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改善西部

　　葛剑雄

　　在中国历史时期，至少近二三千年来，西部的自然环境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上个世纪以来局部阶段和局部地区的变化虽然比较剧烈，但并没有超出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的范围和幅度。一些论著认为，西部的自然环境曾经非常优越，连黄土高原上也森林密布，或者有良好的植被，只是由于人为的破坏才形成今天的局面。或者认为是由于气候等自然因素 的变化，引起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因此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收集一下有关史料，并且客观地、科学地进行一些分析，就不难发现，这些说法有不少漏洞。

　　历史时期西部的自然环境究竟如何？我们固然可以找到大量森林茂密、植被良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记载，但同时也能发现不少描述沙漠、荒原、风沙、干旱、盐碱、苦寒、贫瘠、不毛之地一类的材料。很清楚，这些看似极端矛盾的地理景观其实是同时存在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的研究一般都不够深入，特别是缺乏精度，比如说记载中的森林覆盖到了什么范围，植被完好到什么程度，品种和产量到底有多少？两方面的材料或许都是事实，却都不是事实的全部。

　　另一方面，对史料的运用缺乏客观的、科学的参照系，结论相当随意。例如十六国时夏主赫连勃勃的“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的说法曾经被广泛引用，以证明毛乌素沙漠南部在5世纪初还有很好的环境。却往往忽略了他明白提到的范围“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此之善者也。”可见，赫连勃勃的行踪只是在内蒙古黄河以南至陕北之间，他也只能在这一范围内作比较。且不论毛乌沙沙漠当时是否已经形成，对这一带环境的优越性显然不能夸大。就像一位来自沙漠地区的人称赞敦煌月牙泉的话，岂能证明敦煌一带环境“未有若此之善”？

　　气候的周期性变化虽然也是事实，但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西部近二三千年间的变化幅度并没有增大的趋势，上一世纪以来的变暖也还没有达到商周时的最高点。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确实导致和加剧了一些自然灾害，但产生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还是自然本身，而不是人类活动。尽管从表面上看，统计到的自然灾害有增加的趋势，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也似乎越来越大，但并没有证据表面自然灾害本身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例如有史以来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可能达到100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伤16万。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流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总不能说，嘉靖年间、道光年间人口比现在多，工业化程度比现在高，环境破坏比现在严重吧！这只能是自然本身的结果。

　　就是这两年被当成生态破坏典型例子的尘暴，其实也不是现代才有的。据《汉书·五行志》记载：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次日早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这样的“黄雾”从西北一直吹到今西安一带。这是2000多年前的事，那时整个西北地区的人口还很有限，开垦的面积也不大，但那次尘暴也非常严重。

　　可见自古以来，西部从来没有过整体性的“秀美山川”，只有局部的、阶段性的良好环境。例如在农耕社会的初期，黄土高原曾因气候适宜，土壤疏松，容易开垦而成为文化摇篮，但一旦植被破坏、人口增多，加上气候变迁，就显示其先天的不足。西部大多数地方的生态平衡本来就十分脆弱，能够负载的人口和牲畜数量有限，超过了极限，平衡自然就遭到破坏。从农耕人口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迁入河西走廊起直到清朝中期，人口一般都不超过100万，祁连山的雪水当然绰绰有余，富余的水还能流入居延泽，供它周围人口的生活和农耕。而现在河西走廊的人口已经达到几百万，农业灌区的人口密度已超过750人／平方公里，还要输出供三四百万人口需要的粮食；更需要大量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哪里还有水流得到额济纳旗去？居延泽怎么会不干涸？我们也不难计算，究竟是祁连山的水少了，还是人类用得多了？

　　同样，从史料记载看，罗布泊一带的景观在以往二千多年间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塔里木的河水被大量截留，用漫灌的方式大种水稻，创造“塞外江南”，以至下游经常断流。断了水源，地处内陆干旱区的罗布泊当然会干涸。塔里木河下游成了干河床，再加上大量砍伐，胡杨和红柳林当然会消失。一片只能负载一二千万头牛羊的草原现在要负载一亿多头，加上几倍的人口，差不多连草根都刨了，哪里还会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片面夸大西部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将古代的西部描绘为一幅田园牧歌的风光，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如何“重建秀美山川”，在植树种草、堵沙治沙、开辟新水源等方面做太多的文章。西部的山川本来就不是完全秀美的，难道还能重建出一个来？就是要恢复古代的状况，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植树种草固然有涵养水土、调节气候的作用，但树和草本身要消耗水，在过于干旱的地方离开了人工灌溉根本活不了，等不到起积极作用就产生了大量消极作用。即使能治的沙也得讲究经济成本，何况多数沙是治不了的。至于开辟新水源，往往只是一种资源的透支或预支，无异饮鸩止渴，并非长久之计。

　　西部环境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口与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如何平衡。在20世纪以前，西部的人口数量有限，几乎没有农牧业以外的生产方式，即使出现过短时期的过度开垦或其他破坏行为，多数情况下没有超过水和其他资源能供给的限度。不时爆发的天灾人祸一次次推迟了人口高峰的出现，人类生命财产的惨重代价意外地换来了环境的休养生息。如“陕甘回乱”曾经使一些局部地区人口灭绝，完全荒芜，重新成为无人区。数十年后，其中一些地方成了长满“梢林”(次生林)，甚至成为当地的“江南”。而当人口激增，工农业和生活用水以更快的速度递增时，水和其他资源就会捉襟见肘，终于面临枯竭，引起环境的恶化。西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环境不要进一步恶化，通过休养生息，逐步恢复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平衡。

　　在短期间内，我们无法使西部的人口数量减少，也不可能迁往外地。但同样数量的人口，实行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耗用的水和其他资源是不同的。因此，调节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减轻对已经十分脆弱的环境的压力，是改善西部自然环境的关键。

　　首先应该对西部可以利用的水、森林、草场、土地等基本资源进行精确统计，根据现有人口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合理的规划与配置。对不宜居住地区和生态环境极其恶化地区内的人口要坚决迁出，采取切实措施吸引和鼓励迁入适宜地区。

　　大幅度地调整产业，耗水多的工业和农业应该停产，或者转出西部缺水地区。如果水资源计为成本，西部缺水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基本是没有经济效益的，离开了政府的补贴根本无法生存，并且只会加剧对环境的破坏。大幅度降低草原的载畜量，改变粗放的放牧方式，逐步以复合饲料取代青饲养，发展密集型、工业化的饲养业和畜产品深加工。西部本地无法消化这些富余劳动力，应该由中央政府从东部引入劳动密集型、加工型产业，或者有计划地将这些劳动力输往东部，或者投入兴建大规模的基建工程，包括下面提出的城市化建设。

　　建立节水型的生产和生活系统。输水系统要以管道取代渠道，将渗漏和蒸发降到最低限度，以喷灌和滴灌取代漫灌，生活和生产用水尽可能经处理后多次利用。而要做到这些，只能实行居民城市化，生产集约化。

　　西部目前的城市化程度很低，但城市化是西部发展的捷径，也是调整生产和生活方式，减少环境破坏的有效途径。如上面提到的这些措施，大多只能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使西部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中，才能真正做到退耕、退牧、节水、发展劳动密集型和加工型产业，发展集约化和工厂化生产，才能节约土地和资源，减少大批分散居住的人口对环境的破坏，同时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发展文化教育。人口达到一定的规模，相对集中，基础设施、节水系统、交通线的建设才会有高效益。

　　要在西部实现城市化还存在很大的困难，但西部实现城市化的成本比其他地区要低得多，效益却要高得多，如土地成本低，选址的余地大，规划可以更合理，拆迁的费用低，造成的浪费少，基建的劳动力便宜。城市化的过程还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城市化后也能增加很多新的岗位，更有利于吸引国内外的投资。正因为如此，西部应该率先实现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来调节当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