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史看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意识

　　葛剑雄

　　目前台湾的2200多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而且他们的迁出地和迁移时间都相当集中，定居范围也相对集中，所以一般都认为他们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意识不成问题。但实际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特别是近年来，不仅一贯鼓吹“台独”的极少数人完全不认同于祖国大陆，就是一般民众也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相当复杂，但从移民史的理论和经验出发，从大陆移民台湾过程的特殊情况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结果还是有其必然的原因。因此，从移民史角度分析这些现象，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台湾民众的现状，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做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效的工作。

　　一

　　移民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一般说来，移民所传带的文化基本都来自迁出地。特别是迁入新开发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和异族地区的移民，往往相当顽强地保持着迁出地的文化。但是，来自迁出地的文化根基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在迁入地生存和发展，移民不得不根据定居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自己的文化适应现实的需要。如果在新迁入地定居的移民长期脱离迁出地，两地的文化就会产生差异。如果迁出地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两地的差异必然更大，移民的故乡意识必定会逐渐淡薄以至完全消失。

　　在中国移民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1]。

　　西汉初，汉高祖刘邦为缓解其父太上皇对故乡的思念，特意将丰县(江苏丰县)整体迁移到关中，他不仅将原来的丽邑完全按照丰县的街市布局改建，还从丰县迁来了包括“旧社屠儿酤酒煮饼”等各色人等在内的人口。这个新丰县与丰县是如此想像，以至商人们将从丰县带来的鸡豚羊犬放到街上，居然都能找到主人的家。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当然可以在一段短时期内保持着迁出地的特点，但由于无法得到新移民的补充，与迁出地的联系不复存在，所以与故乡的差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关中与丰县在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上本来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入汉以后又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更加速了新丰的异化。因此，到西汉中期，新丰与关中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而丰县的移民早已融合于关中人口之中。自西汉中期以后，史料中再也找不到新丰有何淮楚的特色了。 自西汉起，不断有大批匈奴、乌桓、鲜卑、羌、氐、丁零、突厥、回鹘、沙陀、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族人口由边疆或境外迁入内地。由于内迁的少数民族远离故乡，又无法与故乡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加上环境迥异，他们不可能再维持原来的游牧、渔猎或半农半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以在内地定居的这些民族的后裔，最终不仅没有再保持自身的特点，而且几乎全部融合于汉族之中。就连以始终不渝地维持本民族传统著称的犹太人，在迁入中国并在开封定居后，也为当地人所同化。 这种情况在汉族中也很普遍，公元3世纪西晋末年永嘉乱后和12世纪前期北宋末靖康之乱后的两次大规模南迁，由于南北分裂，长期隔绝，加上南方与北方在自然与人文环境方面的明显差异，南迁移民的故乡意识逐渐淡薄，所以在南北重新统一后，基本上没有移民后裔自愿返回北方。

　　台湾最早的大陆移民可以追溯到明朝以前，但直到明朝末年，在台湾定居的二三万大陆移民还是以海盗、贫民、渔民、走私商人等底层民众为主的。在明清之际，特别是在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恢复先人旧业之后，郑氏将士与家属迁往台湾；在清朝实行迁海之际，郑氏又从福建漳、泉一带组织大批移民大量迁往台湾；使在台湾的大陆移民达到十多万。但自康熙元年(1662年)清朝迁海后，台湾与大陆基本隔绝，人员来往很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台湾设府后，郑氏政权所属大陆移民大半迁回大陆，由大陆迁往台湾又受到诸多限制，所以大多采用偷渡的方式。直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才解除不许携妻入台的禁令，并允许大陆“良民”自由迁往台湾。光绪元年(1875年)起当局更大力招垦，至1895年台湾被日本侵占时，大陆移民及其后裔已超过200万，他们的后代构成了今天台湾的“本省人”。在日占的半个世纪中，大陆移民的迁入基本停止。1945年台湾光复至1950年，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和一些大陆移民迁入台湾，他们及其后裔构成了今天台湾的“外省人”。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80年代初，台湾与大陆再次处于隔绝状态。

　　所以，尽管今天的台湾民众中，绝大多数是大陆移民或其后裔，但台湾和大陆却经常不能自由来往。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间，双方几乎没有自由交往的机会，大陆移民及其后裔与故乡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另一方面，在此期间双方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台湾经历了日本的占据和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党禁开放后又进入了一个多党政治社会，这些都与大陆存在明显的差异。发展到今天，台湾与大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各方面的情况都已很不相同，他们对故乡的感情已远非昔日可比。随着老一代原始移民的最终逝去，血缘关系疏远和缺乏直接接触的移民后裔与故乡的精神联系必定会更加淡薄。如果仅仅因为台湾的民众绝大多数是大陆移民或其后裔，就无视他们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意识，当然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要求。

　　二

　　由于移民与迁出地的民众在血缘、文化、地缘、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联系，移民一般会在各方面认同故乡，特别是在文化方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面的认同也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血缘、文化、地缘方面的认同比较稳定持久，中断后也容易恢复，而政治、经济方面的认同则比较脆弱，受现实因素的影响很大，往往时过境迁就今昔异势。

　　西晋永嘉之乱后，南迁的北方人构成了东晋和南朝统治集团和上层人口。留在北方的汉人与他们本属同族同宗同文，并应属于晋朝的臣民。南北分裂之初，北方汉人的确一直以南方的东晋为正统所在，盼望晋朝政权的回归，并且不断有人涉险南迁，投奔东晋。但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逐渐稳定，并吸收汉人参加统治集团后，特别是在这些政权基本上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之后，北方汉人大多已安于现状，进而效忠新政权，反而以正统自居，而视南方为“僭伪”，称南方人为“岛夷”。

　　南方政权建立之初，上层汉人还念念不忘北伐还都，但到恢复无望时，绝大多数人就变得乐不思蜀，对北方政权虽还称之为“索虏”，实际上却已当作平等的敌国了。北伐还都反倒成了军阀政客挟持朝廷的手段，为多数政治家所反对。即使是在抗御北方入侵获得胜利、北方政权受到重创的形势下，南方政权也很少积极进取，但求保境安民。

　　到了6世纪后期，经过200多年的分离，北方汉人与定居于北方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已经很小，他们共同形成了包容各族的“北人”。而与北方汉人本属同根的南方汉族移民，却已与“北人”相当隔膜，他们之间的差异比“北人”内部的差异大得多。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唐后期开始逐步形成的“北人”与南方宋朝的关系。

　　从唐朝后期开始的汉人北迁，一部分是契丹政权军事掳掠和政治胁迫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是在战乱情况下汉人自愿的迁移。但无论如何，这些汉族移民构成了契丹(以后的辽)政权人口的大部分，参与了辽朝的建立和发展，其中的上层人物还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部分。尽管在辽朝的汉人大多数是今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或燕云十六州当地的土著，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契丹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血统方面与契丹已经密不可分。正如熟悉情况的宋朝真定府安抚使洪中孚所说：

　　臣契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通书识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究安能一一遽用？此士人无归意也。饘粥粗给者已连姻戚里，昔刘六符相虏，疾且笃，耶律洪基临问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萌南思也。”洪基乃诘其深结之道，六符对以“省徭役，薄赋敛”，洪基深嘉纳之，遂减税赋三分之一，两地供输者皆知之。[2]

　　读书人有官做，百姓能减轻赋税负担，与契丹族之间能和睦相处并通了婚，汉族移民的后裔哪里还会有回到故乡或投奔南方政权的愿望？王介儒说得更加明白：“南朝每谓南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3]

　　北宋统治者却完全不了解实情，加上“边臣用人无术，或探报者利于所得，恣为诞谩，帅臣庸暗，更加缘饰，妄议边事，侥觊邀功”[4]；以至误信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骗造出来的“人心所向”的谎言：“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何啻大旱之望云霓。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宋朝当年作出与刚崛起的女真金国海上结盟，联合灭辽，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燕云汉民热切盼望宋朝去“统一”他们，以为只要宋军一到，就必定能得到全体汉民的支持。

　　可是迎接宋军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即使是被宋朝收编入伍的北方汉人，也往往与南人格格不入，磨擦不断。北方汉人认为自己受了歧视，“北人(契丹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而宋军士兵却将北人当作降人，抱怨对朝廷他们过于优待。宋朝的文武官员以他们的救星自居，有意无意将他们视为异已。结果是，南侵的金兵利用了想返回家园的北方汉人，被收编为“义胜军”的数十万“汉儿”不是阵前倒戈，就是被宋朝军民所杀，以致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迅速逼近宋朝首都开封。[5]

　　清朝割让台湾时，并没有号召台湾人民撤回大陆，对台湾人民自发的反抗行动也没有给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人民不得不接受日本的统治，包括使台湾人民“皇民化”，使台湾“本土化”的一系列措施。在连中国政府、中国的政治家都没有预见50年后台湾还能回归祖国的情况下，难道能要求一般民众不服从实际统治着他们的政权？而且日本为了永久占据台湾，变台湾为本土的一部分，也采取了不同于殖民地的政策，如积极推进台湾的开发和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陆移民后裔的台湾民众反而产生对日本的认同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台湾光复后，代表中国接管的是国民党政府，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当然就表现为对这个政府的认同。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的残余迁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大陆建立，但对台湾民众而言，前者是合法政府的延续，后者却是一个从未接触又毫不了解的政权，而且是被自己的政府称之为“匪”、“伪”，几乎每天在攻击丑化的政权，他们怎么可能不认同统治着自己的国民党政府，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于随同迁台的军政人员和民众，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受到蒙蔽，对共产党政权都怀着敌意或戒心，尽管他们与大陆的关系最为密切，却也难以与大陆上的政权认同。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和大陆的改革开放，使两岸的了解和交流达到了空前频繁和广泛的程度，但无庸讳言，开放党禁、报禁后的台湾与大陆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理念上的差异进一步扩大，而血缘、地缘、传统方面的联系又越来越趋于消失。

　　正因为如此，真正促进祖国统一的因素并不是基于移民渊源的血缘、地缘和文化认同，而是两岸人民现实的和长远的根本利益。

　　注释

　　[1] 本文有关移民的例证，均见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中国移民史》1-6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 《三朝北盟会编》卷19《政宣上帙十九》，宣和六年九月。

　　[3] 《三朝北盟会编》卷8《政宣上帙八》引马扩《茅斋自叙》。

　　[4] 《三朝北盟会编》卷8《政宣上帙八》宣和四年六月。

　　[5] 参见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第六章、第八章有关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