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葛剑雄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禹贡》时代，传统的沿革地理和发达的历史文献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资料。如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创办《禹贡》半月刊、筹备禹贡学会算起，中国历史地理学已经有了近70年的历史。70 年间，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也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 的巨大进步。今天，当一个充满的希望和挑战的新世纪到来之际，中国历史地理学也面临着一次新的机遇。

　　一、关于学科属性

　　在以往几十年中，出现过几次对历史地理学科属性的集中讨论，经常性的讨论一直在进行，近来还看得到这方面的文章。

　　归纳起来，主要的意见有三种：第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演变规律，属于地理学。第二，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或者说，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既不属于地理学，也不属于地理学。第三，由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属于历史学。

　　近年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对学位授予点的划分，使历史地理学科属性的讨论又增加了复杂性，因为根据修改后的学科分类，在历史学的一级学科下，有历史地理作为二级学科，但在地理学的一级学科下，只有人文地理作为二级学科，而没有历史地理。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历史地理学应该属于历史学，或者只能作为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成为地理学下的一个三级学科。

　　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学界多数同人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后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靠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学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科划分，实际上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衍生和发展而来，而从属于地理学的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所以促使这种划分作出改变的根本性措施还是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本身的发展。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的出现。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考古学或古地理学的方法。谭其骧先生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一般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所以才有所谓“史前时期”。讲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讲历史就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所以他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赞成将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混淆起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銜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二、关于学科框架

　　历史地理学既然从属于地理学，其学科框架应该与地理学相同，即地理学有多少研究对象，这些现象在历史时期的状况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理学的分支都应该有相应的历史地理分支。但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有些地理现象在历史时期并不存在，自然无从研究；一是有些地理现象虽然存在，却没有留下最低限度的记载，因而无法研究。

　　所以，目前一般将历史地理划分为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两大类，再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分出具体的地理分支。这样的框架与目前的研究状况基本适应，但从学科理论和发展趋势看，不无可议之处。在我国，人文与社会学科往往不加区别，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存在明显区别。所以，在历史自然地理之外，还应该有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社会地理两个大类。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历史地理学新的分支将不断出现和完善，到那时，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社会地理的并存与分工将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强调分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综合性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空间上存在着很强的地域性，时间上也有明显的阶段性。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或某分支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的某一个区域(自然区域、政权、行政区域、民族区域、文化区域等)、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朝代、分期、具体年代等)来说，以此为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区域研究与阶段研究都是综合性的，即应该研究当地当时所有曾经存在过、并且有条件进行研究的全部地理现象，进而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三、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解放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四、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为现代仪器记录气象不过200年左右，能够前推到18世纪的连续纪录在全球只有50个站，90%以上分布在西欧，中国的大部分国土1950年后才有仪器记录，而中国的史料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今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五、中国历史地理学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呢？对此，既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即就对中国历史地理现象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最多、水平最高。中国历史地理得天独厚，中国历史悠久和疆域辽阔在世界史上罕有其匹，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延续性最强、覆盖面最广的历史文献资料，还有发达的沿革地理的传统，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具备的。我曾经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西欧的同行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我们能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感到很惊奇，因为他们基本上只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原因很简单，他们能利用的历史文献年代较短，无法对长时段的自然地理变化作研究，而较短时间内的自然地理状况与当代差别不大，基本可以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 我国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有关环境和历史气候变迁的论著等，都达到了当代世界最高水平。但由于这些论著都是以中文发表，除了地图以外，其他还很少为国外所知，也无法进入国际检索系统。 以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标准，我们还很难说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因为理论和方法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还应有普遍的适应性，才能为国际历史地理学界所承认。

　　中国历史地理学固然有其鲜明的特色，并且主要服务于中国的学术界和社会。但如果要贡献于全人类，要为国际学术界所承认，就必须走向世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英语仍然是国际最重要的语言，随着信息科学和互联网的发展，其影响将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发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信息交流，并且以英语发表重要论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邀请过不少外国学者来访，参加我们主办的学术会议，不少同人出访外国，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但欧洲和美洲的历史地理年会我们基本没有参加，英语的《历史地理》刊物上基本还没有发表过中国学者的论文，大陆学者基本没有用英语出版过专著，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我们特别寄希望于年轻一代，能够以娴熟的英语和信息技术，将他们本人和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推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