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拼争市场经济地位

　　“入市”，中国实现零突破

　　短短两个月内，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三个国家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这让天性乐观的人以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会迎刃而解。

　　6月3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美国举行了首次听证会。对于中国来说，获得三个国家的承认只是零的突破，而从现在开始则是真正进入了艰难的旅程。

　　对于前述三国来说，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现实之举，因为这可以扫清它们与中国间的贸易的诸多障碍，而拒绝中国这个具有如此市场魅力的近邻显然不合时宜，现在，最早为中国送上鲜花的新西兰，正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拿到中新自由贸易区这份回礼。

　　怀有同样兴奋而急切心情的是澳大利亚，它也是下一个“地位问题友好国”名单中中国有望争取的对象。在中国所期望的名单里，排在后面的还有欧盟和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它们从来都不是好啃的骨头，但是，它们却是必须攻破的堡垒。这几乎与中国入世谈判的情形相似，与欧盟和美国的协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想要加入游戏，必须征得“庄家”的同意，尽管“庄家”并不代表正确。

　　“入市”，还有艰难的旅程

　　很多有经验的专家并不轻信6月3日中美双方就地位问题在美国举行的首次听证会能有出人意料的结果。在国际社会获得这个地位的努力显然不是简单的指数达标竞赛，也不表明达到合格的指标就能获得相应的称号，问题没那么简单。国际规则对众多国家来说，从来都不是整齐划一。所以，即使有一整套指标来证明自己，也非解决问题的关键。1998年欧盟同时取消中国和俄罗斯“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2002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得到承认，尽管在世界两大权威研究机构———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报告中，中国经济自由化指数排名均领先于俄罗斯。大约同时获得承认的还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

　　人们很自然地要把这一次关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谈判和入世谈判比较起来看待，这两者确实有相似的情形。想想入世之初的急切心情、几轮高潮与低落的相互交替，走过15个春秋的入世历程，还有什么我们不能承受的挫败和打击？更何况我们对于今天这一场谈判的认识已经大大超过从前。

　　首先，要不要为争取“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花费精力的问题已不存在，这与入世所引起的争论大有区别。相比“入世”而言，“入市”的利弊一目了然。经过“入世”时的激烈争论和艰难历程的考验，国人面对开放的心态得到很大程度的调整。

　　其次，市场经济的观念现在已经深入人心，经济制度的转换虽有快慢与起落，但市场经济的体制日益得以确立。“为了‘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龙永图曾感慨。为证明中国确实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证明我们的经济体制有能力执行WTO多边规则，我们曾花去了6年时间。

　　事实证明，WTO是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外力。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动力主要来自体制内部，源于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的矛盾和需要，市场经济的启蒙和消化对管制经济及其庞大的政府体制带来了第一次撞击；1980年代中，第二次开放的动因更多来自全球经济一体化所造成的外部压力。入世谈判15年，价格闯关、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改造微观主体(国企改革与私营经济地位的上升)、建立保障机制、探索市场经济调控方式……每一步的努力都在向WTO开放的外压下前进。

　　现在，我们在新的谈判中重又面临压力，我们仍需将其看成新的动力，而不能只考虑“入市”所带来的机遇和它在解决外贸壁垒中的现实作用。

　　“入市”，我们必须努力

　　市场经济是在经济活动当事人自主决策、自由交易的基础上，经过足够长时间的博弈而演变、发展起来的经济制度，它也有好坏之分，并非只要实行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就可以自动优化，社会福利就可以自动增加，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比其他已知的经济体制要好。

　　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现状表明，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绝大多数，真正繁荣的经济都是建立起规范和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人们从这些国家的实际经验中总结出了五个共同特点：即独立的企业制度、有效的市场竞争、规范的政府职能、良好的社会信用和健全的法治基础。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判断标准，他们并不认为商品市场的有效竞争就可以代表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他们的最低标准也要对主要原材料市场是否市场化、劳动力市场是否市场化、金融市场是否市场化、政府的干预程度做出通盘考虑。谈判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对方的诉求，如果那些标准有合理成分的话，我们同样可以付出努力。

　　我们走完了入世历程，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上一轮开放的历程曾尖锐揭示了计划经济的深层次弊端，强烈地冲击了落后观念，鞭策我们主动借鉴世界各国创造的先进经验。我们也应该期望，这一轮的“入市”能把中国的改革进一步引向纵深。张帆

　　什么是“非市场经济”地位

　　“非市场经济”(英文简称NME)问题，旧称“统制经济”问题，起源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贸易法中处理诸如基本贸易待遇和反倾销问题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

　　作为法律技术用语，“非市场经济”是反倾销调查确定倾销幅度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反倾销案发起国的调查当局如果认定被调查商品的出口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将引用与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的成本数据计算所谓正常价值，并进而确定倾销幅度，而不使用出口国的相应原始数据。例如，在中国输美彩电案中，美国在初裁中使用印度作为中国的“替代国”，人为提高了我国几家出口企业的倾销幅度，从27.94%到78.45%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