致气候变暖，但如果考虑到自然因素将起更大的作用，变冷的可能并不能完全排除。不过无论变暖还是变冷，处于中纬度的地区一般受影响最小，而长江流域恰恰是占了中国中纬度地区的大部分。如果年平均气温在2摄氏度的范围内变化，长江流域的自然条件仍将保持其优势。由于气候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一些不利因素，如海平面或地下水位升高或下降，部分地区气温过高或偏低等，完全可以预防或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这类情况在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我们的先人也一一化解了困难，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我们的适应能力一定会强得多。而且，已经建成和将要建成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必定会发挥调节作用，不仅能有效地减轻或消除自然灾害的破坏性，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 航空、铁路、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在交通运输中所占比例将越来越大，但水运的优势依然存在。在21世纪或更远的将来，水运仍将是远程、大宗货物的主要运输手段。环太平洋地区是未来发展的中心，所以长江及其支流的航运和与之连接的海运在中国和世界经济中仍有重要地位。以水运和沿江铁路、公路系统构成的运输网络也有利于流域内部的经济整合，使其整体实力进一步加强。

　　到1990年，长江流域已有3.86亿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拥有耕地2340万公顷，占全国的24.5%，粮食产量占全国37%以上，棉花占三分之一以上。木材蓄积量占全国三分之一，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40%。长江流域不仅拥有整体的优势，而且在经济效益、人均国民产值、经济增长率、管理水平等方面高于全国平均水准。这些都为长江流域未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三峡电站的建成及上游水力、矿产资源的开发，将与中下游的产业实行优势互补，形成合理的经济区域。

　　在近代，长江沿线是中国开放较早的地区。西方文明以长江及其支流为渠道，传入沿江大中城市以至中小市镇。近代工业、交通、商业、金融、邮政、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得到较快的进步，使长江流域在经济文化方面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民众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还造就了一批适应开放的各类人才。 在历史上，长江流域的人口曾经有过共同的来源，在内部也有过密切的交流，如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就是以湖北、湖南、江西为主的移民大规模迁入四川并重新开发四川的过程，近代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由江浙移民构成，江西曾经向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输出过大量移民，近年来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所以各个文化亚区之间既有各自的个性，又有很大的共同性和兼容性。如果说长江文明的第二次崛起得益于黄河文明的话，它的第三次崛起将不仅注意吸收国内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也将受惠于全球的先进文明，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因素。 曾经长期困扰着长江流域和中国其他各经济区域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改革开放有望得到圆满的解决。只要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应有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赋予足够的自主权，就完全不必像历史上某些时代那样，只能通过分裂割据来推动地方的开发和发展。长江流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选择更符合自己特点的发展模式，较早实现现代化，也将对中央政府和其他地区作出更大的贡献。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备于长江流域，让我们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携起手来，共同迎接长江文明的第三次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