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神器，不可力争

　　葛剑雄

　　公元25年8月5日(刘玄更始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己未)，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县北)南的一个土坛上，刘秀宣布即皇帝位，建 元建武，将鄗县改名高邑县，这个地方以后也改称千秋亭五成陌。

　　不过在当时，除了刘秀的少数谋臣和大将外，大概很少有人会相信，他会在十几年后一统天下，恢复汉朝，并使之延续了近二百年。

　　当时更始帝刘玄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称帝前的刘秀也是他的下属，更始政权一度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刘秀称帝前后存在的割据政权可谓多如牛毛，称帝称王的也不在少数：王莽的庐江(今安徽淮南西部)连率(郡级长官)李宪称淮南王，后自立为天子。邯郸(今河北邯郸)一位算命的王郎自称汉成帝的儿子，起兵称帝，得到今河北北部直到辽东一带的响应。公孙述占有汉中、巴、蜀，称蜀王，不久又称天子。宗室梁王刘永在睢阳(今河南商丘)称帝，据有今河南东南和相邻的山东、安徽一带。张步占据今山东大部，称齐王。赤眉军立宗室刘盆子为帝，不久进占长安，取代更始政权。隗嚣占有天水、陇西等郡(今甘肃陇中、陇南)称西州上将军。窦融割据河西走廊，自称河西上将军。卢芳在三水(今甘肃陇东北部和宁夏中部)称上将军、西平王，后被匈奴立为帝。渔阳太守彭宠攻下蓟城(今北京)，自称燕王。南阳(今河南南部)一带有秦丰称楚黎王，还有在汉中称武安王后进入南阳的延岑等。称帝前，刘秀虽然已灭王郎和河北各部，但实际控制的地区还不过今河北大部和一些相邻地区，既非兵力最强，也非占地最多。

　　刘秀的优势似乎只有一点——他是西汉的宗室。不过，更始帝刘玄、刘盆子、刘永等也都是宗室。而且刘秀与皇室的关系其实已经很远，他是刘邦的九世孙，从六世祖长沙定王刘发以下就一代不如一代，父亲刘钦只做过小小的县令，在他九岁时就去世了。西汉末年宗室人口已超过十万，像刘秀那样关系的宗室车载斗量，何止万千，实在算不上什么。

　　当然，刘秀称帝时还有理论根据——据说图谶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说明这完全是天意。但熟悉图谶这套玩意的人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的割据者几乎都有一套相似的图谶，图谶是人造的，也是人解释的，所以如果实在没有，成功以后也会有人来弥补。

　　刘秀获得最后的胜利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统一天下的目标。

　　在刘秀为是否马上称帝而犹豫时，部将耿纯的一番话使他下了决心：

　　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

　　耿纯本人就是率领“宗亲子弟”占据县城后投奔刘秀的，他所表达的正是这批攀龙附凤者的心态。他们之所以冒一定的风险追随刘秀，当然希望他能“正号位”，堂堂正正地做皇帝，最后统一天下。要是刘秀不愿称帝，不以统一天下为目标，那么他们就会“望绝计穷”，只能改换门庭了。刘秀能将包括“云台二十八将”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网罗在手下，固然有他过人的长处，但对这些谋臣将士最大的吸引力还是为开国皇帝建功立业的机遇。

　　此后刘秀并非一帆风顺，对手也不都是草莽乌合之辈，但即使一时间无法消灭，或者不得不暂时容忍，刘秀也没有改变或降低目标，因而始终坚持了“君臣大义”。

　　在刘秀众多的对手中，对他威胁最大是西北的窦融、隗嚣和西南的公孙述。更令刘秀担忧的是，只要三人联合起来，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就是未定之天。为了集中有限的力量消灭中原的割据势力，刘秀对他们极力拉拢抚慰，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服从。但对最终统一的目标，刘秀是毫不让步的。

　　与刘秀相反，三人虽然都拥兵自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却从来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但三人的结局并不相同，窦融主动放弃割据，归顺刘秀，成为汉朝的功臣贵戚；隗嚣、公孙述既不敢与刘秀一争高下，却妄想长期割据自保，最终国破家亡，身败名裂。

　　窦融是西汉外戚后裔，由于高祖父当过酒泉的张掖太守，叔祖父曾任护羌校尉，堂弟又是前武威太守，在河西有很大的影响。窦融当过王莽的强弩将军司马，因军功封为建武男，妹妹做了大司空王邑的小老婆，因此能在长安“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势力不小。他受王莽的太师王匡赏识，随军东征，参加过昆阳之战。在汉兵逼近长安的紧急关头，被拜为波水将军，领兵防卫新丰。但王莽覆灭后，他立即投靠更始政权的大司马赵萌，被任命为钜鹿太守。

　　尽管窦融左右逢源，但还是深知“天下安危未可知”，不愿到关东是非之地去当郡太守。他天天缠住赵萌辞职，要求改派河西，终于说服赵萌上奏，由更始帝任为张掖属国都尉(相当于郡太守)。他立即举家西迁，在河西结交地方豪杰，并抚慰羌族首领，培植和扩展了政治基础。当更始政权解体时，窦融联合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钧、张掖都尉(仅次于郡太守的地方官)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推举他行使“河西五郡大将军”的职权，武威太守马期和张掖太守任仲孤立无援，只得挂冠而去，五郡太守完全由窦融重新任命。由于河西连成一片，免受战乱之苦，来自安定、北地、上郡(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部)的难民纷纷涌入，为窦融补充了大量人力。

　　此时刘秀已经称帝，在河西与刘秀之间的隗嚣宣布服从刘秀，采用建武年号，并以刘秀的名义授予窦融将军印绶。但隗嚣实际 希望保持割据局面，所以派辩士张玄到河西游说：“更始帝事业已成，如此快就覆灭，这是刘氏一姓不能再复兴的结果。现在轻易投了主子，成为他的部属，一旦受统制，自己就丧失了权柄，今后有危急，虽悔无及。”他煽动道：“今豪俊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隗嚣)、蜀(公孙述)合从(纵)，高可以为六国，下不失尉佗。”但窦融的头脑还是相当清醒的，他没有被当战国七雄或能像南越王赵佗那样长期割据的美梦所陶醉，还是审时度势，作出了效忠刘秀的决策。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派特使向刘秀奉书献马。

　　刘秀听说河西没有受到战乱破坏，人力物力充足，早就想招抚窦融，以加强对隗嚣和公孙述的压力，见到窦融的特使自然大喜过望，但他也知道情况复杂，胜负未定，特别是隗嚣与公孙述两方不会就此罢休，所以在封窦融为凉州牧的同时，向他发了一封充分展示恢宏气度和高超战略的“玺书”。刘秀直截了当点破形势：“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在“王者迭兴，千载一会”的时机面前，刘秀要他在支持隗嚣或公孙述造成“三分鼎足，连衡合从”，还是追随自己“立桓、文，辅微国”中及时作出明确选择。刘秀欲擒故纵，承认“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又指出窦融身边必定有人劝他效法秦末任嚣托付赵佗割据岭南七郡那样的计谋，最后声明“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已事而已”。这就是说，他可以给有功人员“分土”，封他们为王；但绝不会同意“分民”，听任国家分裂，容许不同的政权并存。 玺书在河西引起震惊，大家都以为刘秀已洞悉张玄的活动。窦融立即上书表明立场：“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姦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这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为了表示忠诚，他派亲兄弟窦友随使者朝见刘秀。

　　隗嚣公开叛汉后，窦融致信隗嚣加以谴责和规劝，又在五郡秣马厉兵，上疏朝廷询问出兵日程，要求配合。刘秀将记录外戚世系的“外属图”与《史记》中的《五宗世家》、《外戚世家》和《魏其侯(窦婴)列传》赐予窦融，正式承认窦融汉朝外戚的身份，又派专人到扶风祭扫窦融父亲的墓，并不断赏赐珍宝。刘秀对窦融的格外优待得到的回报是，在汉朝与隗嚣的军事对峙中，窦融始终站在汉朝一边，使隗嚣两面受敌。

　　建武八年，刘秀亲自西征，窦融率领五郡太守、羌族和小月氏等数万步骑兵、辎重五千辆与汉军会师，并以周全的礼仪朝见。隗嚣平定后，刘秀封窦融为安丰侯，破格划给他四个县作封邑，并遍封他的兄弟和部属。在刘秀东归时，又让他们全部返回河西驻地。

　　窦融对自己长期拥兵在外的地位深感不安，几次上书请求派人取代，刘秀的答复是：“我与将军的关系就像左右手，你一再谦让，难道不理解我的心意？好好管理军民，不要擅离职守。” 四年后，汉军攻克公孙述最后的据点成都，窦融与五郡太守才接到“奏事京师”的诏令。一到洛阳城门，窦融就将凉州牧、张掖属国和安丰侯印绶上交。刘秀退还了只代表俸禄的侯印，同意窦融辞去这两个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职位，另封为冀州牧，但不久便改任级别最高而无实权的文职-——“三公”之一的大司空。从此窦融安享殊遇，窦氏同时有“一公，两侯，三(娶)公主，四二千石(年俸二千石的官职)”，“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在东汉的外戚与功臣中位居第一。

　　窦融不愧为识天命的典范，既然不具备争天下的能力，就老老实实归顺，小心谨慎效忠皇帝。刘秀也没有亏待他，虽然在天下平定后立即将他召到身边，解除了军政实权，但优礼有加，并没有像后世一些开国皇帝那样，非有将降王置于死地而后安心。继位的汉明帝对窦氏也不薄，即使在窦氏子弟骄纵不法时，也使窦融以七十八岁高龄善终。

　　在东汉以后，河西曾多次成为割据政权的基地，并几度脱离中原王朝。窦融的选择使东汉的版图没有缺少河西，也使河西和中原百姓都免受战乱之苦，他的结局也应该算“善有善报”吧！

　　隗嚣在起兵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识天命”的。他在天水被众人推举为反抗王莽政权的“上将军”时，就听从军师方望的建议，打起恢复汉朝的旗号，隆重祭祀汉高祖、文帝、武帝，并与同盟的三十一将歃血立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姦虑，明神殛之”。接着向全国发出声讨王莽滔天罪恶的檄文，并使用“汉复”年号，表达“兴灭继绝”的宗旨。很快组织起十万大军，在王莽被杀后控制了整个凉州(相当今甘肃全省和相邻的宁夏、陕西、青海部分地区)。

　　当更始政权征召他去长安时，方望反复劝阻无效，留下一封意味深长的信。显然方望原来的建议不过是一种手段，目的还是要辅佐隗嚣得天下，岂料他当了真，方望自然会绝望而去。到长安后，曾与隗嚣结盟的叔父隗崔、隗义想逃回天水，隗嚣怕受到连累，大义灭亲，加以告发，两位叔父被杀，隗嚣因忠诚而被更始帝晋升为御史大夫。刘秀称帝后，他劝更始帝将政权交给刘秀的叔父刘良，对诸将策划挟持更始帝东归时他也参预，在更始帝觉察后他才不得不逃回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

　　隗嚣一向谦恭爱士，倾身结交布衣。更始覆灭后，长安一带的耆老和士大夫纷纷投奔，使他网罗了大批人才，一时“名震西州，闻于山东”。此时刘秀有势力还没有到达关中，而隗嚣不仅控制了西北，而且最有条件占据首都长安，但他的确没有取代汉朝的打算。建武二年，刘秀的大将邓禹进攻赤眉军，屯兵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当其部将冯愔叛变时，隗嚣配合平定。当赤眉军离开长安西进时，他又派兵击溃，并一再追击。邓禹代表刘秀任命隗嚣为西州大将军，让他管辖凉州和朔方(今陕北、宁夏大部和内蒙古南部)二州。第二年，隗嚣派人到洛阳向刘秀上书，刘秀也待以特殊规格，给予“敌国”的礼遇，称隗嚣的字而不称名，表示不敢将他当成自己的臣下。隗嚣又配合汉将冯异击败与公孙述有来往、进犯关中的朱鲔部数万人，接到报告后刘秀亲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刘秀以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服事殷朝的话称颂隗嚣，赞扬他“扶倾救危”支援冯异的功绩，“微将军之助，则咸阳早已为他人禽矣”。希望在公孙述侵犯汉中、关中时，“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如果他能这样做，今后必能“计功割地”。最后刘秀约定互相直接写信，以免受“旁人解构之言”的影响。

　　此时公孙述已称帝自立，几次从汉中出兵，给隗嚣送来了大司空扶安王的印绶。隗嚣自以为与公孙述是平起平坐的敌国，岂能向他称臣？立即杀了来使，又发兵击破公孙述的军队，使他无法北出。刘秀知道部将来歙、马援是隗嚣的旧友，几次让他们与隗嚣通讯，趁机劝他入朝，隗嚣谦让再三，说自己没有功德，等天下太平了就会“退伏闾里”。建武五年，刘秀又派来歙劝隗嚣将儿子送来朝廷。隗嚣得知河北的彭宠和关东的刘永都已被灭，只能让长子隗恂随来歙入朝。但他的部将王元、王捷却认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必一心一意服从汉朝。他们认为“今南有子阳(公孙述)，北有文伯(卢芳)，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关中)之地”，就可以恢复秦国的旧业，只要出兵守住函谷关，养精蓄锐，“临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那么即使成不了王业，也能当个割据一方的霸主。隗嚣心里赞成他们的策略，所以表面上送儿子给刘秀当人质，实际却想继续割据。驻守关中的汉将几次上书刘秀，认为平定公孙述的条件已经成熟，刘秀将这些上书转给隗嚣，让他出兵讨伐，以证明他的忠诚。这是刘秀很毒辣的手段：让隗嚣与公孙述火拼，自己却不调兵配合。隗嚣若真的用兵，必定会与公孙述两败俱伤；要是不愿出兵，就证明了他并未真正效忠。隗嚣的反应是派长史去强调关中实力空虚，北面又有卢芳的威胁，现在还不宜征蜀。这无疑使刘秀识破了他“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的本性，于是降低了原来给予的高规格礼遇，明确君臣关系。

　　至此，隗嚣败局已定，因为正如荆邯对公孙述献策时所分析的那样，“隗嚣遭遇际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隗嚣不趁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却想学周文王对商朝一再退让，与一帮读书人在那里咬字嚼字，解散部队，停止演习，用低下的态度效忠汉朝，还自我陶醉为周文王复出。使刘秀完全消除了关陇之忧，集中兵力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这当然使西州豪杰都将希望寄托在东方，或者派密使接洽，或者归顺效忠，使汉朝占了天下的五分之四。如果汉朝想出兵天水的话，隗嚣是必定要溃败的。在最有利的条件下，隗嚣没有争天下的决心和措施，等到刘秀统一的大局已定，却想割据称王了，而且到了此时，隗嚣还幻想采用两面手段与刘秀周旋，态度暧昧，使原来抱着建功立业的愿望来投奔的“游士长者”因看不到前途而纷纷离去。

　　建武六年，关东完全平定，但连年征战也使汉军疲于奔命，鉴于隗嚣已经送长子来当人质，公孙述一时也构不成威胁，刘秀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两地的割据，要诸将暂时置之度外，并多次派人送信，向两人“告示祸福”。由于隗嚣的秘书们文才出众，每次上奏的文书都成为士大夫传诵的名作，刘秀对隗嚣的答复用词和语气都特别小心。但两件偶发事故使刘秀争取隗嚣的政策一时受锉：隗嚣的特使周游经过汉将冯异防区时被仇家所杀，刘秀派铫期赐给隗嚣的珍宝缯帛在途中被窃。

　　平心而论，隗嚣没有干任何对不起刘秀的事，即使想割据自保，也只限于自己的辖境，没有侵占汉朝一寸土地。他没有听从刘秀出兵征公孙述的命令，无非是为了保存实力，也不愿失公孙述这个潜在的盟友，却并没有联合公孙述对抗的意图。刘秀也明白隗嚣是位“长者”，但统一的进程不能因此而延迟，所以亲自指挥，进驻长安，派七位将军绕道经陇坻(今六盘山南段)伐蜀，并先派来歙带着诏书向隗嚣说明形势。隗嚣怀疑汉军是以假道为名，害怕他们会趁机会对自己不利，就调动军队，据守陇坻，伐木堵塞道路，企图杀害来歙，但被他逃会。汉军进攻陇坻，被隗军大败。接着隗军侵入关中，也被汉军逐回。 到了这一地步，隗嚣居然还想玩弄手段，他上疏谢罪称：“部下得知大军突然到达，惊恐之间急于自保，我无法禁止。虽然队部打了了大胜仗，我还是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古时虞舜事奉父亲，稍挨几下打就忍受，打得太厉害了就逃避，我虽然不敏捷，怎么能忘了这道理？事到如此，我的命运都在朝廷手中，要杀要办，悉听尊便。但如能蒙恩给我洗心革面的机会，死了也不朽了。”有关方面指出隗嚣傲慢无礼，要求杀了他的儿子。刘秀不忍心，又派来歙去接近陇坻的汧县传达诏书：“……隗嚣是文官，应该懂道理，所以再赐书。话说深了似乎太不客气，说简单了又怕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如果真愿投降，就再将隗恂的弟弟送来，那还能保全爵禄，后福无穷。我快四十岁了，带兵十年，厌恶浮语虚辞。如不愿意，就不必答复了。”隗嚣知道已被刘秀识破，只得派使者向公孙述称臣。至此双方彻底决裂。

　　建武七年，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又派兵声援。但此时的隗嚣已毫无优势可言，他两次进攻汉军，都无功而返。刘秀又发动新的政治攻势，通过来歙策反了隗嚣大将王遵。王遵立即受到重用，建武八年刘秀亲自率诸将进军陇坻，王遵被委任代表皇帝留守长安，连大司马吴汉也受他节制。王遵没有辜负刘秀的重托，他成功地策反了隗器的另一位大将牛邯，并导致其他十三位大将、十六座县城和十余万军队投降，隗嚣土崩瓦解，逃往西城(今甘肃天水市西南)依靠杨广，另两位部将困守上邽(今天水市)。刘秀再次招降，保证隗嚣父子的安全，并依照汉高祖对田横的许诺，“大者王，小者侯”。隗嚣还是不愿，刘秀杀隗恂，留下军队长期包围两城后东归。

　　一个多月后杨广病死，隗嚣已山穷水尽。垂危之际，忠于他的部将王捷登上被围的戎丘(今甘肃清水县北)城，对着汉军高呼：“为隗王坚守的都死无二心，请你们赶快回去吧！我现在就用自杀来证明。”当场自刎。这些残兵败将居然坚守了几个月，终于盼来了入蜀求援的王元、行巡、周宗带来的五千救兵。他们拚死奋战，冲入西城，将隗嚣接回冀县(今甘谷县东)。汉军粮尽退回，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四郡都脱离汉朝，重新归属隗嚣。 但经过连年战乱，这一带已是哀鸿遍野，连隗嚣也吃不饱饭了。

　　建武九年春，又病又饿的隗嚣只得出城找杂粮吃，在悲愤中死去。使这位“长者”能稍感安慰的是，王元、周宗等部将继续效忠，立他少子隗纯为王，一直坚守到建武十年被汉军攻克，才集体投降。不过，这样的结局其实早已注定，拖延的后果无非是更多无辜生灵的牺牲。

　　公孙述倒是一开始就想当皇帝的。他本来就是王莽的“导江卒正”(相当于蜀郡太守)，王莽覆灭后就占据益州，自称蜀王。据说他梦中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醒来后对妻子说：“命倒是贵，可惜国运太短，怎么办？”老婆学问不错，遵循孔老夫子的教导：“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还有十二年？”据说当时还有龙在他的大堂上显身，夜晚大放光芒。为了印证这一谶语，公孙述还在自己的手掌上刺上“公孙帝”三个字。在刘秀称帝之前两个月，公孙述就已立为天子，建元龙兴，颜色用白。

　　当时公孙述的地盘大致相当今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秦岭以南的陕西。更始帝败后，关中投奔公孙述的人数以万计，使他的部队扩大到数十万，他在汉中积聚粮食，在南郑建宫殿，造了十层高的大船，还预先刻了全国地方官的印章，似乎要逐鹿中原。可是他的军队太不争气，两次出师关中都以失败告终，从三峡顺流而下的军队也攻占不了荆州的属县。

　　战场上不能取胜，公孙述就抓意识形态，他本来就对符命图谶感兴趣，又引经据典，从理论上证明他得天命的必然性。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时定了鲁国十二位公，也是定了汉朝有十二位皇帝，到汉平帝时气数已尽，一姓不可能再受命。又根据《录运法》上“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上“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上“西太守，乙卯金”，按五德的顺序，黄承赤，白继黄，金据西方，是白德，既然王莽的黄德已取代过汉朝的赤德，现在该由他的白德取代王莽的黄德，才符合正常的次序。手上“公孙帝”三字和府中龙的出现自然成为他得天命的证据。公孙述将这些内容写成宣传资料，向中原散发，成为刘秀的心腹之患，因为刘秀同样重视图谶。

　　刘秀亲自给公孙述写信，指出他对图谶的解释有误，“公孙”应该是指汉宣帝，命中注定要代汉的是“当涂高”，你难道是当涂高出世吗？手掌有字这一套都是王莽玩的把戏，值得仿效吗？刘秀对他的处境表示理解：“你并非我的乱臣贼子，仓卒间其他人也会像你那样行事，有什么好责备你呢？”“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但最后还是发出警告：“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名是“公孙皇帝”。

　　刘秀的统一目标是坚定的，对阻碍统一的势力不惜以武力清除，公孙述既然不愿投降，就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可是他却满足于关起门来称王，一次次丧失与刘秀争夺天下的时机，坐待刘秀在消灭其他割据势力后的最后一击。他曾听从荆邯的建议，准备出动大军，分水陆两路向东、向北出击，但在弟弟公孙光和本地人的反对下而收回成命。他建立了全套的仪仗队，出入时大摆皇帝的威风；分封两个儿子为王，唯本族人是用，引起大臣的普遍怨恨。

　　建武十一年，汉军节节胜利，长驱直入，前锋到达武阳(今四川彭山)。刘秀致信公孙述劝降，又重申宽大和保证。公孙述看后不无触动，将书给亲信常少和张隆看，他们都劝他投降，公孙述却说：“哪有投降的天子？”从此左右再也不敢说话。

　　面对压境的汉军，公孙述只能乞灵于暗杀，部将环安派人刺杀了汉将来歙，他又派人杀了岑彭。建武十二年，汉军杀了公孙述的弟弟和女婿，残部一片恐慌，日夜叛逃，连灭族的处罚也制止不了。刘秀仍想争取公孙述投降，又下了一道诏书，表示不追究杀来歙和岑彭的罪行，只要自行投降，还能保证家族安全。若再执迷不悟，就等于将肉放在虎口，何苦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这是最后通牒，“朕不食言”。公孙述拒不投降，断了这一线生路。

　　九月，吴汉率汉军进逼成都。公孙述用重金募集五千敢死队，由延岑率领迎战，又出奇兵包抄吴汉的后路，大败汉军，吴汉掉在河里，拉着马尾巴才脱险。但局部胜利挽救不了失败的大势，十一月，汉军攻至成都城北的咸门。公孙述翻占卜书，上面有“虏死城下”的话，竟以会要应验在吴汉身上，亲自率兵出城作战，被刺穿胸部，掉下马来，当晚死亡。第二天延岑投降，吴汉入城，将公孙述妻儿族人全部杀光，延岑也被灭族，公孙述的头被割下送往洛阳示众。吴汉纵兵大掠，又一把火烧了公孙述的宫殿，成都一片残破。

　　建武十三年正月，吴汉率凯旋的汉军顺长江而下。此时刘秀正在洛阳宫中接受群臣的朝贺，其中就有大司空窦融，却没有本来也可以在场的隗嚣和公孙述——如果他们当初愿投降，至少能封个“违命侯”吧！此时除了卢芳逃入匈奴外，所有的割据势力都已消灭，刘秀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实现了汉朝的中兴。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王莽失鹿后，经过十多年的共逐，刘秀得了天下。这并非因为他姓刘，而是由于他材高，特别是他有坚定的统一目标。正如公孙述的谋臣荆邯所说：“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刘秀的统一离不开武力。但同时他又采用种种灵活手段，争取以和平方式降服对手，可谓仁至义尽，在古代帝王中也不多见。

　　从道义上说，隗嚣、公孙述与刘秀之争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要是他们有能力，又能把握机遇，由他们来统一并非没有可能。但从统一与分裂的角度看，刘秀致力于统一，而隗嚣、公孙述既抵制刘秀的统一，自己又不愿从事统一，或者不具备统一的能力，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咎由自取，只可怜增添了无数冤魂白骨。反之，如果刘秀容许这种局面存在下去，不仅东汉政权未必能巩固，战争不会断绝，而且汉朝的疆域或许从此就分裂为不同的国家，或许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