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陈寅恪现象

　　葛剑雄

　　随着《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和其他有关陈寅恪的书籍文章的流传，本来只为与历史学相关的学术界和老中年知识分子所知的陈寅恪，已经成为知识界和大学的热门人物，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大学生都在谈陈寅恪，还有不少人在写有关陈寅恪的文章，我听到的和看到的肯定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但对涉及的一些观点我不能赞成，一直想写一篇文章 表达我的意见，可是已经拖了半年多了。现在利用《大学》创刊的机会，先与青年朋友谈几点看法。

　　一

　　从陈寅恪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伯夷、叔齐：他们宁可饿死也不愿吃新得天下的周朝的饭。从政治上看，他们似乎应该受到批评，因为新夺取政权的周王无疑比被推翻的商王贤明，至少不比商王腐败。从功利角度衡量，他们的行为也是于事无补的，商朝不会因为他们俩的饿死而恢复，周朝也不会遭受任何损失。但他们所表现的极其坚定的价值观念和至死不渝的执着追求，千百年来却受到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的赞扬，并且成为我们传统美德的一部分。

　　一个人固然应该认清历史的潮流，但历史潮流往往复杂而曲折，并非一时间所能认识，也并非只有一个方向。一部分人能认准潮流，成为“识时务”的俊杰，自然能够建功立业。多数人只能随大流，这也无需指责。但总有一些人，或者只有个别人，经过独立思考，毅然选择了相反的方向。他们义无反顾，或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使最终失败了，一时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此后的历史或许证明他们的确只是一股逆流，或许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的气节和追求，这是人类共同的一种优秀品质，能够超越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现实利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具体目标、观念和立场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或者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没有跟随他们一起那样做的人就都错了。要时当年有一大批人与伯夷、叔齐一起拒食周粟，自己饿死了倒还是小事，周朝的天下岂非又要大乱？倒霉的不还是老百姓？

　　陈寅恪晚年的言行证明，他是一位遗民，更确切地说，是一位文化遗民。他所眷恋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接触到的西方文化，使他确立了一种追求思想独立、学术自由、人格尊严的价值观念。但现实却从来没有给过他这样的条件，所以他并不满意国民党政权，要不1948-49年间他完全能够到台湾去；他也不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否则当年可以留在国外或再出国；后来的事实又说明他不赞成共产党的政策，而共产党对知识分子个人自由的干预更广，从而引起他更大的反感。他只能将理想寄托在过去，寄托在只存在于他观念之中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所以他以同(治)光(绪)之间为理想，以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而自期，由王国维的死而哀中国文化的断绝。

　　就像伯夷、叔齐一样，陈寅恪这位文化遗民是令人尊敬的，他的价值观念值得尊重，他所追求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和人格尊严的目标同样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应该赞成他的具体选择和具体标准。五六十年代固然不可能保持思想独立、学术自由和人格尊严，但二三十年代也未必能做到。不用说同光之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康熙、乾隆年代，以至隆汉、盛唐，又何尝为知识分子提供过这样的环境呢？王国维的死固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但中国文化——无论是大文化还是小文化，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不会因为王国维的死而成为广陵绝唱。

　　以陈寅恪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他当然不会不理解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也不会不正视现实。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与理性的失衡，才使他只能用对过去的怀念来表达对未来的追求。我们不应将陈寅恪误解为一心复古复旧，更不应该因此而将中国文化的希望寄托在过去。任何专制制度都不可能使知识分子拥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学术和尊严的人格，古今中外概无例外，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未来，并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

　　二

　　与陈寅恪同时的或比他晚一二十年的知识分子正处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他们经历了清朝覆灭、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政府建立、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绝大多数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还经历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这一两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并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被人们所感受和重视。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他们信仰的思想、选择的道路、贡献的方式、追求的目标、影响的范围各不相同，甚至大相迳庭，有的还势如水火，互为仇敌。今天我们客观地评价他们，就会发现，除了极少数人类的渣滓和民族败类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应该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因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为国为民为全人类的进步出了力。

　　以前往往只承认直接参加革命或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的贡献，认为只有投身革命才是唯一的正确道路，通过革命以外的途径如科学、教育、文化、实业等手段救国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在实际上帮了反动统治者的忙，站在反动立场，这当然是很片面的错误观点。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直接投入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的人总是少数，即使是在革命阵营内部，也还有大量其他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些人文方面的研究，的确很难说它们与当前政治或国计民生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不能改变国家衰弱、民族危亡的局面，但如果没有人去做，一门学问可能就从此断绝，造成人类文明不可挽回的损失。 但是如果反过来认为，知识分子只有超脱于现实、不问政治甚至不问世事，才是高尚，才值得尊敬，那就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同样是相当片面的。从戊戌变法至现在的改革开放，知识分子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要是没有这些知识分子的贡献，中国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无论他们是激进还是保守，改良还是革命，失败还是胜利，只要多少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就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而且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新旧转换中起了更大的作用。

　　当然不应该要求知识分子人人都关注现实，参与政治，更不能要求大家都做政治家或行政官员。但如果作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都超然于现实，有学识和能力的知识分子都对政治不感兴趣，难道把国家交给无知识、无文化的人去治理吗？今天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阶段，有可能为改革开放发挥积极作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的学人完全应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更积极的作用，这与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从事具体的业务是并行不悖的。 总之，无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中不能没有陈寅恪，也不能没有革命者、改革家、行政官员，有良心、有学识、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即使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都能演得有声有色，都能成为后学的楷模。人人做革命家与人人做陈寅恪，都是既不应该也不可能的事。

　　解放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整风反右、大跃进、反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地方性、专业性的运动更是不计其数。应该承认，能够像陈寅恪这样超然独立于运动之外的人，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因此而否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品质和人格是不公正的，看不到他们数十年来对中国和人类文明各方面的巨大贡献更是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了解了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他们，包括被陈寅恪斥为“曲学阿世”的学生在解放后的作为就不难理解。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使它丧尽人心，大多数知识分子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而共产党带来了新气象，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蒋介石长期实行专制独裁，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毛泽东、共产党高举民主大旗，毛泽东西柏坡的谈话更再三强调民主，在政协和人民政府中非中共人士占重要地位。与党政干部、军人、工农大众相比，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在民族危亡与新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没有出什么力，在生活上一般又优于工农大众，所以总是怀着一种赎罪的心态检查自己，接受批判。传统的家国观念培植了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忠诚，而党政一体使历史次政治运动都与国家法律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即使从奉公守法的观念出发，知识分子也没有抵制的勇气。从五十年代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起巨大的威望，而一切政治运动都是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和进行的，坚决拥护并积极投入就是革命和进步，反对这些运动无疑就是反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理论和国外状况的了解本来就很有限，在大量接受了斯大林式的“马列主义”(如《联共布党史》曾经是一本必读书)和片面的宣传以后，很自然形成了一种教条、僵化、封闭的思维模式。 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都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们在旧中国往往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新中国却提供了种种可能。当然要使这些可能成为现实，前提就是政治和思想上的服从，而一旦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或失去了党的信任，就再也无法发挥自己的专长，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创作。不少知识分子之所以谨小慎微，忍辱负重，固然不无个人利益方面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不愿意使自己碌碌无为，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文化学术使命。

　　还应该看到，像陈寅恪这样做不仅需要有见识和勇气，还必须有来自最高领导的宽容，而能有如此待遇的人，在中国大陆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试问，解放后有谁能长期不参加政治学习，自己决定不上课，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又能保持体面，衣食无忧？要是没有得到最高领导的某种暗示或者指示，陶铸会对他如此优礼有加吗？在广东省委和中南局管辖下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又有谁能享受到类似的待遇呢？曾经风云一时的政坛领袖、堪称大师的专家学者、与共产党合作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作过贡献的爱国人士，解放后销声匿迹的有之，成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的有之，被判刑劳改以至镇压的有之，因不堪精神或肉体上折磨而自杀者有之，他们当然无法成为陈寅恪，即使他们具有陈寅恪这样的人格。 就是陈寅恪本人，也不能超过客观形势所能提供的限度。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不得不接受无休止的批判，写检讨书、认罪书(尽管是由夫人代写)，也不得不服从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的安排，直到病故。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陈寅恪的意思，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对比，能为绝大多数更不幸的知识分子设身处地想一下，给他们以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而不要因为有了陈寅恪的特例而否定一般。

　　三

　　陈寅恪被称为史学大师，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但称他为大师不仅是为了给他一顶桂冠，更不是为了编造他的神话，而是要真正了解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并给予客观的评价。

　　陈寅恪的主要成就在史学，但要理解和认识他的成就并不是容易的，他生前上的课就不是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都能听懂，听课的人总是不断递减。对他的著作、论文、诗词，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疑问，认识上有不少分歧。但我却看到过好几篇大谈陈寅恪的文章，作者的专业是文学、哲学等方面的，显然并不懂史学，文章中也只有空泛的称颂，没有具体谈到陈寅恪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成就，何以能称为大师，我猜想他们没有读懂陈寅恪的史学著作，或者根本就没有看过，显然他们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学术。同样，也有人写文章大谈钱穆的《国史大纲》如何了得，可是并没有举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我也算是研究历史的，老实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认识《国史大纲》有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

　　我们应该崇拜大师，学习大师，但这都是建立在了解和信服的基础上的。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专业或范围，例如一位外国的自然科学家，就得依靠权威性的、严肃的介绍。否则，人云亦云，跟着别人起哄，说不定会上了一伙学术骗子的当，或者只是成全了一些借大师之名成名、以某“学”发家的人。

　　我们更应该正确地对待大师。我认为，所谓“大师”，至少应该是在某一学科或某些学科取得了一般学者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如果只是数量上比一般学者多一些，或者只是质量稍为高一些，就不能算大师。正因为如此，能当大师的人只是极少数，所以大师的称号才特别尊贵。如果已故的老一辈学者或活着的老前辈都能称大师，这个名称就要贬值了。就像“艺术家”“作家”曾经在我们心目中拥有神圣的地位，但等到县城小剧团的主要演员都用上了“表演艺术家”的头衔，发表了一两篇小说就在名片上印上“著名作家”时，这两个名称就快要一钱不值了。我很担心，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大师”的膨胀和贬值也在不久的将来。

　　但另一方面，包括陈寅恪这样真正的大师在内，他们的学问也不是没有限度的，他们的贡献一般也集中在某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了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的扩展呈爆炸趋势的时代，再也不可能出现中国古代或西方文艺复兴时代那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无所不能的学者了。大师也是就他所存在的时代而言的，他的具体成果并不一定永远处于先进的地位。如本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一些大师，他们基本上都是各个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但这些领域今天的水准大多早已超过了当年。像陈寅恪研究的隋唐史，我认为目前的整体水平已经高于他发表过的论著。今天的隋唐史学家如果还停留在那样的水平，就没有资格当大师了。

　　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出现，包括学术上的大师在内，根本的条件是他们的天赋，其次是他们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天赋不会人人都有，但有天赋的人未必能有机遇，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努力，这就是杰出人物总是极少数的原因。所以，历史发展总的规律是不断进步，但就具体的人物而言，并不一定一代胜过一代，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不一定每多少年或多少人口中出一个，后来的也未必比前面的更强。

　　我们不能随便以大师自期，也不必感叹大师之不可期。如果每个人珍惜机遇，不放弃努力，即使自己不能当大师，大师也会更多地涌现。就个人而言，你的整体成就或许无法超过以往的大师，但完全可以在某一方面比他们先进。先师谭其骧先生生前经常教导我们：“在历史地理方面，我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维，你们应该超过我。要不，学术怎么能进步？”我认为，先师的话是实事求是的。因为钱大昕、王国维的学问不止历史地理一方面，就历史地理而言，在先师这一代完成了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到我们这一代，尽管在整体上离先师的水平尚有距离，但又有很多新的领域得到开拓，在这些领域，我们当然应该超过先师这一代。

　　我相信，陈寅恪的学生和这些学生们的学生也是如此。所以希望青年人敬仰大师，学习大师，但不要迷信盲从，更不要将他们当成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