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芬油画村的拓荒者

　　采访黄江要预约，后来知道这并不是他架子大。相反，他是一个相当低调的人，他从骨子里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成功的画师或者是一个做油画买卖的老板。黄江，在深圳和香港同时经营着他的油画公司，于是他常年在香港和深圳两地跑。他在深圳的工作室就在布吉大芬村的数以百计的出租屋中。

　　大芬村现在有800家画廊，有3000名画工汇集，黄江的店面显得太普通了，甚至没有其 他人的好。黄江租下临路的两层，10多年来没有再搬迁过。底层是油画材料专卖店，楼上是工作室，有大小四间相连相通。黄江的办公室非常简陋，其他房间则相当于陈列室和仓储室。他的办公台根本没有一般想像的老板桌那样威猛，沙发是木头的，一看都是便宜货。

　　然而黄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黄江了。他在油画方面是最成功的生意人，也是大芬村最有影响的长者。

　　“空降”大芬村

　　早在1980年黄江就从香港来到广东江门开油画工作室，1983年还到福建开过画廊，但他自称是办画厂。不过没有机器，全是用手工作画。1986年后，黄江相中了深圳，在罗湖黄贝岭商场租下600平方米的场地作画，而他带的画工或者学员则达到60人。几年后，商城老板要提租，从4000元提到6000元，黄江感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当时每幅画只能赚到2元钱，挺下去肯定没有出路。

　　几个往返，几番权衡，就选择了当时还十分冷清的布吉大芬村作为新据点。于是，他带着一支经营油画的种子选手“空降”到大芬。刚来时，有人说这里简直是深圳的西伯利亚，但黄江却愿意称之为新大陆，这里充满一种新希望。但开拓者要面对的依然是艰苦的条件，当时饿了要一份快餐，可没有现在这样容易。黄江请人为大家做饭，与学生一起睡大宿舍。60个人的学徒队伍只剩下了20多人，这些人都应该是大芬油画村的拓荒者。

　　为什么要选择深圳作画，而不是香港？黄江说，看看自己一个香港画家朋友吧。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画家朋友，当年同时开始油画创作和经营，现在还在香港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每天作20张行画，面积是24厘米×36厘米。每幅售价是60元，总共不过12000港币，满打满算月薪是3万元。而香港一个装修工的日工资也要700元港币，工作仅8小时，月薪也可达2万港币。如果在香港接单请画工或学徒，也不合算，香港油画入职大学生月薪最低得给5000港元以上，如果请50个学生，每月薪金支出就达到25万元，根本不可能接单做生意了。

　　而这种局面只要跨过罗湖桥来到深圳就解决了。而来到关外的布吉大芬村就更有优势了。大芬是一个都市里的自然村，既有油画创作的恬静环境，又紧贴国际都市交易平台。既压缩了创作经营的各类成本，又同样能与国际市场同步反应。

　　从调酒师起步的油画老板

　　黄江说，他本是广东新会人，在广州长大。1966年广州四中毕业，当时特别喜欢文学，崇拜巴尔扎克。因家庭出身问题，升大学无望，黄江到了花都作知青。1972年，黄江移民到了香港。他晚上在一家夜总会作调酒师，白天在业余美术班学艺。

　　黄江从1992年起就开始不画了。但他经营油画的生意却越来越大了。他在香港接单，有一批稳定的客户，来自欧美、南非和亚洲一些国家，这是他的优势。黄江现在基本上不作零售了，尽管零售的价格比外销还贵些。每当黄江接到一个大的订单，他可以坐镇大芬村，动用数百画师或者说是画工为他赶货。

　　欧美60％行画出自大芬

　　走过大芬村的临街一排排画室，黄江指着巨幅的罗贯中的名画《父亲》对记者说，原画要27万元，还没有货。但在大芬村，同样尺寸的《父亲》，你只要1000元就可以买到了，因为这里是行画。黄江和大芬村大部份画家一样都称自己的画为“行画”，也就是名画名作的临摹品。但行画不是赝品或假画，行画是文化产品的一种形态。因为它从来都向客户透明它的出身和身价。

　　据黄江介绍，欧美国家是油画最大的需求市场。美国是世界上进口油画最多的国家，目前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行画有60％来自深圳大芬村。欧洲市场也接近这一比例，其中大芬村油画深入到全欧洲的油画货架。黄江说起一则笑话，一位深圳市的公务员，率领全家到欧洲旅游，在法国巴黎花600美金买回一幅圣母马利亚的名画。回来后高挂客厅向客人展示，但有一位学油画的朋友考究后指出这幅画就来自大芬村。

　　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劳资关系

　　黄江带了很多学生，前后加起来在500人以上。但是黄江与学生的师生关系并不像学艺术的师徒关系那样庄重。从称谓就可以看出来，黄江的得意门生百艺先生与他同处一村，当面大多叫黄老板，黄江也受之自然。

　　黄江现在实际是一个油画业务的包销商，而他的遍布珠三角的学生网络则成为他的分销网络。早期跟黄江学艺的学生实际是一种学徒，有着明显的劳务关系。分开后因为经营上有联系，同时又是生意上的伙伴。

　　作者:深圳商报记者黄青山毕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