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率本质上是由消费率决定的

　　作者：罗云毅

　　在分析我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态势的内在形成机理时，一些学者往往简单地判定投资与消费之间具有直接此消彼涨的关系，甚至将高投资率视为低消费率形成的原因，这是值得讨论的。

　　从逻辑上说，对消费投资比例关系的分析应从消费储蓄比例开始，然后才是储蓄投资的关系，储蓄是消费与投资关系的中介。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消费决策同时也就是储蓄决策，二者是等价的。而储蓄与投资虽然有着极其密切的本质性联系，即储蓄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但二者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同一的，其形成机理也完全不同。储蓄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居民部门，其动机主要是考虑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影响因素包括养老需求、应付紧急情况、购买住房及耐用消费品、为子女教育投资以至留下一份遗产等。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过程本质上都是居民根据自身的生理需求、意愿和偏好，对自己当前与未来消费平衡关系的一种长期独立安排，即每一家庭的消费储蓄方式均由该家庭根据自身消费偏好决定。居民们虽然清楚地知道投资家们对自己储蓄资金的依赖，但不论投资“消”也好，“涨”也好，他们在做出自己消费储蓄决定时是绝不会考虑投资家们对资金的需求数量的。投资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企业，其目的完全在于获取盈利，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市场前景、风险和资金成本，与居民部门进行储蓄时所考虑的因素完全不同。

　　正是由于储蓄与投资的形成机理完全不同，二者之间在总量关系上就不存在天然的、内在的一致性。而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储蓄等于投资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要求。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必然导致产出水平的下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其剩余部分必须转化为国外储蓄，即由国外投资者运用的储蓄。以上分析的意义在于，在我们判断投资率水平是否恰当时，应首先注意储蓄投资的平衡态势。在储蓄水平既定的前提下，如果不考虑国外储蓄，则所谓适当的投资水平应与储蓄水平相当，以避免总产出水平的下降。根据上述原理，消费率低显然不是因投资率较高引起的。相反，从逻辑上分析，投资率较高是因消费率较低，从而储蓄率较高引起的。因为高水平的储蓄不仅为投资提供了资金来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外部资金流入对投资的支持只能起辅助作用)，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压力，内在地要求形成较高的投资率，以避免因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而导致总产出水平的下降。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当前我国投资率高的本质原因在于消费率低、储蓄率高，但却不能反过来说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率高。有人说，你们就是喜欢高投资率，我们说有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就必然有高投资率，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什么人喜欢还是不喜欢。

　　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利率水平的作用。从理论上说，当储蓄量一定的时候，如果投资需求较高，利率水平就会上升，储蓄者就会得到较多的利息收入，就可能倾向于多储蓄，少消费。反之，当投资需求较低时，利率水平就会下降，储蓄者的利息收入就会减少，就可能多消费，少储蓄。换句话说，投资率的高低似乎应能通过利率的杠杆作用对消费储蓄比例变化起刺激作用。

　　这种刺激作用究竟如何？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早有研究。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学派认为利率水平是影响消费储蓄决定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判断为凯恩斯主义所拒绝。凯恩斯主义理论把着重点从利率水平转移到收入水平，认为利率水平只有较小的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起，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储蓄决定的影响已为经济学界讨论多年，但至今在理论研究方面仍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量化的定论。在实证研究上，很多研究人员都考察了这一问题，也还没有取得统一认识。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强调“消费率及储蓄率从理论上讲应受到利率的影响，然而绝大部分证据都表明利率对储蓄几乎没有影响，有关研究的结果通常表明，这种影响比较小而且的确难以发现”。斯蒂格利茨的看法与多恩布什和费希尔大致相当，他认为实际利息率的增加一方面产生收入效应，其结果是消费率提高，储蓄率下降，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替代效应，使得储蓄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净效应是不确定的，尽管从实际中看，似乎实际利息率的增加对储蓄有轻微的正效应。”从实证的角度看，Gene Huang，曾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2002年预测最准确的经济分析师，同时也是美国联邦快递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最近在谈到美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时指出：“不管利率多高，美国的消费者还是继续消费。”其判断与理论家们的判断是一致的。

　　在我国，研究者们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利率调节并不能在第一时间解决资本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有的学者提出“有关大部分国家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实际利率预期的提高可以增加总的储蓄”。从实践角度看，利率对储蓄水平的调节作用似乎也不明显。如1994年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国实际利率水平尽管有存款保值补贴仍为负值，可这一年居民储蓄增长率竟高达41.5%。在这一储蓄高增长的背后固然有因通货膨胀引致的名义收入高增长，但同时也说明利率水平情况对储蓄的影响并不那么显著。又如自1996年开始，人民银行连续8次大幅度降息，期间还征收高达20%的利息税，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势头依然不减。再如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一份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尽管认为存款利率适度的储户占全部储户的比例仅为28.2%，认为利率低的储户所占比例高达70%，但仍有34.7%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储蓄”最合算，这一比例较上年同期上升3.4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该调查结果还表明，利率与居民储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较弱，这表现在认为存款利率低的储户没有降低储蓄、提高消费的愿望，而认为存款利率高的储户，也没有提高储蓄、降低消费的愿望。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利率的影响值得注意，但“投资率本质上是由消费率决定的”这一判断依然成立。因此，如果希望有一个较低投资率的话，首先要有一个较高的消费率、较低的储蓄率作为基础，以减轻要求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压力。直接针对高投资率采取措施，可能在短期内起一定作用，从长期看则有没抓住问题本质所在的嫌疑。换句话说，对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形成应当从投资以外的因素去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90年代初至今的实际情况看，国内储蓄投资关系的基本状态是储蓄大于投资，十几年间仅1993年的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其缺口由引入国外储蓄弥补，其余年份的投资率均低于储蓄率，其差额部分形成的国外储蓄为国外投资者所用。因此，从投资必须等于储蓄的国民经济恒等式看，由于有高储蓄率，相比之下我国的投资率并不高。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我国还是一个人均产出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投资率很高，但实际上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增量都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形成了正的国外储蓄，说明国内投资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储蓄资源，不得不让国外投资者运用，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的投资率还是偏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