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和学者的取向差异

　　王则柯　

　　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是对经济发展有很好的直觉和判断的政治家。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他老人家鼓励广东“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关于胆子怎样更大一点，步子怎样更快一点，经济学家应该有所思考，经济学家应该站出来说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不久，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关于胆子怎样更大一点，步子怎样更快一点，争论已经出现。我非常同意吴敬琏教授的意见，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应当体现在企业制度和经济运行制度的改革上，而不应表现在加大投资上和争取高发展速度上。这才是邓小平理论。可惜，当时更多的经济学家是在谈大发展，大企业，大市场，大港口，大工业，等等，一句话，大字压倒了改字。一时，大干快上铺摊子争投资成了基调，经济的泡沫成分迅速增加。全国之所以在房地产上压了几千个亿，主要就发生在这段时间。自然，这个账主要不能算到经济学家头上，不过一些经济学家的发言，也着实叫人感到惭愧。

　　发人深省的视点综述

　　去年年底，全国许多地方争相发布要在自己那里建立“中国的硅谷”。上海文汇报有一篇综述文章，归纳人们对“硅谷热”的态度，很有意思。

　　文章说，“本报今天刊发有关专家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反方：硅谷建设要“计划生育”(这个概括不是很好，因为被概括为“反方”的意见，都有硅谷不是“计划”的产物的认识。不过，他们的确是“反方”)。被引述持反方意见的，有中国科技大学某教授、中山大学某教授、某著名学者等。正方：“硅谷热”未必是坏事。被引述持正方意见的，有北京市市长、深圳市某常务副市长、武汉市市长、西安市市长、温州市某副市长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被引述在这里，其实是一个误会，因为他的主要意见是不能用行政的办法、指令的办法、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建硅谷。他认为，美国硅谷的成功不是出自政府的战略规划，它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系列社会的因素和市场的因素在某一特殊地区的有机整合。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硅谷而没有看到推动硅谷形成的整个社会和市场因素的整合，那是“缘木求鱼”，根本不可能。

　　综述最后引用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话，概括为“多建光谷可增强国力”，可能出于表示“保持一致”的努力。我倒以为搬出院士来压阵，不见得合适，因为综述所论的，不是工程技术问题。

　　正方基本是官员，反方主要是学者。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发人深省。经济学讲究资源配置。也许地方官员比较热，学者表现比较冷，也是一种不错的角色配置。至少，比起前述许多经济学家都跟风阔谈大发展大企业大市场大港口大工业，有了很大进步。时代毕竟在前进。

　　经济学不是讨人喜欢的科学

　　我给学生上课，都要跟他们说，即使在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意见，也常常不讨人喜欢。我用的美国经济学课本(就是我在集子前言里面谈到的张五常先生的老师赫胥雷弗著的《价格理论与应用》)，开头就写着，Economics has been called the “dismal science” because economists often bring bad news. They point out that a superficially appealing project may turn out not to be such a great idea once the responses of all the affected individuals are considered. 可不是吗，经济学不是讨人喜欢的科学，认真的经济学家常常给人们带来泼冷水似的意见。当许多人已经因为炒地皮发得不明不白的时候，你去告诫他不要盲目向房地产投资，他很难听得进去。这真应了上引的话：“经济学一直被称为‘阴沉的科学’，因为经济学家经常带来坏消息。他们会指出一个表面上看来很吸引人的项目，很可能结局并不那么美妙……”。就说发财梦吧，你看，那么多人炒地皮发了财，似乎他也去炒房地产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项目”。在那个时候，他怎么听得进去“很可能结局并不美妙”呢？可是，结局果然不那么美妙，仅在广东，上千亿元就这样沉了下去。

　　经济学作为dismal science，通常被翻译为“沉闷的科学”，强调经济学本身沉闷。其实，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早已不再沉闷。那么多学子选择经济学，学得津津有味，就是一个证明。在我看来，学经济学的人，明白经济学不是讨人喜欢的科学，这样来理解经济学是dismal science，学理上比较讲得过去。没有这个认识，经济学就走不出诠释政策的小媳妇的天地。

　　是否可以这么说：经济学家有时候是靠着向人们指出潜在的危险，帮助人们走在一条比较平坦的路上，帮助人们少交一些“学费”。1988年美联社年终专稿的第一句话是：“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言相反，过去的1988年是一个比较好的年头”。我跟我的学生说，当经济学家，就是要有这种不讨好的学术气质。正是因为经济学家着力指出如果不注意什么问题就会出现什么危险，人们虽然不那么爱听但还是听了一点儿，社会经济才发展得比较好了一点。好了以后，多数人却还是会像美联社的资深评论员那样，揶揄经济学家说话没准头。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继续当一个学者型的经济学家，就要沉得住气。单有“成事不必在我”的气概还不够，还要有“远离功赏”的气量，任由别人评量或误会。

　　在发达国家，对于经济学家的告诫意见，人们虽然不那么爱听但还是听了一点，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爱听的意见就更难听进去。负责的经济学家，要更加沉得住气。

　　指标挂帅、时间表挂帅仍待澄清

　　在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现在如果抽象地问指标挂帅好不好，每一个人都会回答：指标挂帅要不得。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指标挂帅的思想路线，时间表挂帅的思想路线，却还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

　　前些年一些地方制定现代化建设规划，有一个人们注目的城市规划到201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达到60%，受到批评。有关最高领导说，第三产业不达到65%，算什么现代化？为此，我写了一篇《经济发展：环境比指标更重要》的短文，指出：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总有一些重要的指标可资参考。但是以为第三产业的比重一定要达到多少才算是实现现代化，是形而上学的看法。的确，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都相当高。但是，这种高比重是发展的自然结果，并没有什么低于多少就不能算现代化这样的“一刀切”的标准。如果看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比重高，就把高第三产业比重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很可能会欲速不达，反而延缓现代化的进程。

　　一介书生，讲究心得的乐趣和发现的喜悦。这里又多了一项发现：许多官员迄今还只是邀捧若干学者当花瓶。

　　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是学者的本色。不过，这是很高的要求。美国的大学可以拒绝向总统颁发荣誉学位，我们的一些大学却以讨好地方官员为重要出路。环境如此，我们不能苛求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