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故乡所见所思

　　葛剑雄

　　莎士比亚是从小就知道的外国人之一，虽然始终没有读过他的全集，但先后看过他的一些剧本，也看过一些根据他的剧本拍成的电影。我对莎士比亚所知实在有限，但对他世界名人的地位从来没有怀疑过，大概是因为他的名气实在太大，如我所在的大学里就有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专门研究一位外国人的专家似乎并不很多。既然到了英国，莎士比 亚的故乡自然是必去之处。

　　莎翁的故乡爱汶河上斯特拉德福特(Stratford-upon-Avon)离剑桥不太远，但交通并不方便，乘火车得换车，乘汽车倒能直达，但要3个小时。我权衡利弊，还是选择了汽车。花14镑买了一张往返票，9月26日早上8时半，我乘上了去莎翁故乡的巴士。英国称为斯特拉德福特的地名很多，所以得在前面加上“爱汶河上”以示区别。在买票时，售票员就特意问我是到哪一个斯特拉德福特。在到达莎翁故乡前，果然经过了另一个斯特拉德福特镇。

　　天气阴沉，车上乘客寥寥，前一个半小时还有七八位，此后就只剩下三四个，到终点时居然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真有点怀疑，英国人是否也像我们那样重视莎士比亚，要不，在周末居然也没有人乘车去参观莎翁故乡？

　　不过，等我下车后来到接待中心，发现游客还是不少，尽管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多。我索取了地图，并询问了参观地点。我没有购买包括所有参观点的套票，因为我希望乘下午1点半的车回剑桥，下一班要4点半才有，太晚了。为了节约时间，我预先备了点心，准备在回去的车上吃，以便将这段时间完全用于瞻仰莎翁。

　　要在2个小时内完成参观，即使走马看花，也得抓紧时间。所以我立即赶往莎翁出生地，好在这个斯特拉德福特地方不大，加上路上有明显的引路标志，过了爱汶河上的小桥，一点弯路也没有走，几分钟就到了。其实即使没有路标，跟着游客的大流也就到了莎翁故居。

　　这是一座临街的两层砖木结构建筑，外表依然保持着16世纪的原貌，当然它已经过无数次精心的修缮。周围与它同时代的建筑和道路已经面目全非，紧贴着它的那座两层现代建筑——莎士比亚中心，与它风格迥异。物以人贵，楼以人存，要是没有莎士比亚，这座楼大概早已不复存在。即使还在，一座16世纪的普通建筑，在英国未必会引人注目。这座楼使我感到面熟，因为以前看到过它的照片。王小波猝死后，广泛发表的一幅遗像就是他在这座楼前的留影。王小波生前大概不大拍照，所以没有看到他其他什么照片，这也显示出莎士比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故居门旁的柱子上钉着一块草绿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威廉·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4月23日，卒于1616年4月23日”。这时间不知是否可靠，因为世界上生卒月日完全相同的人毕竟很少。下面一块更大的墨绿色牌子上则写着“进口在参观者中心”，字下画了一个指向左边的箭头。顺着箭头往前，旁边那座两层建筑物前黑色大理石护墙上镌着“莎士比亚中心”的金字。

　　“中心”既是展览馆，也是故居的入口，参观券每张4镑半。展览室范围不大，内容却很丰富，用各种图片、模型和文字介绍莎翁生平和有关的史实，其中陈列的莎翁剧本不同文字的各种版本琳琅满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中心后面的边门出来，顺着草坪旁的一条小道，就到了故居边门入口。故居的楼下是厨房、餐厅和起居室，都陈放着用具和物品。沿着狭窄的楼梯上楼，我发现并不厚实的楼板上像补丁一样贴着一块块小木板，有的楼板之间还有明显的空隙，踩在上面吱吱作响，很像小时候在家乡那些古老的危楼中见到的情景。楼上的大房间中陈列着一些十六七世纪的物品，里面一间较小的房间里有一张床，据说就是莎士比亚诞生的地方。我仔细看着那张床和床上的卧具，不禁产生了疑问，就悄悄地问房间里一位管理员，有什么证据说明这些都是莎士比亚家中的原物。她微微一笑说：“先生，没有任何证据。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后人收集来的旧东西，或者是按想象复原的，没有一件能被证明是莎士比亚用过的原物。”我感谢她如实的介绍，她又补充道：“不过，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因为毕竟它们离那个时代不太远。”这座房屋在当时大概属于中等水平，这与莎翁的出身是相称的，据记载，他的父亲是软皮手套工匠，曾被选为当地市长；他的母亲虽出身望族，但已属支系后裔；都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地位。

　　走出故居的出口时，见街对面一幢房屋上挂着莎士比亚咖啡馆的招牌，以后见到镇上打着莎士比亚招牌的店铺和商品不计其数，后代乡亲受名人之惠真不小。再想想，全世界吃莎士比亚饭的人就更多了。怪不得那批莎迷先后发现出一件件与莎翁有关的文物，光是在这个斯特拉德福特镇上和郊外的莎士比亚遗址就有好多处。为了在全世界游客面前维护遗址的真实性，权威的莎士比亚研究会只能将它认为靠得住的几处公开推荐，以免真假不分，以假乱真。尽管如此，莎迷们乐此不疲，故乡的莎迷们劲头更足，所以总会有新的发现来满足莎翁崇拜者的需要。而且莎翁一生至今还留下了无数难解之谜，甚至对他是否真是那些传世杰作的作者也有人提出了怀疑。这倒使莎氏的研究者有了用武之地，研讨会可不断开，论文能一篇篇写下去。在这一点上，人心看来是相通的，中西文化绝没有什么差异。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名气有没有莎士比亚和他的剧作大是一回事，但“红学家”和曹迷的积极性绝不亚于莎迷。看他们一个个的新发现和一篇篇的研究论文，外行人或许会认为是饭吃得太饱了在找事做，但从其中不乏我们尊敬的专家、有的学者皓首穷“红”看，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莎学家”和莎迷们的业绩。幸亏曹雪芹也和莎翁一样，留下的个人资料相当有限，所以有解不完的谜，揭不尽的密。要是曹氏传下一篇详细的自传，下岗失业的命运就要降临于红学家了。

　　离开了这所故居，步行十来分钟就到了莎翁的另一所、也是最后一所故居——现在被称为新居。这当然也是属于推荐遗址之一，其真实性不必怀疑。这是莎翁于1597年在故乡购置的一所都铎式大宅，以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616年4月在此去世。从1592年起，莎翁已成为宫廷大臣剧团的重要成员，既是剧作家，又是股东，1603年后该团改为国王供奉剧团。虽然莎翁于1611年迁回故乡的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但那时他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显然已非昔日所比，所以与他的出生地相比，这座新居完全称得上豪华了。原屋毁于1759年，重建的“新居”由莎士比亚基金会保管。这所建筑的旁边是一个花团锦簇、修剪得十分整齐的伊利莎白式的花园，透过不及半人的矮墙和绿篱，但见鲜花丛中的故居掩映在满墙的绿萝和树木丛中。时间不允许入内参观，我只能遥望新居，想象莎翁的崇拜者如何根据他们的研究和想象复原出来的内景了。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圣三一教堂——莎翁安息的地方。教堂在镇郊，要沿着爱汶河走十多分钟。虽然天气阴沉，河两岸点缀在绿树鲜花中的一幢幢似新旧屋错落有致，河畔游人不绝，河上游船如织，依然有如画景色。接近教堂时，天低云暗，加上园中的森森古木，似近黄昏，使我的镜头上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塔影。这是一座英国常见的古朴而普通的教堂，从入口的门廊还保存着13世纪的遗迹看，至迟始建于13世纪，至少保持了16世纪的风貌。教堂仍在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大堂免费开放，还放着中文的宣传品，说明来此的活动而又不通英文的华人并非个别。莎翁的墓在教堂后半部的圣坛，进入参观要购一张0.6英镑的门票。圣坛内灯火辉煌，映照着巨大的吊灯、彩色玻璃图案、洁白的大理石，使人忘却了外面的阴沉，也使我顾不得时间匆促，放慢了脚步。

　　据说明书介绍，安息在这里的名人不止莎翁一人，但参观者无不驻足于莎翁的墓前。所谓墓，其实只是在一块镌刻着他名字的大理石。并非常人都能葬身圣坛，莎翁能获此殊荣，倒不是由于他的文学贡献，而是因为他生前于1605年成为“教区长”。莎翁的遗孀安娜和家人长眠在他的身旁，在北边的墙上还有一幅莎翁的彩色半身像，这是在他逝世七年后由安娜和他的生前友好绘制安放的。旁边还陈列着一个受洗桶，据说是莎翁受洗时用的，还有他受洗及下葬的登记证。当时英国信众对受洗和下葬十分重视，教堂都有记载。由于详细准确，到现代被历史人口学者利用，填补了现代人口普查资料产生之前的空白，成为历史人口统计的可靠原始数据。所以登记证的真实性一般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受洗桶就很难说了。受洗桶是日常用品，总是会损坏的，到了一定的时间总得更换。莎士比亚出生时，他父母并非显要，教堂也不会未卜先知其必为世界名人，待他成名或去世时，受洗桶的原物未必还在。不过，既然他的出生地还能复原出当时的床和卧具，为什么教堂不能复原出一个受洗桶呢？

　　为了在一点半时赶到车站，我一路无暇观赏。但在经过皇家莎士比亚剧场时，我还是停下来拍了一张照。这是一座四五层的红砖建筑，其貌不扬，要是没有墙上的字，我必定会当成一座普通的办公楼。人杰地灵，在莎翁故乡欣赏他的剧作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优势，任何包装对这座剧场来说都是多余的了。

　　1时20分赶到车站，却无人候车，车牌下也找不到返回剑桥的时刻表。我怀疑往返的车不在一个站上，就问停候在旁边的巴士司机，谁知他们都不知道，有一位还明确说不在这里。进候车楼内询问，回答是这条线路是过路车，不归他们管，所以也不知道。要是误了车，得再等三个小时，会将我的计划完全打乱，我急忙奔回问讯中心，经接待小姐打电话查询，终于弄清就在上午下车的地方。奔回原地已是1时40分，幸而车还未到，此时车站多了两位候车者，其中一位也是等这班车的。喘息未定，车已到站，加上我们这两位，车上乘客也不足半打。

　　经过这番折腾，我连点心也未吃就进了梦乡。醒来时，车已行驶在乡间公路，大片收割后的草地上垛着一个个巨大的草堆，远处的缓坡上依然一片翠绿，一缕阳光突破层云，洒落在教堂的塔尖，经彩色玻璃的折射，显得特别耀眼。这当然不是那座圣三一教堂，但或许也安息着某一位名人，就像国内的名胜古迹，无一联系着古今的名人逸事。

　　我忽然想起了中国的剧作大师汤显祖。历史的安排有时竟会有惊人的相似，中国杰出的剧作家、文学家汤显祖比莎士比亚早出生14年，而卒年与莎士比亚相同，可以说两人是同时代人。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出身书香门第，12岁时就诗才出众，21岁中举，26岁时出版他的首部诗集《红泉逸草》，28岁时作传奇《紫箫记》，10年后改编为《紫钗记》。汤显祖的仕途从一开始就不顺利，由于他不愿配合让权相张居正之子中状元，直到34岁才考上进士，只在南京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薄和礼部祠祭司主事这类闲职。万历十九年(1591年)更被贬为徐闻(今属广东)典史，二十年调遂昌(今属浙江)知县，二十六年(1598)弃官归里。晚年潜心佛学。他的代表作“四梦”——《牡丹亭》(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全称玉茗堂四梦，当时已“家传户诵”，生前就有《玉茗堂文集》刊行。汤显祖逝世五年后，汇编他大部分作品的《玉茗堂集》就已出版，明清两代有多种刻本再版。《牡丹亭》至今还是昆剧的保留节目，久演不衰。这位汤翁不愧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剧作家，不过就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言，与莎翁显然无法相比。就是在中国，知道他的人也未必会比莎翁多，有些人反而只知莎翁而不知汤翁。为此，一位精于戏剧史的前辈曾愤愤不平，发誓要大力宣扬汤翁的贡献，为汤翁在世界戏剧史争一席之地。

　　其实，这不是汤翁个人的不幸，只能说是时代造成的不平。

　　尽管汤翁和莎翁都生活在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叶，却处于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当时的英国，尽管中世纪确立的观念为社会结构仍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宗教改革已打破单一教会垄断，王权受到议会挑战，资本主义的兴起冲击了原来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英国的联系和影响早已超出了英伦三岛，地理大发现又使西方人的眼界扩大到了世界大部分地方。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和环境，莎士比亚才能创作出如此多不朽的作品，才能使其影响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并且到今天还能激起人们的热情。汤翁却处在一个封闭的、处于衰败中的明朝，不仅耶稣教士没有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已消耗殆尽。汤翁剧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毕竟只代表了一个过去的时代，要引起不处于同一时代的、汉语圈外的读者的兴趣自属不易。

　　随着大英帝国的强盛和美国的崛起，英语成了世界性的语言，莎翁的作品因此而拥有非英语作者所没有的优势，不仅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还被译成各种文字。而在汤翁身后，汉语在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先后丧失了官方或主流语言的地位，读者自然也随之减少。而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就是在中国本土，完全理解汤翁原作的人也已相当有限。即使汉语在世界的地位未来可能有所提高，或者有朝一日能与英语争雄，汤翁的作品也绝不可能再享莎翁作品曾经有过的尊荣。

　　汤翁生在一个传统文化极其发达的国度，在他之前，从《诗经》开始，诸子百家、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大家星汉灿烂，名作浩如烟海。要一向珍视传统的文人学者将汤翁抬上更高的地位是绝不可能的，即使他们对他的作品爱不释手，也不会用它们来取代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更不能因此而不做八股文，不写应制文章，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英国却没有如此重的传统包袱，莎翁的作品因此而成为英国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车近剑桥，我的睡意早已消失，心情也已平静。莎翁、汤翁，各有各的际遇，这就是历史，也是我今天出游的一点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