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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能让每个能力各异的人，获得他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他的能力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
当然这纯粹是一种巧合：6月6日是二次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纪念日，第二天就是中国的高考日。登陆日曾经被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称之为“最长的一天”，在许多中国家长和考生心中，高考日何尝不是“最长的一天”呢？
打开报纸，我们就能感受到高
考前夜的紧张气氛：“交管增派400警力保障高考”、“家长踩点”、“商贩深夜营业考生受影响”，而最具幽默感的莫过于这样一条消息了：“身上太香会干扰考生，监考员洒香水要适度”（均见6月7日《京华时报》）———我不知道在诺曼底登陆前夜，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的官兵们有没有收到一条类似的命令？如果没有，那就意味着高考的紧张程度超过了登陆作战，高考日不是“最长的一天”，而是“比最长的一天还要长的一天”！
作为一个背景，高考前的极度紧张，凸显了我们的高等教育所不应该具有的过度强烈的竞争性：要么登陆成功，考入大学成为胜利者；要么登陆失败被逐回大海，继续在“复读”的苦海中沉浮，或者走向社会，在高考失败者的阴影下过一种很边缘化的“平庸生活”。这种紧张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不难找到历史渊源的。古人就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当然必须要考中进士，最好是状元才行。这样大的反
差，难道不值得狠很地紧张紧张吗？
看来，在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更好的教育这一点上，我们并未建立起新思维。原教育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曾经对此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她说，合适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能让每个能力各异的人，获得他所需要的、能充分发展他的能力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她认为，做到这一点的最有效做法，就是必须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大众化有一个世界公认的数量指标：即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即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比率）要达到15％－50％。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就已进入大众化阶段。他们主要是通过建立独立于传统精英大学系统之外的“第二种高等教育”来实现大众化的，如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法国的短期技术学院、德国的专科学校、日本的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开放大学、
无墙大学等成人高教机构等。
无疑，只有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才能真正降低高考的紧张程度。从中国的实际来看，要顺利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应该在两个方面得到改善：其一是要改变高校办学经费苦乐不均的现象。不能总是对少数“重点高校”一投就是上亿元，而让一般院校、特别是中西部部分高校却始终处于“等米下锅”的窘境之中；其二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这一直是教育界的一个梦想，尽管2001年这一比例走出2．4％的低谷，上升到3．19％，但与世界4．8％的平均水平还是相差甚远。
我也有一个梦想：高考那一天还是24小时！传媒上关于高考的消息只有一条：今天高考，一切如常！（11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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