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已经死亡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比全球化开始之前更为强大了

　　□ 文/约翰·索尔

　　从历史上来看，任何大的经济理论，很少能实行30年以上的时间。即便是与科技创新和政治变迁合拍，不过也只能维持50年左右。

　　全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过运转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遇到了1929年的大萧条；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分别持续了70年和45年；从大萧条以来实行的凯恩斯主义，即便加上它的变种，也不过维持了45年左右。而具有“技术至上”和“市场崇拜”情结的全球化，发端于1970年代早期，迄今已经30年了。而且，现在它已经死了。

　　当然，大的理论很少是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的。流行的趋势，服装也好，食物也罢，甚至也包括经济理论，都是慢慢消失的。的确，数以万计的人受惠于全球化的信念，他们会继续支持往这条路上走下去。但全球化衰亡的迹象是相当明显的。自从1995年以来，这种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形成了今天行将崩溃的局面。

　　不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几乎注意不到这种崩溃，因为全球化的信徒们确信：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们的眼中，全球化就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不断扩展的市场、永无止境的技术进步和雄心万丈的经理人“三位一体”的结合。反对和质疑全球化的声音被看作不过是罗曼蒂克的异端邪说而已。

　　全球化30年

　　全球化的基本理念是：随着全球市场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力量将逐渐势微。在将来，经济因素，而非政治和军事因素，将主导人类事务。自由市场能够建立其自然的国际平衡，打破以往的盛衰循环。随着市场的繁荣，民主政治将逐步取代专制政治。跨国公司将提供新型的国际领导，而地区政治偏见将逐步消除。

　　全球化发端于1971年，当时欧美的企业家们在瑞士的一个小山村达沃斯举办了首届世界经济论坛。后来，商界、政界和学界的精英们都毫不质疑地接受了达沃斯的主旨：公共产品只应被视为是开放贸易、自由竞争和企业利益的副产品。

　　达沃斯仅仅是一个风向标而已。1975年，西方6国-现在是西方8国-领导人首次聚会，商讨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问题。那次会议的东道主是法国总统德斯坦，他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技术官僚型的经济学家。他的思路主导了那次会议。从那时起，全球化逐渐成型。

　　真正打开全球化之门的是19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社会改革者们对此束手无策，全球化的思潮开始大行其道。全球化意味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对所有社会问题负最终的责任，从而不需要政治领袖负责。我还记得当年德斯坦总统在法国国家电视台的讲话。德斯坦上台正值1973年经济危机，失业率和通胀率都很高。在与这种衰退苦苦搏斗了一年多之后，德斯坦走上电视台，告诉国民：那种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的力量正在起作用，对此他无能为力。从此，全球化成了政治领导人不能解决困难问题的最佳借口。

　　后来，全球化有了众多优秀的信徒：像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政治家，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以及新一代的经理人和企业顾问。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公共服务被压缩了，对公营或民营部门的管制解除了，市场放开了，税收减少了，公共预算平衡了。通过兼并兼并再兼并，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张。贸易额增加了20倍。欧洲经济一体化加速了。新西兰本来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样板，在1980年代中期却进行了彻底的转变，试图成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逐步成型并加速发展。

　　1995年，当原来的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让位于WTO(世界贸易组织)之时，全球化达到了它的顶峰。

　　质疑全球化

　　WTO(从而也是全球化)的教条之一就是只要包含商业元素的国际交换，都会被看作是商业性的。文化仅仅被视为是一个产业管制的因素而已。在主张全球化的人看来，民族国家有关健康和食品的法规都是限制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

　　一些人已经找到了全球化的悖论：这种理论一方面宣扬普世的民主，一方面主张削弱民族国家的作用。可民主恰恰只有在一个国家之内才能得以实现。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你就削弱了民主。

　　以下三方面的事实表明，全球化不能兑现其承诺：

　　首先，全球化的支持者们都致力于发展“真正的竞争”，但事实上，他们追求的许多改变都削弱了竞争。

　　其次，跨国公司缺乏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没法作为新的实体取代民族国家的位置。

　　最后，那些鼓吹全球化的人分辨不了伦理观和道义之间的差别。伦理是衡量公共利益的尺度。而道义是护卫宗教正义和社会正义的武器。然而，全球化一开始就把伦理推到一边，并主张一种不寻常的道义正义，这种正义包括最大限度的贸易、无限制的自我利益和只关心外债问题的政府。

　　新国家主义再生

　　世纪之交，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比全球化开始之前更为强大了。

　　多年以来，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一直遵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方发达国家和私人银行的教导，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约束通货膨胀的政策。但往往是复苏还没有持久，便又跌落了更大的衰退泥潭。但到了1990年代末，拉美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为推行这种自由化改革以前的一半。

　　拉丁美洲已经不再相信全球化了。非洲也是一样。另外还有亚洲的一大半。全球化已经不再是“全球”的了。实际上，许多西方国家的财政部长们已经在悄悄地讨论市场的部分重新管制。1998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麦克法兰公开表示，“大部分的观察家已经得出结论，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操作方式有问题，必须作出改变。”

　　最著名的反全球化的国家是马来西亚。在1997年遭遇金融危机时，总理马哈蒂尔拒绝了IMF的要求，单方面宣布实行本币贬值和恢复管制的政策，从而成功地度过了危机，维持了金融稳定。

　　此后，世界银行逐步改变了其教条式的全球化观点。IMF后来也不得不接受了这种事实。而WTO在西雅图开会时，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全球化的抗议。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开明的企业领导人，都在思考：解除管制是否真的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美国航空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后60多年来，该行业一直在成长。从1973年开始，政府开始执行放松管制的政策，竞争加剧，该行业逐步失去了抗风险的能力。遇到“9. 11”这样的外部环境改变，一家家大的航空公司都支持不住，申请破产。其中的原因在于，航空业需要大资本的长期投资，一架飞机上亿美元，却需要靠百多块钱的机票一张张挣回来。该行业1973年之前成功的秘密就在于稳定——通过精心维持的长期的公共管制实现的稳定发展。

　　新西兰的故事对我们也许更有启发。1999年，在实行了15年的拥抱全球化的政策之后，选民们发现：国家的产业落到了外国人手中，经济下滑，生活水平停滞，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移民海外，而这一切并非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选民们选择了改变，主张对经济有限干预的政府上台了。

　　源自美国《哈泼斯》杂志(Harper's)2004年3月号，本刊有删节。《哈泼斯》是与《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齐名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杂志之一。

　　约翰·索尔 (John Ralston Saul) 是世界知名的加拿大籍专栏作家。他1947年出生于渥太华，1969年获得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荣誉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英国国王学院博士学位。约翰·索尔精通英语和法语，并长期在法国和加拿大从事实业和文化事务。他的作品集《无意识的文明》(The Unconscious Civilization)在加拿大广播电台连载，并被评为1995年加拿大非小说类的最佳读物。1995年，约翰·索尔被Utre Reader杂志评为“全世界100位预言家”之一。1996年，法国政府授予约翰·索尔骑士勋爵荣誉，以表彰他对法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近年来，约翰·索尔集中关注全球化问题，经常受邀在世界各地就此问题发表演讲，最近的一次是今年3月应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