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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某省一位“原副省长主动回校执教”，称这位刚卸任的副省长回到某大学执教。这自然是值得称道的好事，与那些离任或退职后还整天打着“原××长”、“前××长”称号活动而不愿回归本业本职的人，或下台后非要谋一个“级别”相当的位置的人相比，自然泾渭分明。但报道中也提到，他自20世纪80年代走上政坛，先后任某市长
、省计委副主任、省财政厅长，直到副省长，“从政之余，一直没有放弃教学科研”；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政府应该制定法规，担任政府官员后，不得再兼任其他职务，包括大学的教职。如果今后实行人大常委的专职化后，常委也应比照官员，必须辞去原来的职务。
第一条理由是，既然当了政府官员，做了纳税人的公仆，就得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兼任其他工作必定要分散精力，或者徒有其名，无法兼顾。报道说那位原副省长，从1988年起，一直在某大学兼课，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主讲多门课程，独立或合作完成科研项目180余项，还要出版专著，主编出版近60万字的书。上一门课，即使不算备课时间，每周至少要花两个小时，而且时间不便更动。15年间平均每月要完成一个科研项目，要都是亲自参加简直不可思议。即使只是合作，总得花些时间吧。写专著或编书或许能用业余时间，但身为副省长，还能有多少“从政之余”？即使只是从爱护领导干部的健康出发，也以不兼职为好。
第二条理由是，这样的双重或多重身分，不利于保持政风的公正廉明，也不利于清除学术腐败。谁都知道，科研项目既有经费，又有更大的获奖可能，还是衡量个人与单位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准，近年来项目之争已愈演愈烈。就是一位全职的教授、博导、院士、校长，谁能连续15年平均每年主持或参加12个项目？究竟是因为有了厅长、副省长之尊才能获此殊遇，还是原单位或别人要借重厅长、副省长的地位以获得项目？无论是哪一种，都有损政风学风，也有损于官员本身的形象。报道还提到他的项目荣获全国性“特别奖”和某全国研究会“一等奖”，这就不能不使人对这类奖项的含金量表示怀疑，究竟是对副省长降低了获奖的标准，还是副省长占据了本应由其他人获得的荣誉？据说他主编的《国际××学》是这门新学科正式创立的标志，但同一篇报道中又说他现在“先要认真学习计算机，以前没有时间好好学，要补上自己缺乏的现代知识”。或许他过于谦虚，但我不禁要问，连计算机都没有很好掌握，或者缺乏现代知识，如何能创立一门“国际××学”？要不是有人给他乱抬轿子，就是真正的主编另有人在。再说，他保留教职的大学就在他任职的省内，无论他分管哪一方面的工作，显然都不可能完全回避，处理政务时如何保证公正，又如何使别人相信做到了公正？
第三条理由是，这种做法既给某些官员的腐败打开了缺口，也为某些单位非法获取利利益提供了便利。有些学者当了政府官员，由于还保留原单位的职务，心安理得拿双份待遇、奖金、津贴，或者“从高不从低”，哪里好处多往哪里靠。在教授面前是高官，在官员中是院士、博导、教授，左右逢源。既能凭挂名的“学术成就”申报博导、院士，从官员退职退休后还能享受终身学术尊荣。此风一开，原来与学术或教学科研毫无关系的长官也要弄个兼职教授、兼职博导，甚至兼任院长、所长、中心主任等实职，至少要“在职攻读”个硕士、博士。有的官员还心安理得地拿一份“兼职津贴”，名利双收。而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为了眼前的、小团体的利益，也热衷于拉高官兼职，送教授、博导头衔，或拿硕士、博士学位作交易。有的学校明文规定没有博士学位的人不得提升教授，可是却聘只有大专学历的主管官员为兼职教授。至于由此而影响到财政拨款、项目审批、学术评价、职务职称提升的公正，更是有目共睹，甚至已成痼疾。
或者以为兼职有利于官员保持本色，了解实际，这也不成其为理由。以往强调“当官不像官”，不能“脱离劳动”，实际是相当片面的。当了官就得像官，应该成为全民的公仆，而不是代表哪一个阶层或群体。官员的公务也是劳动，不必再继续做原来的工作。了解实际则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并非只能靠兼职解决。官员真有在业余时间著书立书，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不兼职又有什么影响？当然，行政制度也得保证官员在退如后重返原职原岗的权利，对官员因从政而不再适应教职的，应另行安排合适的职位，或者让他们体面退休，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我丝毫没有贬低那位原副省长的意思，上面批评涉及的现象完全是现行制度造成的，不应归咎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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