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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自从美国学者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这个问题后，就不断有人在问：21世纪的中国能够养活多少人？其实，早在上一世纪，这已经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注意，并且发表过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中国历史上，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前期，中原地区一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已被称之为“狭乡”，有人建议要将其中一些人口迁往人口稀少的“宽乡”，说明那些地方的生存条件已经比较困难了。公元初，在西汉直接统治的疆域内大约有6000万人口，居住在约4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口的平均密度是15(单位：人／平方公里，以下同)。但是在中原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人口密度已超过100，首都长安附近甚至超过1000，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已经形成相当大的人口压力。
到17世纪初，明朝的人口已有2亿左右。尽管明清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到太平天国战争前夕的1850年，清朝的人口还是突破了4.3亿，达到空前的高峰。当时全国的平均人口密度已达到约36，比西汉时增加了一倍以上，东部一些平原地区的农村也超过1000。面对这样的形势，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汪士铎惊呼：“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汪士铎没有想到的是，到了21世纪开始时，中国的人口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13亿，人口密度几乎翻了2番，但谁也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不仅养活了这13亿人口，而且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比汪士铎时代不知提高了多少！当然我们不能怪汪士铎无知，因为基本处于农业社会的他不可能准确预测进入工业社会后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水平，也不可能理解人类能够自觉地、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增长。
从西汉初到今天，中国的人口基本都是由本国生产的食物供养的。供养的人口从6000万增加到13亿，完全得益于粮食产量的提高。从这一点上说，只要粮食生产能不断增加，中国在21世纪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即使耕地面积不可能再增加，或者不断减少，但随着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粮食增产还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只要中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国际市场获得廉价的粮食供应也是毫无问题的。
所以，如果离开了生产的发展，不考虑粮食产量提高的可能性，来说中国能养活多少人口，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这样，难免成为现代的马尔萨斯和汪士铎。仅仅从生存的角度考虑，我们完全不必悲观失望，即使中国的人口在21世纪达到16亿或者更多一些，也不会超过中国能够供养的极限。
无论从人口密度或比较人口密度(即只计算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来看，中国都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而在两项密度都超过中国的国家中，不乏上亿人口的国家，也有发达和富裕国家。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一般都是世界上偏低的水平，但比中国还低的国家也还有不少，其中也不乏富国。可见一个国家的发达和富裕与否，人口数量固然是一项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因素，因此不能将贫穷和落后都归咎于人口多。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口越多越好，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未来不必考虑人口数量的控制。养活是一回事，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又是一回事，而这正是我们对新世纪的期望。要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就不能满足于吃饱穿暖，有房子住，还希望能充分享受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有不受污染的环境，更多的蓝天白云，鸟语花香和活动的空间。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很多天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或者在相当长的年代内无法被重新利用，人口多使用量也多，当然会更接近枯竭。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不少天然资源已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和利用。自公元初以来，中国的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有时要占三分之一，累计供养过的人口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消耗过的资源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剩下的不可再生资源一般要比其他国家少。汪士铎所说的“人多之害”尽管有片面性，但纵观中国历史，一些朝代最辉煌的阶段大多不是在它们的人口最多的时候；而一旦人口达到新的高峰，国势往往已经由盛转衰了。这也证明，在历史上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
总之，没有必要为中国人口的未来忧心忡忡，但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有更优良的生存条件和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还是应该继续控制人口的规模，尽可能再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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