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花楼子”的神话和北宋的覆灭

　　葛剑雄

　　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反辽，次年称帝，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数年内所向披靡，已经占有白山黑水之间。1118年，(北宋重和元年，辽天庆八年，金天辅二年)，宋朝的特使马政由海道前往金国，与金主开始了结盟攻灭辽国的秘密谈判。1120年(宋宣和二年)，宋朝特使赵良嗣再次赴金，商议夹击辽国。就在赵良嗣到达 时，金国正式宣布与辽国断绝关系，金兵攻陷辽国的正式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的覆灭已指日可待。赵良嗣向金主提出：破辽以后，宋收回燕京(今北京)一带原属唐朝的汉地，将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按原额转付给金国。金主口头答应，宋收复的“汉地”包括西京(治今山西大同)、平(治今河北卢龙)、营(治今河北昌黎)等州在内。但在他写给宋主的亲笔信中，却提出了这样的条件：金兵自平地松林进兵古北口，宋兵从白沟夹攻，否则就不能如约。宋朝又派马政出使金国，带去的国书中写明“所有五代以后陷没幽、蓟等州旧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显然，宋朝的目标是收复包括今河北部和北京在内的全部五代失地。但金方的复书却只同意归还“燕京东路州镇”，宋朝“若更欲取西京(大同一带)，请便计度攻取”。话说得很明白：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和出兵夹击只能换取燕京东路一些州镇，如果要收复西京，就自己凭实力去攻取吧！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金“海上之盟”。尽管当时宋朝大臣中不乏反对的声音，甚至认为此事的结局凶多吉少，但谁也没有料到，七年后金兵就会攻陷宋都开封，满心想收复失地、完成统一大业的宋徽宗会落得父子北狩，魂断异国的下场。

　　由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的辽朝可谓宋朝的世仇，早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公元936年，辽朝已从后晋主石敬瑭手中接受了燕云十六州(或称幽云十六州)，将辽朝的南界扩展到今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北部，使大片自秦汉以来一直是由华夏(汉)聚居的土地成了契丹国领土。从周世宗北伐开始，后周和北宋作过多次努力，但除了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和瀛州(治今河北河间)两州得以收回外，其他十四州始终没有能重新统一。五代和北宋期间，除了因土地割让而改属辽朝的当地居民外，还有大批中原百姓被契丹人掳掠，或者因躲避战乱而主动投奔辽国。辽国的军队还不止一次南侵，甚至兵临澶州(今河南濮阳)，逼近宋都开封，使北宋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不过，自从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双方订立“澶渊之盟”后，宋辽间的战争基本结束，双方的边界也大致稳定，只是宋朝每年必须付给辽国银绢三十万的“岁币”。在女真勃兴之后，辽朝疲于镇压，处处捉襟见肘，对宋朝已经完全没有威胁。相反，迅速崛起的女真政权却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变数，一旦辽国被灭，北宋将再次与一个强大的异族政权为邻。当时，女真军队已攻占辽国大片疆域，辽国败像已成。如果宋朝君臣稍有远虑，至少应方该坐山观虎斗，让女真人在灭辽过程中尽量消耗实力，或者尽可能延长这一过程，以便争取有利时机，并趁机巩固边防。与女真联合灭辽实在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下策，可是宋朝竟连这个下策都没有很好利用，在双方商定的条件中，金朝边明确交还燕云失地的承诺都没有作出。

　　北宋的决策固然暴露的君臣的昏愦，但他们对于燕云旧地的民心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无论如何，燕云旧地的百姓大多是汉人或中原移民的后代，同属“炎黄子孙”，与契丹和女真毕竟是异族，他们长期受到异族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必定一直在盼望重新成为宋朝的臣民，欢迎宋朝的统一。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从唐朝后期开始的汉人北迁，一部分是契丹政权军事掳掠和政治胁迫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是在战乱情况下汉人自愿的迁移，或者是随着投降契丹的汉族将领而北迁的。至于燕云十六州的居民，他们大多照旧居住在原地，只是换了统治者。汉族人口构成了契丹(以后的辽)政权人口的大部分，他们参与了辽朝的建立和发展，其中的上层人物还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部分。尽管在辽朝的汉人大多数是今山西、河北等地的移民或燕云十六州的土著，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契丹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以至血统方面与契丹已经密不可分。在分隔近一百多年后，辽国的汉人对南方宋朝的汉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感情。正如熟悉彼此情况的宋朝真定府安抚使洪中孚所说：

　　臣契勘维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县等官，无非汉儿，学通书识者必取富贵，岂不知国家英俊如林，若南归，其权贵要途，燕云数州学究安能一一遽用？此士人无归意也。饘粥粗给者已连姻戚里，昔刘六符相虏，疾且笃，耶律洪基临问遗言：“燕云实大辽根本之地，愿深结民心，无萌南思也。”洪基乃诘其深结之道，六符对以“省徭役，薄赋敛”，洪基深嘉纳之，遂减税赋三分之一，两地供输者皆知之。

　　辽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大多是汉人，读书人有官做，百姓能减轻赋税负担，与契丹族之间能和睦相处并通了婚，即使是汉族移民的后裔，哪里还会有回到一二百年前的故乡或投奔南方政权的愿望？洪中孚提到的刘六符就是汉族移民后裔，其曾祖、祖父都是辽朝大臣，其父官至北府宰相，其兄与公主通婚，本人也官至宰相，他临终辽道宗耶律洪基“省徭役，薄赋敛”的建议得到采纳，从此辽国汉民的税赋减轻了三分之一。辽国百姓的负担比宋朝百姓轻，日子比南方过得好，是两国百姓都了解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指望辽国的汉民向往宋朝呢？

　　王介儒说得更加明白：“南朝每谓南人思汉，殊不思自割属契丹已近二百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谚语有之：一马不备二鞍，一女不嫁二夫。为人臣岂事二主？燕中士大夫岂不念此！”归属辽国近二百年的汉人只能与契丹统治者和契丹人有“君臣父子之情”，不可能与毫无关系的宋朝君臣或南方的汉人再有什么感情。即使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应该要求这些汉人“嫁二夫”，“事二主”。

　　宋朝统治者却完全不了解实情，加上与辽国接壤地区的边臣用人无术，有的情报人员为了获得奖赏和提升，随意编造一些对方百姓如何痛恨契丹人的统治，如何盼望宋朝军队去解救他们的事例。驻守边地的帅臣大多是庸庸碌碌，头脑昏馈之辈，往往将这些情报再夸大吹嘘一番；有的为了邀功请赏，或者企图乘机立功，更加强调有利形势，提出动用武力，完成统一的主张。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骗造出“人心所向”的谎言：“我本汉人，陷于涂炭，朝廷不加拯救，无路自归，何啻大旱之望云霓。若兴师吊民，不独箪食壶浆，当以香花楼子界首迎接也。”只要出兵，辽国的汉人就会在边界用香花搭起彩门迎接，这怎么不使宋朝君臣怦然心动，跃跃欲试？

　　首先提出由海路与女真结盟建议的辽国汉人马植，就是这样一个不惜挑起宋辽战争，以便搏取荣华富贵的人。马氏是燕京人，已是辽国大族，本人官至光禄卿，却因行为卑劣为人所不齿。他利用宋朝权阉臣童贯出使燕京的机会献计灭辽，并随同童贯投奔宋朝。在宋徽宗召见时，他说：“陛下念旧民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谪，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徽宗龙颜大悦，立即赐他姓赵，封为秘书丞，以后与金国盟约的具体条款就是这位“赵良嗣”(马植所改名)议定的。

　　另一位积极响应宋军的是辽国常胜军帅郭药师，在宋军还没有出动时，他就以涿州留守的身分率八千部众和涿、易二州来降。但他的动机很明白，“此男儿取金印时也”，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由于“收复”燕京之功，郭药师如愿以偿，官居太尉，拥兵三十兵驻守燕京。但等到金兵南下，宋军败绩时，郭药师就以燕山所属州县投降，并且成为金军进攻宋朝的向导。

　　实际上，迎接宋军的不是箪食壶浆和香花楼子，而是观望和猜疑，甚至是反抗。即使是被宋朝收编入伍的北方汉人，也往往与南人格格不入，磨擦不断。北方汉人认为自己受了歧视，“北人(契丹人)指曰汉儿，南人却骂作番人”；而宋军士兵却将北人当作降人，抱怨朝廷对他们过于优待。宋朝的文武官员以他们的救星自居，有意无意将他们视为异已。金兵在占领燕京后，将当地百姓掳掠一空，留给宋朝几座空城。已在燕京一带生活了一二百年的汉人被迫北迁，他们固然怨恨入侵的异族女真人，但更加仇视与女真结盟的宋朝，因为正是宋朝要得到这片土地，才造成他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结果是，南侵的金兵利用了想返回家园的北方汉人，将他们编入南下的大军。而被收编为“义胜军”安置在山西的数十万“汉儿”，不是阵前倒戈，就是被宋朝军民所杀，以致金兵如入无人之境，迅速逼近开封，敲响了北宋的丧钟。

　　如果宋朝君臣面对“人心所向”时能稍微保持一些清醒的头脑，能以人之常情分析一下北方汉人的心态，或许就不会听从马植(赵良嗣)的计谋，也不会对郭药师之流委以重任。虽然北宋未必能逃脱被金朝所灭的命运，但结局总不会是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