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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投资率过高的原因、危害及对策建议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09日 14:43 《中国投资》

  文/刘新民

  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迅猛,投资率居高不下,导致投资规模过大,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纠正投资率过高的状况,促进我国投资需求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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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投资率明显偏高

  从纵向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率逐年提高。2000—2003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0%、39.4%和42.8%,均高于1978—2002年36%的平均水平(见表)。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26.7%,为1994年以来最高增速,投资拉动经济的贡献率达到近71%,投资率突破40%大关,达到42.7%,远远高于近几年的平均水平,比经济过热的1993年仅低0.8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达8799亿元,同比增长43%,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0.3个百分点。

  从横向来看,我国投资率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分别高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的国家平均水平。2000年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9%,其中,低收入国家为23%,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3%。我国同期水平为36.4%,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3.5个百分点。从中长期发展过程看,我国投资率平均水平始终高于世界投资率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投资率约为20%,同期我国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6个百分点。世界上不乏通过一定时期的高投资使本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例子,但其投资率都没有达到过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高的程度和这样长的时间。

  我国投资率过快上升的主要原因

  (一)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投资的快速增长。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扩大国内需求,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带动经济增长。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和社会投资,共安排项目投资3.3万亿元。2003年,又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400亿元。同时,在国债资金带动下,民间投资主体积极性也进一步提高。因此,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渐释放促进了我国投资的快速增长,投资率快速升高。

  (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推动了投资较快增长。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住房、汽车、教育、通讯、旅游等逐渐成为人们消费的新热点,极大地刺激了这些产业及关联产业投资的迅猛增长。去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进入了新一轮景气扩张周期,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好转,激发了各投资主体积极性。如今年一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38.8,继续保持近年最高水平。

  (三)充足的资金来源为投资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保障。一是企业自有资金。去年企事业单位自有资金增长47%左右,同比增长超过20个百分点。二是银行贷款。2000—2002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分别增长6.0%、13.0%和16.9%,从贷款用途看,增加最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在45%左右。三是外商直接投资。近几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都在500亿美元左右,其中,2003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535亿美元。四是财政支出。近两年,我国财政支出分别为2.2万亿元和2.5万亿元,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

  (四)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成为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思路上还没有摆脱盲目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思维模式,地区之间相互攀比,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如目前全国共有各类开发区3837个,其中经国务院、省级批准的只有1251个,占32.6%,其余的67.4%都是省级以下未按规定程序批准的。今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大大高于中央项目投资增长4.8%的幅度。

  投资率过高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

  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长期维持过高的投资率不利于经济增长。从近期来看,造成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加剧了一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从长期来看,增加了金融风险,危及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一)有可能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我国投资率不断升高使消费率不断下降。2000—2003年,我国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0%和55.4 %,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分别低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国家为77%,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8%,而2000年我国的消费率仅为61.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2个百分点。特别是2003年我国消费率又降到55.4%,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认为: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率一般为61%。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但我国的消费率仅为55.4%,比该指标低5.6个百分点,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降至目前的33.7%。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两重性,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最终需求”,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没有和投资率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就会使投资增长失去最终需求的支撑,进一步加剧我国的生产过剩,进而引发新的通货紧缩,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二)造成了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供应全面紧张。连续几年的高投资率使能源、交通、主要原材料供不应求。去年,我国的原煤产量达到17亿吨,但供应仍很紧张。发电量增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一年,但主要电网拉闸限电现象时有发生。我国原油消耗量已达到2.5亿吨左右,其中1/3以上需要依靠进口弥补。铁路运力再趋紧张,全年铁路日均车辆满足率只有68.2%,明显低于上年73.5%的水平。一些重要基础原材料如氧化铝、铜、铁矿石等也大量依靠进口。由于投资需求的拉动,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上涨。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8%,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2.2%。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8%,近期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

  (三)加大了我国的金融风险。在投资需求强劲拉动和银行降低不良资产压力下,近几年,银行贷款持续增加。投资的快速增长不仅导致部分行业的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也导致我国投资效率逐渐下降。如表所示,从2000年—2003年,我国每增加1个单位的GDP所需要增加的投资额逐渐上升:从2000年的0.4个单位上升到2003年的近0.9个单位。如果扣除折旧率,我国投资的净收益率就是负数。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的行业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必然导致一些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倒闭,从而形成新的银行呆坏账;而投资效率的下降会导致企业还债能力的下降,进一步增加我国的金融风险。

  适度控制投资率过快上升的政策建议

  较高的投资率和较快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后发展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优势,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但目前我国的投资率已明显过高,投资规模明显过大,已对经济造成了危害。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控制投资率的过快上升,促进投资需求健康发展。

  (一)进一步健全投资的宏观调控体系。一是加快推进投资、金融、财税、价格、土地、粮食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减少行政干预,从体制和机制上形成治本之策,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加强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调控,逐步建立以行业规划、产业目录、登记备案、土地供应、环境标准、财政贴息、债券发行、差别利率等手段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投资调控体系。三是强化重点行业规划管理,充分发挥行业规划对投资的引导和指导作用,防止部分行业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四是加强对引进外资项目的管理,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通过努力,既要抑制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又要保持我国投资稳定健康发展。

  (二)适度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是继续控制贷款规模。去年以来,中央银行已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加强窗口指导等措施,控制贷款的过快增长,并初见成效,但基本建设等中长期贷款仍在继续增多。中央银行还应继续采取多种措施对信贷总量进行有效控制。要进一步加强金融调控和信贷管理。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同时实施,必要时提高存贷款利率。商业银行要把好贷款关,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条件自主决定发放贷款。严格执行贷款项目资本金比例规定,严禁企业将银行贷款转借给关联企业作为项目资本金,严禁将流动资金贷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要对银行近期贷款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严厉惩罚违规贷款行为。二是认真清理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重复建设项目。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审核,对由市场因素引发的企业投资行为要用经济手段加以调控,并要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其投资积极性;对由行政力量推动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在建项目要停建缓建,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并严格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提高进入门槛。对于已经出现明显过剩的行业,有关部门要通过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等强制措施,严格限制新项目上马。三是新上的国债项目可以适当后移。鉴于今年投资需求仍将快速增长的情况,可考虑减少国债发行规模,今年新发国债首先是保障在建项目完工,而把新上的项目适当后移,把国债资金留到以后使用,以保持投资需求持续稳定增长。

  (三)着力改善投资结构。目前,我国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一些急需发展的重大装备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及社会事业投入不足。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特别是国债的投资重点应该由前几年的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一是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资力度,特别是继续加强“六小”工程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二是加大对重大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的投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加强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增加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建设的投入,促进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四是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五是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与此同时,要坚决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严禁资金投向耗能高、污染大、资源浪费严重的产业。

  (四)千方百计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投资需求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要把提高消费率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一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按照“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要求,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是提高我国消费率的关键。尤其要增加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同时要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高即期消费需求。二是积极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三是改善消费环境,引导消费需求。抓紧清理限制消费的不合理政策,整顿消费市场秩序,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欺行霸市行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同时,要根据消费升级趋势,开发有市场潜力的各类消费品,开辟新的消费热点,积极引导消费需求。

  (五)确保宏观调控政令畅通。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采取一系列有效调控措施。目前关键是要贯彻落实,确保宏观调控政令畅通。为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自觉服从国家宏观调控大局,增强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决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做到令行禁止,坚决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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