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装开始的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葛剑雄

　　公元前307年，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在赵国开始，发起者是国君武灵王，改革的内容似乎相当简单——胡服骑射——改换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的骑马和射箭技艺。骑射的推行似乎没有什么阻力，提倡胡服却举步维艰，所以这次改革的重点还是易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装革命。

　　这倒不是赵武灵王心血来潮，或异想天开，而是他继位19年后深思熟虑的决断。

　　一

　　自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赵与魏、魏同时被承认为诸侯之后，魏国一度执三国牛耳，赵国却一直不能有所作为。公元前408年时魏文侯派乐羊越过赵境进攻中山(在今河北中西部)，两年后灭中山。但以后中山又复国了，作为近邻的赵却奈何它不得。就在赵武灵王继位的前几年间，齐与魏联兵攻赵，赵国决黄河之水才使他们退兵。赵将赵疵在河西被秦军所杀，秦军夺取蔺(今，山西离石西)和离石(今离石)。公元前326年赵肃侯死，秦、楚、燕、齐、魏各派精兵一万来参加葬礼，无疑是要给这位继位的少年新君——武灵王一个下马威。

　　武灵王初年，日益强大的秦国成为赵国的主要威胁，赵国参加魏、韩、燕、楚的五国联合抗秦，与魏、韩联兵攻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以失败告终。次年(武灵王九年，前317年)，秦将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击败赵、魏、韩联军，赵军被杀八万人，损失惨重。接着，赵国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西阳(一作中阳，今山西中阳)为秦所攻占，蔺再度为秦所占，将军赵庄被俘。

　　但武灵王并非碌碌无为，实际上他继位之初就有不同凡响之举。当时他尚未成年，不能处理政务，就任命了三位“博闻师”和三位“司过”，接受他们的指导和监督。到亲政时，先听取先王的重臣肥义的建议，并给他增加秩禄。当各诸侯国纷纷称王时，武灵王却下令国内称他为“君”，原因是“无其实，敢处其名乎”(没有王的实际，怎么敢用王的名义呢)。他一直在积蓄力量，寻求强国之道。

　　武灵王十七年(前309年)，他前往东北边境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之外，在那里的高地上建了一座野台，观察齐国和中山国的形势。第二年，秦武王与武士孟说比举鼎，失足骨折，突然死亡。武灵王抓住时机，派代相赵固去燕国迎秦武王的异母弟公子稷，护送回秦国继位，即秦昭王。这无疑使赵国暂时消除了来自秦国的军事压力，可以集中力量向其他方向进攻拓展了。

　　十九年元旦，武灵王在信宫大会群臣，并召肥义密商大计，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武灵王大举进攻中山，占据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他亲自率军北上，从代北而西，在今河套一带渡过黄河，登上黄华山。这不仅使赵国获得了大片土地，也使武灵王进一步了解了胡人的习俗，特别是他们战斗力强的原因。于是他召来谋士楼缓，正式提出了改革计划。武灵王说：

　　先王抓住有利时机，掌握了南部的土地，利用漳水、滏水的天险，筑了长城，又取得了蔺、郭狼(一作皋狼，今山西离石西北)，在荏(今地不详)击败了林胡，但还没有将它消灭。现在中山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北面有燕国，东面有胡，西面有林胡、楼烦和秦国、韩国的边境，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强大的兵力，国家就要亡了，怎么办呢？要干成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必定会受到不尊重传统的指责。我现在决定改穿胡服。

　　楼缓完全赞成，群臣却一致反对。于是武灵王只得再与肥义商议：

　　现在我要继承先王襄子的事业，将国土开拓到胡人、翟人的地方，却得不到臣子的支持。实行胡服骑射后可以削弱敌人，付出的代价少，获得的利益多，可以不使百姓的负担不至太重，而能实现先王的宏图大略。要建立不世之功，不得不承担改变传统的责任。考虑实行一种独特的方案，肯定会招致众人的怨恨。如今我要教百姓胡服骑射，臣民们一定会议论反对我，怎么办呢？

　　在这关键时刻，肥义这位老臣一锤定音：

　　没有信心办不成大事，怀疑自己的行动就不能名正言顺。大王既然已经准备承担不尊重传统的指责，那就不必再顾虑天下的议论反对了。最高的德行必定与众人不同，要办成大事不能与普通人商量。以往舜在有苗部落时与当地人一起跳舞，禹到了裸国也脱掉上衣，不是真的喜欢这样做，而是为了尊重他们的习俗，办事方便。愚蠢的人在事情办成前总是看不清，智者才能作正确的预测，大王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武灵王说：“我不是对改穿胡服有犹豫，而是怕天下人笑话我。其实，狂人的快乐，智者看了会感到悲哀；愚人所讥笑的，贤者反要加以分析。国人能听从我，改穿胡服的好处无可限量。纵然天下人笑我，胡人的土地和中山国必定会落入我手中。”他决心已定，自己带头穿了胡服。

　　但是武灵王深知反对势力的强大，为了顺利推行胡服，必须取得一些关键人物的支持，其中一位就是叔父公子成，于是派了一位使者传达自己的意见：

　　寡人将穿胡服举行朝会，希望叔父也能穿胡服参加。家里听长辈的，国中听君主的，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现在寡人定了改换服装的政策，如果叔父不执行，恐怕会引起全国的议论。治国的根本原则就是有利于百姓，从政的基本方针就是政令得到执行。要讲清道理先得从基层做起，而政令的施行首先靠高层带头。现在改穿胡服，并不是随心所欲，出于个人的好恶，而是事出有因，要建功立业，等目的达到了，才能算大功告成。我怕叔父不服从，提出反对意见。我也知道，做有利于国家的事应该光明正大，得到贵戚的支持能增加声望，所以希望得到您老人家的成全，使改穿胡服的政策能实行。特地派来使者，请您穿上胡服。

　　果然，公子成说了反对的理由：

　　臣的确听说大王穿胡服的事，可惜疾病在身，不能亲自去见大王，贡献鄙见。既然大王要我发表意见，怎么敢不尽愚忠？臣听说，中国这地方，是聪明智慧的人所住，各种财富和用品所积聚，圣贤所进行教化，仁义所得以施行，诗书礼乐所运用，有异常本领的人可以一显身手，远方来宾所向往观摩，蛮夷作为学习的榜样。现在大王舍弃中国的服装，却采用远方的胡服，不遵守自古以来的规矩，改变了传统，违背了人心，不顾学者的意见，脱离了中国实际，所以臣请大王再慎重考虑。

　　使者回报后，武灵王说：“既然叔父有病，我就亲自去向他说明。”他来到公子成家，恳切地讲了一番道理：

　　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着，礼仪是为了便于办事。圣人考察往事，以顺应形势；根据客观条件，制定礼仪；目的都是为了对百姓有利，增强国力。瓯越的人民短发，文身，左臂袒露，吴国的百姓牙齿染黑，脸上刺花，却没有像样的帽子。所以礼仪和服装可以不同，但都是为了方便。时代不同了，办法可以改变；形势变化了，礼仪不必固定。所以圣人只要对国家有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只要便于实行，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礼仪。儒家的宗旨是一致的，但做法可以不同；中国的礼仪是共同的，但方式可以有差异；何况各地有特殊的地理环境？正因为如此，智者从来不要求做法都得一致，圣贤也不能将不同地区的服装统一。偏僻的地方会有少见的事物，常人不注意的学问有它自己的道理。出于公心的人，对不了解的事物不会随便怀疑，对不同意见不任意反对，而是尽量争取一致，共同加以完善。现在叔父所说的，只是代表了一般人的意见，而我正是要超脱一般人的见解。

　　我国的东部是河水(黄河，当时流经今河北)和漳水，是与齐国、中山国的界河，所以没有航运之利。从常山到代、上党一线，东面是燕国和东胡的境界，而西边与楼烦、秦、韩相交，目前也没有防卫实力。我要是没有舟楫可用，沿河水、漳水的百姓将如何守卫？实行胡服骑射，就是为了能防守与燕、三胡(东胡、楼烦、林胡)、秦、韩的边界？

　　以往先王简子没有固守晋阳，一直扩张到上党一带；先王襄子吞并了戎人，夺取了代地，击退了诸胡；这是大家都明白的功业。早先中山国倚仗齐国国力强大，侵略我国领土，残害我国百姓，引水围困了鄗城(今河北柏乡东北)。要不是社稷的神灵，鄗城几乎守不住了。先王视为奇耻大辱，却一直不能报仇。如果实行骑射，就近可以利用上党的地形优势，远可以报中山国之仇，可叔父您因循中国的旧俗，违背了简子、襄子的意图，讨厌改变服装的名声，却忘了我们在鄗城蒙受的耻辱，实在使寡人失望。

　　公子成听后就向武灵王表示歉意：“臣太愚蠢，不理解大王的这样做的道理，竟敢说这些世俗的短见，这是臣的罪过。现在大王要继承简子、襄子的计划，实现先王的遗志，臣怎敢不听命令？”恭恭敬敬地接受了武灵王赐给他的胡服，并在第二天穿着胡服参加朝会。于是武灵王正式发布了改穿胡服的命令。不过从以后的事实看，公子成的顺从只是形势所迫。

　　但大臣赵文、赵造、周绍、赵俊又极力劝阻，认为还是原来的服装好，要求撤销胡服令。为此，武灵王再次强调了他的理由：

　　先王没有同样的习俗，有什么旧俗必须效法？帝王间本来就不相互继承，有什么礼仪必须遵循？虑戏、神农的做法是对百姓只教导而不杀，黄帝、尧、舜对百姓即使杀了也不发怒。到了三王，都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制定法律，根据事物的不同而确定礼仪。法制和政令都要讲究合理，衣服和器械都要便于使用，所以礼仪不一定只有一种，有利于国家的事也不必学古代的样子。圣人的兴起，并不一定靠继承才能获得统治地位；夏、商二朝的衰落，也不是因为改变了礼制才灭亡。因此不能由于不照古法办就加以批评，而遵循旧礼也不值得肯定。再说，衣服穿得太奇特了人的志向不专一，所以邹鲁一带的人没有什么杰出的行为。风俗过于封闭百姓就会保守，所以吴越一带出不了有本领的人。况且圣人对服装的要求就是便利身体，对礼的要求就是便于办事。进退的规矩，衣服的样式，都是用来管束普通百姓的，并不是评论贤人的标准，所以说普通百姓因循习俗，而贤人总是追求变革。俗话说：“照书本上知识去驾车的人不懂得马的性情，只会以过去的办法来处理现实的人不理解事物的变化，遵循传统的不足以建立盖世之功，一味效法古代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你们都不懂呀！

　　武灵王没有再理会一些大臣的反对，坚决实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不久就开始见效。武灵王二十年，他亲自率军进攻中山，占据了宁葭(今河北获鹿北)，又西征林胡，夺取榆中(今内蒙古与陕西相交处一带)，林胡王不得不向他献马。二十一年，赵军大举进攻中山，夺取了丹丘(今河北曲阳西北)、华阳(今恒山)、鸱之塞(鸿上塞，今唐县西北)，武灵王亲自率军攻下了鄗、石邑(今获鹿东南)、封龙(今获鹿东南)、东垣(今正定南)，中山王献出四城求和，赵军才暂停攻势。二十三年和二十六年，赵军继续夺取中山国的土地，使北至燕国和代(今河北西北及相邻内蒙古地区)，西至云中和九原(今内蒙古阴山以南)的新疆土连成一片。四年后，中山国被灭，国君被迁往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至此，赵国的疆域和国力都达到极盛。

　　二

　　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一位国君要臣民改变服装竟会这样困难，而胡服骑射竟有如此大的威力。由于史料非常简略，我们要详细考察这次改革的过程已不可能，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再从史料的字里行间作一番挖掘，还是能有所发现。 马很早就成为家畜，但中国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马的利用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华夏诸族主要用来拉车，而胡人(泛指北方游牧民族，包括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主要用于骑。所以华夏诸族，包括春秋及战国前期各诸侯国军队主要军事力量是兵车，步兵是兵车的辅助力量，而胡人基本上都是骑兵。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当然要胜过兵车，特别是在长距离和复杂地形条件下。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因各方都用兵车，这种方式的优劣难以显示，而在华夏与胡人的战争中，兵车对骑兵的劣势就会很明显，对此赵武灵王必定比其他诸侯国君有更深的体会。

　　由于马车普遍使用，御(驾驶马车)就成为成年男子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艺。因为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驾车的可能和需要。举凡日常生活、婚丧礼仪、行军出征等都离不开车，替贵族或国君驾车得有一定身分，战时为主帅、主将驾车更不同寻常。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六艺”之一，就是御术。

　　射箭倒不是胡人的专利，孔子的“六艺”中也有一项是射。但胡人习惯于骑在马上射箭，华夏人都是站在车上或步行射箭，技术孰优孰劣不言自明。而且胡人经常骑马狩猎，要射飞禽走兽，其弓箭威力自非华夏可比。而华夏除了打仗外，弓箭的利用机会不多，往往成为一种装饰和单纯的技艺，结果是中看不中用。 赵武灵王能够意识到胡人骑射的优势，当然与赵国的地理位置接近胡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事先进行了长期深入考察。《史记·赵世家》记载他十七年与十九年间“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自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这从他此后对形势的熟悉程度也可以证明。他从亲政到正式颁布胡服骑射令，已经过十多年的准备。

　　从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可以看刀，对实行骑射没有人公开抵制，大概也提不出什么不赞同的理由，而对改胡服则不仅普遍反对，而且相当激烈。我前面之所以要不避繁琐，将武灵王与贵族大臣的争论详细写出，就是希望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但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当时的男子服装，是“上衣下裳”，下身穿的“裳”就是不分裤腿的裙子，站在或坐在车上当然没有问题，但如何骑马奔跑和作战？就是上身的“衣”，贵族也穿宽袍大袖，站在车上挥戈指挥尚无大碍，骑马射箭或格斗也是不适宜的。

　　可是服饰是等级的标志、地位的象征，要贵族穿上与奴隶的服装差不多式样的紧身衣裤——胡服，他们如何能接受？就是一般士人，也视服饰为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格斗中帽缨被打断，他明知风险，竟停止战斗说：“君子死而冠不免。”这了保持帽子的完整，他将帽缨重新扎上，从容被杀。 而且，华夏优于夷狄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从公子成等人的反对言论中可以看到很清楚。“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应该是蛮夷的学习榜样，现在反过来要向蛮夷学习，岂非是非颠倒？ 我以为还有一点贵族们不便说的原因。当时文武官员还没有分化，一般贵族大臣必须文武兼资，胡服骑射涉及众人。但胡服骑射对个人技艺的要求比车战更高，在战斗中的危险性也更大，对那些平时养尊处优的人，或者只会滥竿充数的南郭先生，自然是一场难关。正因为如此，一旦实行胡服骑射，不仅会迫使贵族大臣们精心骑射，而且会淘汰一大批素质低又不能提高的人。也因为如此，改革后的赵国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

　　为了使这场改革能推行下去，武灵王与他的支持者必定要作周密的部署，他与肥义一连开了五天秘密会议就是明证。这些措施不会只是辩论说服，可惜史料中缺乏更详细的记载。但可以肯定，当时还采用了编造神话，假借天意的方式，《史记·赵世家》中能找到证据。 据说赵简子曾大病七天，不省人事，醒来后说：我到了天帝的住所，与众神在一起，听到钧天广乐，见到九奏万舞。有一熊扑来，帝命我射它，我射中了，又射死了一头罴。帝很高兴，赐给我两个竹盒，都有同样的小盒子。我又见到帝旁边有个孩子，帝给我一条翟犬，说：“等你孩子长大了就赐给他。”帝告诉我：“晋国快衰落了，七代后灭亡。嬴姓将在范魁(地名)以西大败周人，但不能占有这些土地。我想到虞舜的功勋，将以他的嫡传女子配给你的七世孙。” 不久赵简子遇到有人当道，非要与他密谈，结果此人竟是当时也在帝身旁的，他为简子解释了帝的预言：熊和罴是晋国其他二卿的祖先，所以将能灭二卿。赐给他的两个竹盒都有“副”，象征着将消灭两个子姓的翟国(代和智氏)。帝旁的小孩是他儿子，而翟犬是代国的祖先，他的儿子必定能拥有代国，后代一定会实行改革，穿胡服。

　　这些预言的前面部分在武灵王之前已经实现，当然可能在此前已经编造出来。但涉及武灵王的却正是他最引人争议的两件事，一件是胡服骑射，另一件是他娶吴娃。武灵王十六年他到大陵游玩，回来后梦见一位美女弹琴唱歌，后来在饮酒时就描述了美女的形象，吴广就将自己的女儿献上，据说正是虞舜的后代，称为孟姚。武灵王对孟姚十分宠爱，甚至一度影响处理政务，姚孟生了儿子后，他就废了长子，立为太子，以后又将王位传给了刚满十岁的太子。所以可以肯定，这两件事都是武灵王时编造的。之所以能流传下去，并能载入史册，是因为胡服骑射的改革大功告成，而姚孟的儿子成为惠文王并在位三十三年。 武灵王为改革实在是用心良苦，但很多具体过程，我们只能加以想象了。

　　三

　　武灵王在胡服骑射初见成效后，又作出了惊人之举。二十七年(前299年)五月，他在东宫举行大朝会，将王位传给太子(惠文王)，并任肥义为相国，辅佐幼主处理政务。他自己称为“主父”，准备身穿胡服，率领军队经营西北，继续夺取胡地。他还有一项更大的计划：从云中、九原南下袭击秦国。为了亲自察看地形，并见识一下秦昭王，他假装成赵国的使者进入秦国，并求见秦昭王。昭王开始没有在意，事后觉得此人气度不凡，不像一般人，立即派人追赶，但主父已经飞速出关。此时秦国才知道来人就是主父，不禁大惊。

　　但就在灭中山国，举国大庆，论功行赏时，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他看到长子章向十三岁的弟弟俯首称臣时，觉得过意不起，就封章为代安阳君，任命田不礼为他的相，据说还准备“两王之”，将他同样立为王。《赵世家》分析主父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惠文王之母姚孟死后，他对惠文王的感情逐渐淡薄，觉得长子被废可怜。这话不是随意猜测，就是出于惠文王一派的编造。因为武灵王立惠文王为君时姚孟已死了两年，而他自己不过四十出头，要真有这样的想法，完全来得及改立太子，至少不必急于传位给幼子。 其实武灵王是受了他祖先赵简子和赵襄子的影响。

　　赵简子发现“贱翟婢”所生儿子毋卹贤能，就废了太子伯鲁，立为太子。毋卹(襄子)继位后，伯鲁已死，封其子周为代君。襄子之妻空同氏生有五子，但襄子坚持要传位于伯鲁之后，立代成君之子浣为太子，死后即传位于浣。武灵王封长子为代安阳君，果然有弥补他损失的意思，同时也是希望惠文王能学襄子，今后再将王位传回长子一系。但是他却完全高估了这两位儿子——长子章并不像伯鲁的子孙那样安分守己，而惠文王也不具有襄子这样的风范。果然，就在第二年(惠文王四年，前295年)，章趁主父与惠文王游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离宫时作乱，杀了肥义。公子成与李兑起兵攻章，章败后逃入主父宫中，主父收留了。公子成与李兑包围沙丘宫，章走投无路被杀。他们命令宫中人员全部撤出，否则灭族，却将主父一人围在宫中。主父出不来，饿得受不了，只能掏鸟巢里的小鸟吃，三个月后终于饿死。公子章、李兑这样做，据说是因为害怕主父出来会追究他们包围王宫的责任，其实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担心主父会废了惠文王，而公子成对主父未始没有反对胡服的宿怨。

　　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但骑射从赵国推广到各国，兵车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是赵国从此失去了与秦国争雄的机会，尽管有廉颇、蔺相如、李牧等良将贤臣尽忠竭力，终究回天无力，难逃覆灭的命运。

　　一个偶然的巧合是，85年后，灭了赵国的秦始皇正是病死在沙丘的。

　　四

　　至于胡服的推广，显然只限于军队。因为秦汉时代，士大夫的服装与战国时并无明显变化。东汉灵帝时胡服流行，史官认为是东汉灭亡的不祥预兆，可见胡服并没有在中原到得流传。以后中国北方经过一次次的“胡化”，但“汉家衣冠”一直传到了明末清初。而进入中原的胡人，最终大多改着汉装，不过主动实行全面改汉装的君主，大概只有北魏孝文帝一人。

　　清朝强制推行雉发和满装，曾经引发汉人激烈的反抗，不知多少人头为之落地。而且即使在全国改穿满装以后，民间为死者准备的寿衣往往还是明式，为祖先画像时也一律穿明式服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士大夫声讨太平天国的罪行中，有一条就是变衣冠；日本明治维新后改穿西装，也为李鸿章等讥讽议论；到了清末以至民国，又有一批文人为维持这套完全可称为“胡服”的“大清衣冠”而号呼奔走。

　　不过中国史上最彻底的变化还是发生在1949年之后，几年之内，满装和西装被一扫而光，除少数民族外，中国大陆的服装统一为一个模式，真正是“全盘西化”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式服装流行普及，但除了旗袍一支独秀外，连满装都无影无踪，更何况汉族真正的传统服装！前几年恢复祭孔，用的都是清朝衣冠仪式。孔老夫子要真有灵，面对这样的“夷礼”，不知作何感想？一些人什么都要讲传统，动不动就是不合国情，那么国人在穿衣方面为什么可以将传统全部抛光？为什么完全由外国传入的服装倒能适应中国的国情呢？ 在欧洲常可见到一些穿着传统甲胄的仪仗队或警卫，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者大多穿韩国古装，去年见到日本京都市的市长穿着和服在成人节大会上致词，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大多作传统穿戴。有时我想，要是我们在服装上要“传统”一下，究竟应该穿什么样式？

　　据一份回忆录介绍，解放初陈毅就任上海市长时，就遇到过这个难题。他认为市长是民政官，不宜穿军装；刚解放，穿西装也不合适；于是他穿长袍马挂出席就职典礼。此事如记载无误，我真佩服陈毅的通达，但也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居然没有自己的传统服装而感叹。

　　我丝毫没有非穿传统服装不可的意思，但回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的历史，服装与政治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倒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