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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到过埃及、希腊、意大利的人都不能不惊叹那些地方古建筑的悠久历史和完好保存。且不说那些巍然屹立的金字塔已经历了三四千年的风霜，就是已有近1900年之久的罗马万神殿，不仅基本完好，现在还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大建筑。欧洲不少中世纪以来的建筑，尽管都是几百年的老屋，今天还在超期服役，并且依然显然雍容华贵，完善舒适。
反观中国，虽然号称五千年文明，但今天还存在的真正的古建筑却少得可怜，年代也晚得多。先秦的所有建筑早已不复存在，就是绵延万里的秦汉长城、壮丽辉煌的汉唐宫阙，只留下一道道夯土或一堆堆台基，明朝以前的帝王陵墓都没有留下任何地面建筑。目前所知，最早的石建筑大概要数隋朝李春所建的赵州桥；最早的木结构建筑是梁思成于1937年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著名的山西应县木塔(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在中国历史上见于文字记载的建筑中，能够保留下来的比例极低，今天依然能够使用的更是屈指可数。就是一般的“百年老屋”，如果不是多少有点中西合璧的话，也很少有人愿意居住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遗憾，自然也是中国古建筑的遗憾。但认真分析一下，出现这样的结果却并非偶然。
世界上得以保存至今的古建筑或比较完整的遗迹几乎都是使用石料的，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巴台农神庙、印度的塔姬陵等等。但中国的古建筑基本都是土木或砖木结构，石料仅用于台阶、门槛、柱础、栏干、局部装饰、雕塑等，连采用石柱的建筑也不多见。木结构建筑易受虫蛀鼠啮，也不耐风雨雷电、霉烂朽变，更难逃祝融之灾。同样遭受天灾人祸，石建筑一般还能保全骨架，容易修复，而土木建筑往往已荡然无存。就是日常维修，土木结构的建筑物也比较麻烦。这不能不说是过于优越的地理环境使我们的祖先失去了选择性，因为在中国早期文明兴起的地方一般都有茂密的森林，或者离森林不远，便于就地取材。在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的平原上，优质石材反而不易取得，而且开凿不易，不如利用木材那么容易。有的地方如太行山北段也有很好的石料，但在原始森林还大量存在的情况下，使用木材无疑更便利。如十六国时石虎要在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建宫殿时，竟有洪水将太行山上的大批树木冲下。而在泛滥平原的尼罗河三角洲、多山的亚平宁半岛和 半岛，开采石料显然比采伐木材更方便。而一旦形成传统，即使地理环境已经改变，人们也会按原来的方式行事。例如，到明清时在北京一带建造或修理宫殿陵墓寺庙时，尽管北方已经没有合用的木材可以采伐，还是会不惜代价从四川、云南等处运来巨大的木材，以维持长期沿用的木结构建筑。就是一般的民间建筑，基本的模式也没有改变。土木或砖木结构的建筑解决了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数千年的居住问题，也使用中国这片土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新开发的地区以外，各地的森林都采伐殆尽。另一方面，天灾人祸造成的火灾一次次将建筑物毁灭，项羽焚烧秦朝宫室的三个月大火，南宋杭州城内一次次毁灭性的火灾，只是无数次火灾中显著的例子，就是连明清紫禁城中的三大殿也未能幸免。
如果说第一方面的原因是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先民作出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却完全是人为因素，那就是人们对待古建筑的态度，一向是追求“整旧如新”，而不是“整旧如旧”。当然这种观念的产生也与客观条件有关，木结构建筑无法持久，无人居住或使用，一座建筑很快就会朽败以至倒坍。就是有人居住或使用，也得不断维修。在木材容易获得或价格不高时，与其局部更换，还不如整体重建。但这样一次次“整旧如新”的结果，恰恰是对古建筑的一次次破坏。例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提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是“‘增其旧制”，而不是“复其旧制”或“遵其旧制”。正因为如此，尽管岳阳楼始建于唐开元四年(716年)，但经过历代一次次“增其旧制”式的重修，现在留下的早已不是原来的古建筑了。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介绍：现存的建筑物始建于什么朝代，但看到的建筑物却丝毫看不到那个时代的外形和风格，大多是明清建筑的式样，甚至已变成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而得以保存至今的真正的古建筑，往往是处于穷乡僻壤、深山荒野，虽然一直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和保护，却躲过了“整旧如新”之厄，尽管大多已岌岌可危，却容貌不改。
第三方面的原因则是中国建筑观念本身的缺陷――过于重视建筑物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公共性的作用，却忽视甚至无视其生活功能。结果是，一切富丽堂皇、宽敞舒适的建筑物几乎都属这一类――宫殿、陵墓、衙门、寺庙、祠堂、会馆、楼、台等，而私人住宅，特别是一般平民百姓的住宅就等而下之了。专制等级制度充分体现于建筑的规格，不同等级和身分的人只能建造或居住于相应的规格的住宅中，只有少数贵族、官僚、地方豪强才敢“逾制”，但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在参观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废墟时，我对城中平民住宅的规格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座相当于中国东汉前期的城市中，一般居民都拥有一座独立的住宅，包括三至四间卧室、起居室、浴室，比起同时代的中国平民住宅来要宽敞舒适得多。就是在私人住宅中，用于家庭或家族祭祠、礼仪、接待、聚会的大厅、祠堂(家庙)一般都是建筑的主体，居于核心，标准较高，而卧室等私人空间往往阴暗狭小。我去参观号称“千古一村”的江西乐安县流坑村时正值盛暑，在看过的几座古宅中我都注意观察了其中的居室，发现都处于厅堂的附属地位，都处在夹层、偏房、后室，显得狭小、黑暗，闷热难当。正因为如此，有钱有势的人都会设法“逾制”，或者弃旧图新，另建花园、别业、书屋。就连贵为君主的清朝皇帝、慈禧太后，也更愿意住在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欧洲一些建于三四百年前的住宅，今天去住还觉得很舒适，但我见过的明清帝后寝宫、曲阜孔府的内宅，却实在没有什么令人羡慕之处。怪不得清朝皇帝修圆明园时要建西式房屋，晚清时上海的官绅无不住新式住宅，民国时在天津和青岛的前清遗老都住洋房别墅，伪满溥仪的“皇宫”也是中西合璧、以西为主。试问今天研究和保护古建筑的专家学者，谁还住在千年古村、百年老屋中？又有谁愿意迁入未加改造或现代化的四合院、徽派建筑、石库门、吊脚楼、土楼、碉楼、窑洞之中？尽管它们既属“传统文化”，又有说不完的“好处”。
以上的说法并不是对中国古建筑的全面评价。第一点只是指出它的先天性不足，总的来说，这是当时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但应该正视这一事实。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值得我们今天吸取的教训，所以对现存的古建筑一定要坚持“整旧如旧”，只能尽可能使它们延年益寿，而不要轻易伤筋动骨。按照今天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任何古建筑都可以重建，但真正的古建筑的保存却依然面临很多难题。唯其如此，古建筑才值得全人类珍视。第三方面的原因则影响到我们对待古建筑的态度――是将它们作为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加以保护和保存，还是要继续发挥它们的使用功能？应该承认，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早已不适应现代人使用了，任何人都不应该片面强调它们的“优点”(即使以往确实存在)，而要求人们耐心地住下去，即使他们自己愿意。只有正视这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中国为数不多、年代并不太久远的古建筑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才不至于消失在建设性、保护性的破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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