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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
最近，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发布《“国宝工程”宣言》，宣告该工程正式启动。据报道，“国宝工程”是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为实现国宝回归而提出的全面、系统、长期的社会工程。“国宝工程”的启动，将广开国宝回归之路，促成国宝不断回归，从而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夙愿。(《人民日报》2003年7月6日第2版)
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盛事，因而也要提出几点希望。
我以为当务之急是要从保存有流失海外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和地区着手，进而普及全世界，认真如实地调查、登记每一件中国文物，编制成目录后公诸于世。这份目录应该包括文物的名称、规格和特征、等级和意义、流出中国的经过、目前的保存和收藏情况等等，一时无法落实的项目可以暂缺。目录还应该包括附录，即明确肯定流出中国而目前还不知去向的文物清单。
据我所知，日本政府曾投入巨资，资助学者全面调查流入欧洲的日本文物。对留存在中国的日本文书的调查，日本文部省也曾立项资助，我曾多次去日本参加过有关的研讨会。中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比日本在外文物更多，影响也更大。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有这样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编制计划，因此究竟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特别是如何流失的，不仅公众不知道，就是有关专家也心中无数。以至动不动有什么“国宝”“惊现”，或者连自己都讲不清某一“国宝”的价值及其流失经过。这项工作肯定要花很长时间和大量经费，但与购买一件“国宝”动辄数千万以至上亿相比，应该不成太大的问题。
但这项工作也是紧迫的，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直接经办这些文物出入(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解这些文物的流传过程的人也越来越少。由于这些文物大多是非正常流出中国的，在国外往往已几经易手，目前的主人未必了解其来历和价值，而一旦口头线索断绝，或许就会永远销声匿迹。目前有资格有能力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定的老专家已成凤毛麟角，而文物鉴定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年轻一代不可能在短期间达到他们的水平。因此，时间越晚，进行的难度越大。
有了这份目录，我们就能根据这些文物的价值和意义，分别等级和目前状况，有计划有选择地促成“国宝”还家。应该承认，中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数量极大，价值悬殊。即使是被八国联军或帝国主义军队直接抢劫去的文物，也不能一概称之为“国宝”。近年来，无论海外出现什么文物，国内的传媒往往不加区别都尊为“国宝”，其实有些是够不上格的，有的只是很一般的文物。但学者碍于政治、感情或舆论压力，往往不愿或不敢纠正。如果什么都能当“国宝”，实际上反而降低了真正的国宝的地位。还要防止有人肆意抄作“国宝”，或奸商利用国人的“国宝”情结牟利，或个别专家丧失人格，滥用鉴定特权，造成国库或基金不应用的损失。
当然由于文物的情况极其复杂，有的文物已知的信息很少，调查和著录时不可能非常准确。而且随着情况的变化，如同类其他文物的失传，某类文物价值的提高等等，有些文物的等级和价值会发生变化。但无论如何，有了这样一份目录，就大致查明了海外中国文物的家底，不仅能随时监控这些文物的变化，防止它们继续毁损或消失，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有人利用“国宝”进行欺诈。并能根据轻重缓急实施“国宝工程”，争取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效益。
有了这份目录，我们还能根据这些文物流出中国的具体情况和过程，区分哪些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哪些属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哪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属于合法出口，哪些即使在当时也属非法。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哪些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求收回，哪些只能尽可能争取，哪些需要找机会购回，哪些应该协助外国的机构和个人妥善收藏。即使是国宝，也不是都应该还家的。
一个国家的文物能出现在世界各国，能够受到各国的机构或个人的重视和收藏，本身就说明了这些文物的价值。中国悠久的历史、发达的古代文明、灿烂的民族文化，使中国的文物自古以来就受到世界各国的爱好，其中一部分还是当时的政府和民众主动输出的。例如，自秦汉以来，朝鲜、越南、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无不以获得中国文物为荣，不断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的商品和文物，中国历代王朝也通过“赏赐”、互市等办法输出中国商品和文物。当时的一般商品如果能保存到今天，都已是珍贵的文物了。如在日本福冈出土的东汉金印“汉倭奴王印”，已被日本奉为“国宝”，如果在中国也应属国宝了，但这完全是正常流入日本的。又如，唐、宋、元、明、清都有大量中国瓷器通过正常的贸易输出，其中的珍品和早期制品今天完全可以进入国宝之列，难道也应该还家吗？近代还有一些外国汉学家或钟爱中国文化的人收罗了大量中国文物，而且并未违反当时的中国法令，除非他们的继承人自愿捐赠或出让，否则也应属于回归之列。这些文物就像中国的文化使者，也像中国文化嫁出去的女儿，也经在外国落地生根，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当然不应也不必还家，或者通过展览的方式短期还家，或者通过复制、出版、上网等方式供国人了解。
日本明治维新后，汉籍与汉文文书一度被视同废纸，以随员身分出使日本的中国学者杨守敬独具慧眼，大量收购，或以中国数量颇多的碑帖和本人书法交换，及时运回国内，其中既有在中国早已散佚的珍本秘籍，也有日本平安时代的文书，其中不乏日本国宝。当我陪同日本学者翻阅这批文书时，他们叹为奇迹，久久不愿离开。在一次研讨会上，我向日本学者指出：当年要没有杨守敬的收藏，这些日本国宝早已化为乌有，杨守敬是保存日本国宝的功臣。应该承认，在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对外国的“杨守敬”我们不能采用双重标准，也应该肯定他们为保存中国国宝所作的贡献。这类流落海外的国宝，既是中华民族永久的伤痛，也是我们应该世世代代记取的教训，更重要的是要防止类似的现象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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