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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松奇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因主要被当成了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的行政工具而使政府作用提高到了极致；改革25年来，经济生活中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政府放松管制。不过，政府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到底应如何定位？
中国目前的政府角色变换问题既从属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与政治体制改革相交叉，而改革的必要性就是因为在25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存在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
崇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过：世界上许多大坏事都是好心人干出来的，政府在干预经济时就常常扮演了这样的“好心人”角色。他的话蕴涵了相当的哲理。我们细细品味中国55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的确确可以在政府的负面作用中发现更多的政府自身改革课题。
在传统体制下，政府的主要负面作用是用计划取代市场，使经济活动丧失了活力与效率。在改革后的25年中，中央政府的巨大贡献是实行渐进式改革策略，用政策保证了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缺点是存在制度供给效率相对较低及在个别时期的个别举措上存在走弯路现象。而地方政府的突出贡献是将工作重点实实在在转移到了以经济发展和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地方经济的活跃为中国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奠定了基础；地方政府的负作用则较多地表现在重复建设、浪费性支出、为地方国有企业逃避银行债务提供掩护及过度行政管制等方面。由此可见，在提出政府角色变革的工作目标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它们面临的改革任务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从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目标还远未实现这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说，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各级政府都面临着一个共同任务，就是要尽量减少其生产型、管制型、干预型、吃饭型特色，进而转变为精干、廉洁、高效、服务型的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在这方面，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革任务更艰巨。
据我所知，从全国情况看，除深圳市、海南省等少数地方政府在已过去的若干年中真正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认真进行过政府角色转变改革外，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问题依然是机构臃肿、部门重叠、效率低下、不当干预、管制过多等弊端。许多地方党政首脑在单纯追求GDP和以此为标志的政绩的过程中，已衍化成了地方经济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追求一时的政绩滋生了大量的政府短期行为，一些劳民伤财的短期行为又造成了大量的财富浪费甚至是环境破坏。而且，即使是有些在短期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政府商业性投资，实际上也由于与国有资本从大部分竞争领域里退出的方针相悖而有不合时宜之嫌。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从长期看，国有资本的效率总是比非国有资本的效率低得多。
政府的干预少了，直接投资少了，角色真正转变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经济社会环境的创造者维护者，政府机构就会自动生成“内部消肿”效应和廉政效应。由此可见，各级地方政府角色转变的主要任务就是切实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那么，中央政府是否也应该在职能效率方面做进一步改进呢？答案是肯定的。
新一届中央政府执政一年来，出色的工作表现已受到了海内外的一致好评。如果说还有待改进之处，那就是：要进一步提高部际协调效率，并尽快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纠错机制形成为一套长久起作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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