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学术腐败和不良学风的外部条件

　　葛剑雄

　　近年来，学术界的不良现象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广泛注意，但无需讳言，某些不正之风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学术腐败并未得到遏制。

　　出现这些问题，当然与学术队伍本身的素质有关，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清除学术腐败 和不正之风的根源，只靠揭露、批评、打假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学者的自我约束固然重要，外部条件也非改善不可。

　　我认为，必须正确认识我国学术界的现状，客观估价总体实力和水准，实事求是地制定发展规划。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痛感十年浩劫造成的惨重损失和我国科研学术水平与世界水平的巨大差距，急于恢复和发展，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划，实施了一批大项目、大“工程”。但是大家似乎忽略了科研学术队伍的基本事实：老一辈专家大多年事已高，又经过文革的摧残，已力不从心。中年一代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学术基础和实践能力普遍不足，难以胜任承上启下的作用。新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中虽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但往往缺乏全面而严格的训练，或者没有建立起学术规范。这样一支青黄不接的队伍本来应该有一段休养生息的阶段，却不得不承担着不断加码的任务。所以，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一片繁荣景象中已经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如署着老专家名的著作实际出于学生之手，挂着主编头衔的人连稿子也不看，将外国的书翻译过来加上中国的例子就产生了一种某某学，为了评奖或破格提升而虚报成绩、盲目拔高，将已经发表过的成果改头换面当作新成果，不尊重前人的成果，不顾实际可能上大项目、大工程，职称只升不降形成实际的终身制等等。

　　尽管学术界和教育界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大多数人却没有正视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之间的矛盾。由于浮夸、浮躁的“大跃进”式的主观愿望不仅满足了现实的需要，也造成了大批既得与将得利益者，所以在明知做不到的情况下也会搞得轰轰烈烈。在这种潮流面前，能不受影响的人不是绝无仅有，也只能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的风气如何端正得了？例如：

　　大专院校增加过快，不考虑原有基础，重量不重质。专科都要升学院，学院都要改大学，改了大学还要办综合型、研究型，一所大学中又要设置大量的学院、研究院、中心。本来，这些都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却恨不得一天做成，甚至根本不必做什么，只要换块牌子。全国的大学很快突破千所，结果自然是教授、主任、院长、校长名额膨胀，皆大欢喜。只是短期内出不了如此多的人才，而表面的标准又不便降低，注水拔高，甚至弄虚作假，就在所难免了。

　　急于求成，追求短期效应。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至各省部级的基金项目无不规定以二三年为期，仅个别重大项目得以稍作延长。实际上谁都知道，在前期成果普遍不足的条件下，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的，何况申请人不可能倾全力于该项目！但项目的数量和等级已经成为一个机构或个人学术地位和成就的重要指标，引得天下英雄竞折腰，只能千方百计迎合项目的要求，不是移花接木，以现有成果适应需要，就是降低学术质量，以求表面合格。即便如此，到时真正能符合验收要求的还是有限。等而下之的是充分发挥公关能力，不惜投入大量的“配套”经费，个别评委配合有方，终于使一些莫名其妙的课题得以通过，而这又成为“新潮流”的引导。

　　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点、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的资格评定，曾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专利，以后逐步下放，如今除了博士学位授予点外，其余基本都能由重点大学或地方教委自行评定了。这些本来都是研究生教学事业发展的正常趋势，授予点和导师资格也只是一种工作安排，但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水平高低、实力强弱的指标，成为一种新的职称(特别是在没有院士的文科)，连学科评议组成员的身分也成了招聘人才时的一项条件。于是“实现博士点、硕士点零的突破”、增加多少博士点的目标进入了党政领导的计划和人大、政协的提案，一些评审会议也被请到了省会城市或旅游胜地，评委们不断获得“讲学”和“考察”的邀请，评审时不得不考虑学术和办学条件以外的因素。连学位委员会的规定也为各单位的便宜行事开了方便之门，如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条件一方面规定必须至少完整地指导过一届硕士研究生，却又加了一条“或者在国内外参加过指导博士生的工作”。前者是硬指标，有姓名可查，要弄虚作假也得花些手脚；后者却完全形同虚设，如有人说他在国外某大学时曾与某博士生谈过话，算不算“指导”，如何核实？

　　片面强调提高职称和学历水平。职称实际是终身的，一度还是各种待遇的同义词。一旦教授在手，工资、住房、津贴、医疗，以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标兵劳模、领导岗位随之而来，时至今日也还与大多数因素挂勾。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能坚持学术标准？强调学历并无不妥，但不作变通却导致一些毫无意义的“新气象”，已经培养了不少博士生的博导再作冯妇，重新攻读本专业的博士学位，校长、书记在本单位在职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如果说当年的南郭先生还得应付不时要进行的演奏的话，今天的南郭先生连合奏都不必参加，完全可以高枕无忧。职称和学历的含金量如此之高，自然成为大学教师资历的标准，也成为校外各式人等追逐的目标，上至省部党政要人、大企业经理厂长，下至乡镇官员、青年职员，无不争过学历的独木桥。这可苦了那些公务繁忙的官员和经理们，但他们毕竟大权、大钱在握，如何如愿以偿就各显神通了。可怜老师们过得了钱关，也未必过得了权关，试问有几位教授敢于否决本校现任某书记、某副校长的博士论文？即使有人这样做也不见得真正有效，上级领导照样可以直接通过。

　　学术之外的因素大量介入职称评定，更使职称成为党政官员和权势人物必不可少的的附属品，既使职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地位贬值，也助长了不良学风的蔓延。若干年前，教育主管部门为使某名人获得教授职称，居然自乱其例，专门为他设立了“德育教授”，于是“德育教授”、“管理教授”、“高级政工师”就成了学校党政官员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此例一开，职称(包括变相的职称博士生导师)自然更加普及。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的高官，只因主管教育，就成了博士生导师；只有“工农兵”学历的官员，只因所处地位重要，就被聘为大学的兼职教授；为了提高知名度，或者获得资助，对一些社会名流，学校不惜以院长、教授相许。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如何能要求校内的职称申报者循规蹈矩？

　　各类奖项的评定既有失之过多过滥，流于形式的弊病，又有近乎苛刻的一面。一些部门或地方评的奖名目繁多，使一些学官、学阀、学霸、学混奖状和奖金年年有余，但因级别所在(如省部级)，照样能成为个人或单位实绩的依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至今，人文社会科学还没有评过一次全国性的奖项。唯一一次国家社会科学成果奖又限制于获得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并不具有普遍性。在评选中，对一些学术性很强的人文学科项目，也得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标准，在粥少僧多时又只能按单位或地方分配。与学术毫不相干的人也要挤进获奖圈，某书记宣读的报告、某司令让秘书整理的回忆录、某市长多年前的旧作，非得评一个大奖不可。各种评定或考核指标也使单位只能步步为营，有奖必争，实力不济，就只能靠形式和公关了。

　　过分强调年轻化，对各种“人才”、岗位、“破格”都规定了年龄限制，客观上造成年龄竞赛。你出了一位30岁的教授，我来一位30岁的博导，他恨不得再培养一位30岁的院士。热衷于制造年轻化的典型，必然导致弄虚作假，让项目的参加者变成主持人，将编译当作著作，不管什么文章都算成论文，公费出国拔高为去国外讲学，从无培养研究生经验变为指导过多位博士生，研究生公共外语合格的成绩成外语“精通”。即使自己不愿，单位领导也会启发诱导，甚至越俎代疱。而一旦过了年龄，不仅与种种优惠无缘，甚至会从此名落孙山。有的中年教师哀叹：“当年嫌我们年纪太轻，资历不够，现在又嫌我们年龄太大。”所以在年龄关前人人不甘示弱，必欲挤之而后快，挤入而后安。

　　为提高师资和研究生的水平，制订最低限度的要求，本来并无不妥，但不考虑其可行性，非但会流于形式，而且会败坏学风。例如一些学校规定副教授以上人员必须多少年出版一部专著，有人算了一笔帐，如果教授们都达到标准，即使本校和当地的出版社全力以赴，也无法完全出版任务。还有的学校规定博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在“核心刊物”或“一级刊物”上发表若干篇论文，随着研究生数量的增加，即使这些刊物全部刊登研究生的论文也满足不了需要。某次评审项目时，我发现一些相识的友人的外语水平都填着“四会”(听说读写)，暗自惊叹他们进步之神速。事后了解，却原来是校方的规定，以提高师资的“素质”。

　　面对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不良学风和腐败现象，大家在痛心疾首的同时，往往会感到无能为力，或者会言行不一，刚才还在指斥某种行为为“学术腐败”，现在却要如法炮制。有些人称之为“逼良为娼”，或许不无偏颇，但一些现象已如此普遍，就绝不是少数人的劣行所能左右，必须从内部制度上和外部条件上找原因。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地估价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现有的水平和发展潜力，去掉浮躁浮夸的心态，不要急于求成，讲求实效，至少能为学风的端正和学术腐败的清除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