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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近读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的《张学良世纪传奇》，其中引述张学良本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回忆，既否认了受蒋介石之命，又不承认自己不抵抗，而只是判断错误。对此，作者的看法是：“张将军的自我剖析尽管很诚恳，很有可信度，也颇有道理，但也过于原谅自己。”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张的态度后，他认为：“问题很明显，由于张学良在对
日问题上和蒋介石的看法一致，因而对于事变发生前后蒋介石所提出的‘一切听命于中央，等候国联裁决’的批示奉为圭臬。”“结果，面对日本的野蛮入侵，东北大好河山顷刻沦陷，这也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因此，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他后来一直深感后悔的。”
张学良是“九·一八”事变最重要的亲历者之一，他本人的回忆自然无法轻易否定，为此作者煞费苦心作了一番尽可能周全的解释，但并没有涉及问题的核心――张学良本人的回忆可靠吗？
亲历者的回忆无疑是历史研究和记载的重要依据，但回忆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离事实很远。即使不考虑本人出于种种原因，故意隐瞒或歪曲事实的可能性，也还会不自觉地使回忆失实。
就张学良对唐德刚的口述而言，不妨先完全排除他故意的因素，但同时不能不受到诸方面局限：
“九·一八”事变和“不抵抗”将军对张氏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在思考的大事。但在记忆事实的同时，他也不可避免的会考虑各种解释。这些解释反过来又会误导他原来的记忆，以至他将解释当成应该继续记忆的事实。
张氏出身于一个特殊家庭，他的青年时代有独特的经历，一方面担任着与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重任，另一方面却没有受过完整健全的教育和训练，他的知识结构、社会阅历、历史观念、判断能力本来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氏还不满三十一岁，而从三十六岁开始他又长期处于与社会隔离或半隔离的状态。在数十年间，他直接接触的人物极其有限，获得的信息也相当有限。
据各种记载，张氏早已皈依基督教，并且非常虔诚。因此他的回忆必定会以更多的自责来代替对他人责任的追究，并尽可能在记忆中搜寻对此有利的事实。但对“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又不可能完全用自责来承受。
与唐德刚谈话时他已年近九十，记忆和思维不能不受年龄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历史学者对本人的回忆亦未必轻信，尤其是对最关键处。我想，对张氏这段回忆亦应持如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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