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兆斯民 沧桑百年

　　葛剑雄

　　即将过去的20世纪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记载的一百年，如果要选出几项变化最大的因素的话，人口肯定是其中之一。且不说今天在世的中国人几乎都是本世纪的产物，就是将20世纪的中国人口放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考察，也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纪录和一系列人间奇迹。

　　从“四万万同胞”到12亿中国人

　　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进行人口普查，以便为实行“立宪”作准备。可是普查的结果还来不及统计出来，清朝已经被推翻了。这次普查的结果直到民国初年才予公布，但由于缺漏太多，与实际情况差距不小。1934年出版的《中国年鉴》作了一些补充，将数字修正为3.68亿。但这个数字还是偏低的，研究证明，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全国的人口总数大约已接近4亿了。那时中国人常自称“四万万同胞”，倒是很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个数字推算，本世纪初的清朝全国人口大约有3.5亿。

　　1908-1911年的人口普查尽管进行得很不彻底，存在着不少错漏，但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因为在这以前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二千多年的户口户籍调查，却都不是以了解实际人口数为主要目的的，并且都不是进行逐人登记的。这就是说，在中国进行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是从本世纪开始的。

　　可是从这次人口普查以后的42年间，中国没有能够再作一次人口普查，所以中国人实际上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在此期间公布的各项数字，无论是由官方机构统计的，还是由中国或外国的学者估计的，虽然都不相同，但基本都在4-5亿之间，所以在本世纪的前半期，“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四万万八千万同胞”与“四万万同胞”同样流行，却谁也拿不出一个精确的人口总数来。

　　1950年，国家内务部公布的全国(包括台湾)人口数是483869678，财政部公布的数字是483000000，而《大公报》发表的是486600000，总之都符合“四万万八千万”的习惯说法。正因为如此，当1953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时，大多数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都目瞪口呆——因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中国人口不是接近5亿，而是582603417人。如果加上台湾等岛屿，中国的人口就已接近6亿，比原来的估计多了差不多1亿。

　　但是此后的历次人口普查证明，1953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是基本准确的。以此为基础推算，1949年的中国人口有5.4亿，而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已经达到5亿，也就是说，尽管本世纪的前半期中国饱受外患内乱、天灾人祸，人口总数还是从3.5亿增加到了5.4亿，年平均增长率接近9‰。

　　从5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的记录不断刷新：1954年达到6亿，1964年达到7亿，1969年达到8亿，1974年达到9亿，1981年达到10亿，1989年达到11亿，1995 年突破12亿。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到2000年底的中国人口不会超过13亿。不过，近年来频频见于报道的“黑户口”、“超生游击队”，特别是去年洪灾后在一个地方意外发现成千无户籍人口的事实，不能不使人担忧，中国的实际人口要比官方统计到的和人口普查所能查到的要多出不少。

　　对比历史，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的增长速度的意义。公元初西汉境内的人口已经有6000万,但直到12世纪初，北宋的人口才突破1亿，13世纪初的南宋与金的人口合计达到1.2亿，花1200多年时间翻了一番。此后经过多次起落，在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人口才超过2.4亿，完成第二次倍增的时间是500多年。1850年清朝的人口已经达到4.3亿，但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到本世纪前期才完成第三次倍增，达到4.8亿。但在本世纪内，从最初的3.5亿到翻了一番的7亿，只花了64年时间。而要不是厉行计划生育，到本世纪末的中国人口应该早已超过14亿了。

　　意义深远的两大转变

　　中国历来的人口增长率是很低的。从公元初到1850年之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足1‰。在西汉、盛唐，较长时期内的年平均增长率也不过7‰上下，短期间可以达到10‰左右。被称为“人口奇迹”的清朝，尽管人口的绝对数达到了4.3亿的空前纪录，年平均增长率却不到7‰。由此可见，本世纪以前数千年间的中国人口的增长方式都是一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或者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子孙满堂、多子多福只是一种不现实的梦想。

　　但在本世纪上半叶，即使先后发生了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军阀内战、国内革命、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以及包括长江洪水、黄河改道在内的无数天灾人祸，年平均增长率却能接近9‰，大大高于历史上的太平盛世。而到了1950年至1973年期间，除了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口是负增长外，1950年的年增长率为19‰，其余每年都超过20‰，1957年高达29.05‰。在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出生率居高不下，1962年至1966年和1968年这六年的出生率高都超过35‰，其中1963年创下了43.6‰的空前纪录。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已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

　　从庞大的人口在当时造成、遗留至今并影响未来的巨大社会压力来看，这当然是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至少不是一件好事。但从人口发展的历史看，却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是一项历史性的转变。无论如何，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划时代进步。根本没有能力达到如此高的增长率，繁殖和供养这么多的人口，与自觉地控制增长率和人口规模，毕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实现这一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使出生率提高，死亡率降低。例如，1919年一些省区统计到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00‰，也就是说每2.5个婴儿中就有一个无法存活。1936年和1938年18个省区婴儿死亡率的的平均数分别为156‰和164‰，其中绥远省竟高达439‰。但50年代起逐渐降低，目前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传染病有流行曾经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是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使绝大多数传染病得到有效的防治和控制。在大范围的、持续的自然灾害引发大饥荒时，火车、汽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为救济粮食的运送和灾民外迁就食提供了快速有效的手段，从而大大减少了死亡人数。

　　综观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过程，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即由于死亡率大大降低，由高出生率(或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转变到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模式。这一转变大多发生在工业革命或工业化之后，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但中国人口的这一转变发生在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人口压力已经非常沉重，自然环境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物的情况下。而且在人口数量迅速增加的条件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相对滞后，因而人口素质没有得到同步的提高。在人口持续迅猛增长的同时，没有及时而温和地推行计划生育，而是盲目地信奉人口越多越好、“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的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教条，这就使中国人口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在毛泽东终于认识到应该采取措施向生育上的“无政府主义”开刀时，中国已经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差与最差中作选择了。

　　长期的天灾人祸造成的人口锐减，一次次推迟了人口高峰的到来，也使人们放松了必要的预见和应有的警惕。例如，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有6个省的人口数还低于103年前的1850年，它们是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西和甘肃，下降幅度最大的江西减少了31.5%，就是下降幅度最小的山西也减少了5.4%。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泰民安，当地人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如何恢复减少的人口，而不会是控制人口数量。由于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过程，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究竟有多少人口，就连专家学者都未必说得清楚，要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自然只是一句空话。

　　从1973年开始，中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实施计划生育，人口发展正式列入国家计划之内，并一直把它当作基本国策，在农村更属头等大事。1974年就开始见效，当年的出生率从上一年的28.07‰下降到24.95，减少了3.12‰。到80年代，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大致稳定在15‰，1995年后降至11‰。从统计指标看，中国人口已经实现了又一个转变，即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模式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

　　这是又一项奇迹，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实现这项转变都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多数发达国家用了一百多年，而中国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多年。但发达国家实现这一转变，是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特别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而自然实现的，而中国是在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全，人口素质不高，人们的生育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做到的。无庸讳言，中国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采取了强制性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第一，人口增长率不平衡产生的后果。这种不平衡的存在已经通过各种统计数据反映出来，人们甚至凭直觉也感觉得到。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大大降低，有的已接近或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如上海市的总和生育率多年来已低于美国、日本等国，与原联邦德国相近，也已低于人口更替生育水平，近年人口已连续出现负增长。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却居高不下，这些地区的农村中妇女的生育率更高，生二胎的相当普遍，生多胎的也不少。由于漏报严重，实际增长率比官方统计数究竟要高多少还很难估计。在这些地区，文化技术水准较低的人口一般又比文化技术水准较高的人口有更高的增长率，其中的近亲通婚、先天缺损性婴儿的出生率也比较高。在原籍和寄居地都不管或管不了的流动人口中，早育、多胎的现象相当严重。经济发展较快地区人口的性别比一般接近正常，但一些偏远地区和农村的性别比很高，有的甚至超过120。这些不平衡增长如果长期得不到调节，势必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城市、文化技术水准较高人口、定居人口的增长率一直低于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农村、文化技术水准较低人口、流动人口的增长率，前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渐下降，而后者将日益增加。这必然导致我国人口总体素质的下降、地区间经济文化差距的扩大和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困难。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大幅度变动引起的问题。中国人口既不是静止人口，也不是稳定人口。由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对人口发展的强烈干预，常常造成人口的剧增和剧减，各个岁数或年龄段间经常出现很大的差别。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例，如以当时9岁的人口数为100%，1岁的就只有69.27%，4岁的只有74.25%；如以19岁为100%，20岁至23岁的(出生于1959-1962年)都在57%以下，其中21岁的(出生于1961年)竟只有39.%。这样大幅度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特别是教育、劳动就业、结婚生育、医疗保健、住宅、商品供应、公共设施的发展和维持带来很大的困难。到下一世纪，就业高峰与劳动力不足会交替出现，又会在不同地区间并存。一般操作人员和初中级科技人员还能依靠较长的年龄段之间的调节来保持大体均衡，需要特殊技艺的人员和高级科技人员间就会出现断层。文化革命和新的弃学厌学风已经或者必将加剧这些断层，下世纪初将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造成严重影响。上海等地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到下世纪初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国总人口的7.5%左右，2020年将达到约12%，2050将可能接近24%。无论是老龄化的速度，还是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在认识上和行动上似乎都缺乏应有的准备。

　　第三，一代一孩家庭的后遗症。70年代后期及以后的独生子女将在下一世纪初进入结婚和生育阶段，他们必定会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继续执行只生一个的政策，那么人们预言的421家庭──两对老夫妻、一对小夫妻和一个孩子──就成为事实。这种家庭模式的缺点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对社会和家庭的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利影响外，还会造成伦理道德、心理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如“兄弟姐妹”将在这两代人中消失，对他们来说，兄弟、同胞、手足之情既不存在也无从体会。但如果改变政策，允许或鼓励他们生二胎，那又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一对夫妻既要抚养教育两个子女，又要照顾或赡养四位老人的局面。如以27岁为平均代差的话，一对42岁的夫妻在抚育两个15岁及更小的孩子的同时，必须照顾四位69岁的老人。在计划生育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地区，尤其是在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占90%以上的地区，这一矛盾是无法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