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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里根去世了———带着铺天盖地的毁和誉。一个星期以来，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是如此庞杂，以至于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盖棺论定变得愈发难以企及。
记忆一度无比清晰，这不难理解，对于中国人来说，坐在9寸电视机前打发夜生活的日
子并不久远。在那个时候，可供选择的节目少得可怜，关于外国的报道更是不多，你很容易就会记住当时那个竟然来自好莱坞的美国总统。事实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眼里的世界开始迅速摆脱单纯的黑白而日渐回归多彩的本原，速度之快就如短短几年之后，几乎家家户户的床头桌前就都有了一台产自日本的彩电一样。
而在今天，关于世界的多元性已经让我们领教到头晕目眩的味道。不是这样么？譬如说，我们来比较一下里根与克林顿，他们是那样相同的一类人：高大、平民出身、善于表演并博取公众的欢心，在对待前任的态度上异乎寻常地彻底反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就不容置疑———里根上任之初，美国国内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利率高达20%，而在他卸任时，美国经济已经进入繁荣时期，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比上任之初大幅度下降。同样的，克林顿在其任内则创造了美国历史上经济连续增长的新记录，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完美实践甚至足以颠覆经典经济学，在他离任时，美国政府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预算盈余，医疗体系与教育体系的改革也成绩斐然。
显而易见的差异同样不能被忽视，堪称约翰·肯尼迪之后美国最富魅力的两位总统，里根与克林顿又是如此不同的两种人，除了他们分属不同的党派外：里根是美国现代历史上当选及在任时年龄最大的国家元首，而克林顿则是历史上最为年轻的美国总统；里根与南希51年的相濡以沫令人动容，克林顿的风流成性则一次次将其婚姻推向触礁的边缘；里根以保守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克林顿则处处表现出灵活甚至见风使舵的本事。
更有甚者，在经济学再次向哲学摇动橄榄枝的今天，里根与克林顿这两位功成身退的前总统背后的幕僚之间以学术的名义发动的论战仍然无休无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像原来一样将经济学归入科学的范畴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迈克尔第一”四人学术小团体以罗伯特·亚历山大·蒙代尔提出的“通过大幅度减税等来刺激因缓慢增长和物价迅速上升而陷于困境的经济”的革命性处方为蓝本设计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在1976年引起了里根的注意。1981年，在他们的推动下，里根在美国国会强行通过全盘减税计划。美国智囊组织“授权美国”的创始人杰克·肯普（六十年代末曾担任里根的助手）说：“我相信供应学派的创始人蒙代尔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里根总统和我们大家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发动了‘里根革命’，使我们找到了振兴美国经济的道路，如果里根未接纳他的税收和货币政策，他不会获得连任。”芝加哥大学的D·约翰逊教授则认为，蒙代尔在中央银行独立性、浮动汇率和最佳货币区域等问题上的研究思想已被证明具有先见之明，“世界已经朝着他所谈论的方向发展，他走在了自己时代的前头。”
然而，这一切在本杰明·弗里德曼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不过是经济的周期性掩盖了里根及供应学派原本判断的错误，而现在，正是到了小布什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他们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为克林顿大唱赞歌，对里根冷嘲热讽，对老布什不屑一顾，对小布什则恶语相加，如“里根的经济政策是个大错误，它对于美国极其有害……我们要把老布什当作一个特例，因为他根本没有连贯的经济政策，在政府干预方面，他延伸了里根的做法。至于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它具有一致性，即反对里根的政策。老布什任职的最后一年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预算赤字，但克林顿的最后一年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预算盈余的一年。与里根不同，克林顿减少了政府开支，增加了税收。而小布什呢？他显然回到了老路上，他增加开支，并大幅度减税。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新政府的核心问题是减税，这是个错误，克林顿政府永远做不出这样的决定。”
这难道值得奇怪吗？仍然是弗里德曼，他这样类比经济学的复杂性，“在未来，我们可能很难指出谁是斯密或是凯恩斯那样的人物，因为理论的复杂性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我可以告诉你牛顿力学的创造者，却不能准确说出谁创造了量子力学……启蒙主义哲学家们的智力遗产充满乐观精神，他们或许是历史中最乐观的知识分子。巧合的是，美国人推崇乐观，美国的建国过程就是一次巨大的、充满乐观的实验。”
而在笔者曾经引用过的一段文章里，历史学家威廉·麦克高希这样描述他的历史观，“如果说历史是对公共生活事件的记录的话，那么，将在高层人士中发生的事件向公众传达的机制将是这一过程的基础部分。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像正经历这一次变迁，从使用书面语言向通过使用电子设备比如电影、录像带、广播和电视的变化。像是从书面向口头语言的再次回归，有人会说这种无文字文化的复活表示了‘文明的终结’。我们说，这仅仅表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文明类型。通信技术将会对社会和它的价值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当然是一种更为广阔并深远的视野，它不会导向认知的虚无，尽管大众传媒成就了里根或克林顿又一再地混淆着我们的视听，重要的是，需要搞清楚类似王岐山曾经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自己有什么？我们准备丢什么？而在这之外，我们可以换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谈论：曾经，有这样一位总统，他老迈、又使美国变得年轻，他粗俗、又是伟大的交流者……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6月11日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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