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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天则创始人之一 天则常务理事 曾任理事长 所长
我在1993年退休后的十年中办了三件事，其中牵扯精力最大的就是和盛洪，张曙光等同志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至今十年过去，可以来说一说，办一个民办研究所主要的精神应该是什么，主要的危险又是什么。
民办的研究所是一个非政府组织。首先要回答为什么要有非政府组织。在我们国内，过去几乎一切都由政府包办。政府最主要的特点是具有强制力。有人说国家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工具，它表现为以暴力作后盾的权威。国家机关的干部养成了一种作风，往往是高人一等，缺乏商量的余地，不容人选择。而社会上的许多事情应该是出于自愿的。这样就产生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需要。一切非政府组织都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自愿参与，自由退出。之所以有人愿意参与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对社会是有益的。普及教育，发展文化和科研，帮助穷人，照顾关入监狱犯人的子女，监督政府，这一类的事既不需要暴力作后盾，又不能由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去办，所以要有非政府组织。这就决定了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点:一，它关心社会的公共利益；二，它不以赢利为目的。
这是非政府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是否真能组织得起来发挥作用，还要看有没有适当的资源。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有钱。钱从何来?它只能从社会上的个人或企业来，或者从其他的非政府组织来。而且这些单位愿意出钱完全出于非自利的目的，是一种捐赠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几千年的过去，虽然有对非政府组织的需要，但是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能力出这份钱。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一直到了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达，社会财富极大地增加以后，这种组织才逐渐出现并壮大。十年前天则所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富有，社会上很少人知道什么是非政府组织，因此很难从国内的个人和企业捐到钱。除了最初的一笔钱从当时的大象文化公司投入，其他的收入主要靠国际组织，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国际民营企业中心等。十年以后的今天，情况有了变化，不但国内企业逐渐资助天则所，连政府机关也邀请天则所参与有关的研究。我们的经费有了多元化的来源。一方面这是好现象，筹资的机会增加了，但是随机性也更大。没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使得天则所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性，只要经济来源断绝，天则所就要停止运作。
处于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只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能使天则所能够继续存在并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做好工作，我认为主要是遵循两条原则。首先是保持独立性，做真正是社会关心并且有益于社会的事；其次是要有一定的献身精神。做到这两条都是不容易的。
先说第一条。什么事对社会真正有利，绝不是容易判断的。过去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对社会有利的，现在知道企业要利润极大化。但是一切事情都朝钱看也是错误的，否则就用不着非政府组织了。经济学家最熟悉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满着鲜花"。坏的结果是好的愿望造成的，一心一意想做好事结果却恰好相反。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以外这类的事就更多了。历史上这一类的经验很多很多，远的不说，就说毛泽东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它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和文革灾难，我想未必是毛泽东的本意。作为一度主宰着历史的伟人看问题尚且如此的离谱，一般人当然更难避免。究竟什么事对社会和人类有益?我想用温和的方式追求自由和保障人权应该大致不错，符合这一目标的活动也大致不错。
然而追求自由和人权可做的事很多，我们只能选择那些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事来做，即属于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而且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工作。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不见得能够立竿见影，它影响的面首先是知识界，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师生，然后是企业领导和政府干部，最后普及到一般群众。虽然这个过程很间接，但是这确实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成功，肯定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在起作用。我们也做过一些对策研究，是和制度经济学有较密切的关系，或者和自由和人权有密切关系的。要使得我们的研究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方面要我们自己对政府的立场有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要使政府干部更关心社会的信息。看来近来这两方面都有所改进。
第二方面，天则所的人员，特别是它的领导成员要有献身精神。我们这些人之所以选择天则所这样的工作来做，固然和自己的条件有关，更重要的是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否则也许会下海去赚钱了。然而在一个市场经济中，没有收入来源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挣钱养家也是自然而且必要的。但是到底应该拿一个什么报酬，看法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讲，应该按照市场价格来定。但是市场价格也只是一个幅度，它在每个人的心中也很不相同，上限和下限可以相差一两倍。因此领导人和一般员工的报酬水平始终是值得注意的事。如果定得太高，会影响社会对天则所的捐款。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捐款变成了高工资；但是报酬太低也有问题，因为留不住人，而且合适的人选不愿意到天则所来。这正是天则所所面临的后继无人的危险之一。由于很难定一个客观标准，我们的做法一方面领导的工资水平在当事人回避的情况下由理事会开会决定，另一方面就是透明化。将主要成员从天则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包括工资，奖金，劳务费等统统列出来，给理事会的理事们知晓，以便监督。这也是为了鼓励天则所成员的自我约束。我相信，天则所领导人员报酬的透明度愈高，愈有利于天则所的筹款。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好坏很容易鉴别，赚钱的企业一般来讲就是好企业，但是对于非政府组织，业绩的好坏不能用赚不赚钱来判断，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天则所运行十年没有积累任何财产，既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更没有大笔现款。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天则所办得不好，因为非政府组织的目的不在赚钱，而在社会效益，而社会效益是无法用单一的指标来测量的。
总体来看，天则所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这个过程看似自然，其实极不容易。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既要保持独立性，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很像是在走钢丝。按理说，只要守法活动就应该是政治上安全的。然而在中国，即使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也不能完全得到保障。比如言论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更不用说游行示威的自由，尽管这些权利都明确地规定在宪法之中。因此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危险的，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用走钢丝来形容并不为过。所幸的是中国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一直在慢慢地改善，自由的空间在扩大，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且这个变化也有我们努力的一份贡献。
天则所面临的危险不但有来自外面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经济学家未必善于管理，它涉及人事，财务，业务方针，对外关系等。天则所在这些方面都有过经验教训。管理和经济学是不同的两门学科，经济学家并不善于管理。不过我认为制度经济学所阐明的一般规律至少可以保证天则所不出大问题。这些规律包括各方面遵守既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互相尊重，平等待人，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得理要让人。这些原则经济学家都是承认的，但是临到自己头上也难免犯糊涂。天则所建所的所谓人合关系就是互相学习的一个磨合过程，而且这是一个永远需要提高没有止境的过程。
天则所十年的历程基本上是成功的。我希望它能愈办愈好。我还将像过去一样贡献我的主要精力于天则所的事业。但是由于年龄关系，再继续服务十年的可能性是不存在了。
2003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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