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国药传人冯根生

　　这是一个70岁老人的精神，

　　犹如一盏桅灯亮在风雨深处；

　　这是一个70岁老人的幽默，

　　潜伏着历经生活洗礼后的从容；

　　这是一个70岁老人的艰辛，

　　飘摇在繁华似锦的现代；

　　这是一个70岁老人的睿智，

　　在语句的起承转合间，让你领悟人生的职责。

　　　冯根生重要事迹：

　　1949年进入胡庆余堂国药号当学徒，成为这家百年老店的末代传人

　　1972年担任杭州第二中药厂厂长

　　1984年率先打破铁饭碗1987年中纪委杭州培训中心委聘为兼职教授

　　1992年5月成立青春宝集团；同年11月子公司中药二厂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成立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1996年兼并胡庆余堂

　　1997年个人持股300万

　　2000年2.8亿元个人贡献价值的评估

　　2003年获得首届“浙商风云人物”资深贡献奖

　　2003年香港城市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03年获“感动浙江2003年度人物”

　　冯根生获得的国家级荣誉称号:

　　1985年4月全国优秀经营管理人才奖

　　1985年4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88年1月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金杯奖

　　1988年4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1989年9月全国劳动模范

　　1999年5月全国企业技术经济大师

　　1999年6月中国经营大师

　　2001年3月2000年国际杰出人士2002年4月全国首届创业企业家

　　《时代之子》是浙江电台文艺台(FM99.6)在2004年全力推出的一档新节目。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至13点。

　　2004年2月14日午间12点，中国青春宝集团董事长冯根生应《时代之子》之邀，做客浙江电台文艺台直播室，与《时代之子》主持人冯盈盈进行了长达1个半小时的现场交谈，节目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冯根生诚信、拼搏的一生。

　　要具备前瞻性，最重要的是———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研究

　　主持人：冯总，党的十五大提出：生产要素应当按贡献参与分配;十六大也明确规定：要让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是在1998年，您就已经提出了转制，让员工持股，让员工真正成为企业资本的主人。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冯根生：那时，我学了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其中有一句话提醒了我———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这句话在十五大之前是从来不提的。于是我就感觉到，所谓的“要素”就是指人的智慧、人的管理、人的技术，这些都是要素。用要素来分配在那个时候是比较难的。于是我就想到了一点———用股份制来改造。而且十五大在当时也提出了：这是本世纪末的最后一次机遇。所以我就大胆地提出来———让我们的职工都持股，让职工真正成为企业资本的主人，把企业和职工的命运捆在一起。我相信，这个举动肯定会对企业持续的发展有好处。尽管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但是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这点被实现了。

　　主持人：当年，其他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冯根生：当时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围绕这个问题讨论。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改制是对的，应该在这条道路上创出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当中的一条路；但也有少数的企业家认为：这个改制在理论上是通不过的。

　　我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理论上通得过，我们都按理论上去做的话，那中国还要什么改革？如果理论上没有，就不能去做的话，难道中国就不要改革了？正因为理论上现在没有，实践又是需要的，就更需要我们去冲，需要我们去拼。理论上没有的，我们也得去试一下，然后实践出来将它上升为理论。

　　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当中，这个事件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后来，实践证明了，从十五大到十六大的五年时间里，到十六大以后，杭州，包括我们的企业，都把国有企业转为股份制企业；实践也证明，转为股份制企业的国有企业都要比纯国有企业好的多。因为它能把经营者和主要的技术力量及他的部门经理发动起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带动起来。我还记得，十六大关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今后，国有企业的改制是股份制和多元化投资。也就是说，我们在十五大之后所做的事情现在都已上升到理论了。我认为，我在这个地方是带了个头，吃了次螃蟹。

　　主持人：冯总，我在采访青春宝集团的时候，您的员工告诉我，当时，您在全厂大会上给员工讲转制这个道理时，您还特别用了几首歌的歌名来作为您两个小时演讲的结束语，他们至今记忆犹新。那现在,您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吗？

　　冯根生：因为这个改制带有很大的风险，不仅职工担心，说实在话，我也很担心。记得当时我和职工讲：什么是风险？风，所谓的风就是风调雨顺，是赚的；险，所谓的险就是亏了。所以叫风险，它们都是存在的。但是改制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职工能真正成为企业资本的主人，和企业的命运捆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已经65岁了，是该走了，而且当时也有很多的外国老板不断地用高薪聘请我，让我帮他们筹建他们在中国投资的中药集团，这些，我的员工们也知道。但在改制会上，我对员工说：正因为改制有风险，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地去拼搏，使企业能够好上加好地去发展，让它发展的更快！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跟员工讲：现在，我用几个流行歌曲的歌名来表达我此时的心情：第一句话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真想悄悄地离开你》，65岁了，该退了，去《轻轻松松过一生》，何必65岁了还在这个企业里面拼搏；到时候还可以《潇洒走一回》，说实在话，当老总是不可能轻松的到外面去的，但是为了青春宝的《明天会更好》，所以我值得《把根留住》。

　　主持人：冯总，您在2000年又吃了一个大螃蟹，就是有关您个人的2.8亿元评估。当时,您也强调———不想得到什么折股。现在已经是2004年了，不久前的十六大也强调———生产要素应当按贡献参与分配，那您有没有想过再往前走一步，将您个人的2.8亿元价值评估折算成股份入股呢？

　　冯根生：现在我还没有想过。那是1999年，浙江的几个评估单位和我们国家的几个经济权威都提出来：希望找一个国有企业来评估其经营者的身价。他们找来找去找到我，我那个时候不想当这个模特儿。说实在话，这样的评估对我本人没有多大好处。可最后我还是被他们说服了。他们说，我是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中当厂长年纪最大的一个，当厂长时间也是最长的一个，将近30年了，不评我还能评谁？而且他们说我的资产是增加了几千倍，效益，就是向国家纳的税又是国有企业当中最多的单位之一，所以选来选去最终选了我。我被他们说服了，就让他们来评，评出来已经是2000年的1月份了。当他们把评估书给我时，我看到评估的结果———我的贡献价值值2.8个亿。他们说这是“量化”。当时，我接到这个也很激动，我讲了一句话：所谓的“量化”，“量”是量出来的，“化”是一分钱都没有化过。当然，我也不希望化一分钱。但至少，这是对国有企业先进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一个肯定，因为这些财富都是国家的，这样的评估，对国有企业的老总来说也是个很好的说法。当然现在，如果说要我用我的无形资产来作为资本进入企业，从目前来讲是不可能的，我也没这个想法。不过，可能在我们国内所有的国有企业当中，第一个“量化”的也就是我。当然现在，我也把这个作为我一生中的一个价值来看待。

　　主持人：冯总，您认为您身上所具备的前瞻性是一种天赋吗？

　　冯根生：遗传因子是一定有的。我的父亲在胡庆余堂时，也就是我小时候，我就经常跑胡庆余堂，所以我是闻着中药味长大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后天，就是自己不断地去学习，不断地去研究。今年我中药行业的工龄已经是56年了，如果说56年我每天学一样，那它的知识就开始丰富了。那么中药呢，书本上面是有的，有很多东西好学，有的是书本上面没有的，它是个动态，中药是千变万化的，季节的不同，产地的不同，它当中的有效成分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需要我们实践当中去总结去提高。

　　刘俊(中国青春宝集团总经理)：冯总这个人，我觉得最大特点是他有极高的悟性。你说他很多知识全都是从书本上来，我觉得并不见得。但是他在社会实践当中，在日常工作当中，哪怕是聊天过程当中，只要你有优势，他就会汲取，就会吸收你这个信息。比如说，我们党召开的代表大会，十六大也好，十五大也好，每一次在党代会以后，他都会在党代会的决议当中，文件当中，发现新的东西。所以从十五大开始，十六大，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的进程过程当中，一次次的机遇，一次次的机会，他几乎都抓住了。但是并不是说，他是通过很多书本知识来得到这种前瞻性的，而是在实践当中，他有一种感悟能力。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董事长最大的特点，他有极高的悟性。

　　56年国药生涯的动力何在———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主持人：冯总，您的一生碰到了太多的艰辛。您14岁就进胡庆余堂当学徒，甚至在累到吐血时您还坚持着自己的梦想，能够和我们聊聊那个时候的生活吗？

　　冯根生：旧社会有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旧社会的学徒年龄都要在14岁到16岁，超过16岁就不大要了。我是14岁就进了杭州胡庆余堂去当学徒，也可以说我是胡庆余堂的最后一位学徒。我进去半年后，杭州就解放了。我这个人可以讲，是一个没有快乐童年的人。我14岁的时候，说实在话，现在14岁的儿童还在妈妈面前撒娇，可旧社会的14岁儿童早已离开家，而且是三年不准回家。我的工作时间是每天16个小时，早晨5点到晚上9点，也没礼拜天。要流眼泪的话也只有在晚上流。白天什么工作都得做。但实际上这是培养你，培养你怎么做人，培养你怎么做事。我当学徒学满还只有17岁，还没成人。三年的学徒生涯，对我一生的成长，包括我当了33年的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让我知道：什么是来之不易的。

　　有人也问过我，当学徒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现在这一天？有没有理想，今后要搞个很大的中药厂？我说：绝对不可能。旧社会14岁的儿童他没那么多的想象力，他只知道能够有饭吃，能够活下去，就已经是蛮好了。我38岁当中药二厂厂长的时候，尽管是动乱的年代，但是我下决心，既然要我当厂长，已经给了我舞台去表演，我就一定非把它搞大，搞强不可，真正为中药事业争口气！

　　因此，现在想来，我能有幸当了33年的国有企业的厂长，将当时的一个小作坊发展到现在一个大的企业集团，也只是用了33年的时间，而且国家没投入过一分钱。现在，我很荣幸地讲，我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董事长。

　　主持人：所以说，企业界称您是“常青树”,但我觉得，您在被称为“常青树”的同时，可以说，您也是“出头鸟”。

　　冯根生：我不但承认，我还要感叹万分呢！很多人说我是企业界的“常青树”，他们看到我的外表显得很风光。实际上谁都不知道这棵“常青树”的背后究竟流下过多少眼泪、汗水。要成长为一棵“常青树”，你要承受多少超过常人的负担、精神压力以及付出多少的努力拼搏。所以，“常青树”讲来容易，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

　　我这个人尽管今年已经70岁了，也想早一点离开这个工作岗位，完成我厂长、总经理、董事长的历史使命。但是当国家、政府需要的时候，我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努力地拼搏。让我工作的话，我还是能集中我所有的精力，和年轻人一样，去拼搏，为我们的中药事业争口气，为我们的中药事业能够走向世界而努力。因为这是我最大的乐趣，也是我最大的心愿。

　　主持人：冯总,您为国家奉献了这么多年，动力究竟是什么？是刚才您说的让中药走向世界吗？

　　冯根生：今天，我想回答你一个我很难回答的问题。那是去年西博会10月份，国内外来了很多记者，其中有40几个中外记者到正大青春宝来参观、采访。正大青春宝是中国青春宝集团主要的核心企业。还有一个核心企业是胡庆余堂。我按照往常一样，请来自国内外的记者提各种他们需要和想问的问题。我说，我非常乐意回答大家。他们提了一些很平常的事，我感觉我都回答了，然后陪他们参观。参观好以后，有一个国外记者讲着一口不流利的中国话问我：我在国外采访很多大的企业，他们的老总拼命干，没有白天黑夜，我们理解，他是为自己；我到了你们中国，采访了很多很多民营企业，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他们也是努力地拼搏，没有白天黑夜，这，我们也理解，他也是为了自己；到了你们这里，参观了这个工厂，也听了您的介绍，您今年70岁了，这个企业的效益又那么好，而且您又是在这个企业当了30几年的老总，向国家纳税又是最多的，企业的管理也那样好，发展那么快，冯先生，究竟是什么动力促使你这么干的？

　　说实话，我接待过很多记者，却从没碰到过像现在这样的提问，今天当然你也提了。我说记者先生，今天我回答你，可能你不一定会满意，但我还是要回答你。什么动力？因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笑笑，头摇摇；因为我是全国劳动模范，他也头摇摇；因为是为了振兴我们的中药，为我们的中药事业争口气，这就是我的动力。最后，这个西方记者很不满意的肩膀一耸，说：“NO！”NO！就是不同意。可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话能够去回答他要的答案———我究竟是什么动力这样干？

　　当时，我感觉到很痛苦。我们做了，别人还不理解，外国人不理解，中国有些人也不理解；理解的那部分人知道，因为你是党员，讲的是奉献。可在如今的市场经济当中，有些人觉得这个奉献是不现实的，是虚构出来的，这一条是最让我感觉到痛心的。可是我们确确实实是为了中药事业的发展在努力地拼搏。我们创造的所有财富都是国家的，或者合资企业是中外双方的。而我们，仅仅只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打工的老总。

　　刘俊：冯总现在已经70岁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主要的想法，还是很少在个人这方面，就是怎么去享受呀，怎么可以逍遥一点，随意一点呀，宽松一点呀，好象没有。包括我们现在都经常劝他，你不用每天那么早来，那么晚走呀，正常的工人的上班时间你就够了嘛，他每天是七点多就到了，七点半以前已经到了，晚上基本上是六点钟才离开。而我们员工四点半就下班了。我们对一个老人没有别的要求，比如说四点半，员工下班了，我们全厂下个班，你也可以走了嘛。他说：不，我还是要处理一些事呀或者跟你们聊聊天，看看有什么情况。他一直是在一线，他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董事长是不干活的，他还是在直接指挥着一线的生产或者是一线的销售。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贯穿于他思想深处的一种责任。

　　我就像中药里的甘草———在狂风暴雨中成长

　　主持人：冯总，刚才您提到了———让中药走向世界是您最大的追求，可这是有很多困难的，比方说中药要通过别国的鉴定才能进入流通，而一些检测系统是针对西药的，有一些西方医药界的人士甚至不认可中药，您觉得这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冯根生：因为民族的不同。中药是中国的国粹，五千年来，外国有很多人评论，中国的人口为什么是历史上几千年来最繁荣昌盛的，这跟中医、中药是绝对分不开的。西医、西药传到中国也就100多年时间，而在100多年之前，中国是没有西医、西药的，它和各种疾病做斗争，和各种流行病做斗争，靠的都是中医、中药。而且中药一定要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才能使用。但在西方，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都歧视中药，看不起中药，说中药不科学。其实，中药几千年来，由传统的演变到现代的，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的速度飞快，越来越科学。现在中药里面的成分越来越清楚了。当然要把全部中药的成分弄清楚，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中药到现在为止，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记载的有一万零几百种，这一万零几百种的中药如果都要把每一个中药里的成分都搞清楚，恐怕几十年都不够。因为一味中药里面有一百多种成分，也有几十种成分，它并不是一味中药就一种成分。比如人参，人参就有一百多种成分，现在弄清楚的也就十种、二十种，还有未知物质在里面，而这些未知物质都是人体当中最需要的也是最不可缺少的。因此，这个在科学认识上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当然，也有很多中医、中药界讲，不是我们的中药不科学，是现在的科学还一下子认识不了中药，这一条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中药几千年来都是经过人的实践经验得出来的。我们现在搞中药，要花几十万个、几万个动物试验，西医、西药可能更多，这都一样。但是我们的古老中药能够传到今天，它都是几十万、可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试验传到现在的，真的很不简单。随着科学的高速发展，我们的中药也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高科技含量和它的检测水平。

　　值得庆幸的是，十年来，西方对中医、中药的态度开始转变，过去是排斥的，现在是想了解它、使用它。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会迷上它，这个趋势就是这样在发展。我认为，这个规律也符合我们的想象，所以，中药是科学的。去年的非典，说实在话，中药起了很大的作用。你说它弄清楚了吗？它没弄清楚，而且按照中医的理论就是能把非典给预防好，而且能治疗好。我认为中医、中药是我们的国粹，有待我们去努力开发它，总有一天，中药肯定会走向世界。

　　主持人：冯总，面对以上种种现象，您目前有什么新的想法和举措？

　　冯根生：有人提出来，中药要向世界接轨，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中药是中国的国粹。美国到现在为止只有200多年历史，它开始是很歧视中药的，欧洲也是，可现在他们已经想要开始了解；日本、韩国，他们学的也全都是中国的古方中药。所以说要我们的中药去跟世界接轨岂不是否定了我们自己的国粹？所以我提出：提高我们自己的高科技含量，提高我们的检测水平，使得我们的中药更加现代化，让世界在中药上与我们中国接轨，这才是对的。

　　我搞了一辈子中药，我是祖祖辈辈搞中药的。我的祖父是胡庆余堂开门时的第一代药工，也是十几岁就进去的；我的父亲是第二代，我是第三代，现在我的大孩子是第四代，相信我的孙子不久将成为第五代。我跟中药真的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一定要在我这一代手里，或者下一代手里，为我们的中药事业争一口气。中药现在不断提高自身的现代化，它的这个发展速度是和我们改革开放的国力逐渐强大成正比的，也是随着我们企业的力量强大起来的，完全是按程序化进行操作的。从过去的手工，到半机械化，到机械化，到半自动化，到自动化，现在是全部由电脑来控制，全部程序化。我相信，逐步提高我们的检测水平和科学实验，把里面的成分局部弄清楚，让古代传统的加上我们现代的，中药一定能在世界领域中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主持人：冯总，您搞了一辈子中药，如果让您把自己比做一味中药，您会把自己比做什么？为什么？

　　冯根生：我自己比作过自己，我是一味中药，但它不是名贵的中药，它是一味草药：甘草。甘草是中药中的“百搭”，心脏病用它，肠胃病用它，现在的癌症肿瘤也用它，保健营养品也用它。但这个草药不是人工栽培出来的，它是采在新疆和内蒙的大草原，它不怕风吹雨打，是在狂风暴雨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这个人是一味中药，这个中药就是甘草。

　　年轻人要———干一行爱一行，扎扎实实

　　主持人：冯总,您目前也在很多大学讲课，根据您的了解，您认为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欠缺的又是什么？

　　冯根生：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以后知识面是有了，但对社会不了解，对实践不了解；还有一个，现在的大学生分配到我们公司，或者分配到其他公司，都有这样的现象：工作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他肯定要动了，要跳槽了。实际上他是很不懂的，但他却认为此山还是彼山高。大学生不懂得社会，所以跳了几次以后，等到一定的年龄，跳不动了，他就会感觉自己没跳好。

　　我认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出来以后要干一行爱一行。你选择了中药就该把中药搞好。而且，真正的经验都是来自实践当中的，如果有了理论知识再加上实践的经验，那么这个人今后的作用就会很大；如果只有理论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特别是像我们的中药，因为它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它是在动态当中发生变化的，光用书本知识去套我们中药，实在是很欠缺。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大学生，要有一种吃苦的思想，要有准备在企业里干长一点时间的思想，这样才能够把你学到的东西真正地用于社会，千万不要一进来工作两年后或者两年不到，就走人了。现在的企业，经常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愿意招社会上面呆过几年的大学生，因为他已经有教训了，两次、三次槽跳过后，他就比较成熟了，比较稳定了，不容易再跳了。但刚刚进来的大学生是非常容易受诱惑的，看到外面的工作好就很容易受到外面的影响，这个是现在大学生身上最大的毛病。现在，所有的企业都有这种感觉：刚分配到岗位上工作的大学生，思想上很不稳定。我们希望，大学生在这方面要好好注意，到了一个企业，应该扎扎实实干它几年，你才会取得成功。

　　主持人：冯总，能不能谈谈您的用人观？我知道，这段时间，青春宝集团正在招聘员工，如果您去招聘，会录用什么样的年轻人？

　　冯根生：第一，我不绝对非要什么高文化不可，大学本科更好，专科也可以，我没说一定要本科，专科不要，这个没有，甚至中专我也要。因为我们发现，中专生反而稳定，他们安心在车间里工作，几年后，突出的就开始提拔，他就慢慢成长了。我要招的人，就是要有开拓精神的，没有私心，一心为公，在努力拼搏的。文化低一点是一个缺陷，但在工作上是可以弥补的。光文化高，但在工作当中疲疲塌塌，总觉得现在的工作岗位不称心、不满意，这样子反而会带来被动。所以我的用人观是：要有开拓精神，能够闯，事业心强。我希望用这一些人。

　　主持人：2003年的时候，有位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学教授问浙大经济学的本科生，生产要素有哪些？他们的回答有：资本、劳力、土地、技术、知识，惟独没有企业家，这说明现在的大学生还没有意识到企业家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对这点，您有何感想？

　　冯根生：我认为，决定一个企业好坏，第一是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这个班长。因为任何时候的决策都是由这个班长来拍板的。当然，也需要群体的技术力量，包括技术工人，方方面面走在一起，这个企业才会搞得好。如果下面光有很多的技术力量，很多的技术人才，或者是很多很多的管理人才，可缺少一个经营者，缺少一个主要的经营者，明明是好的建议没人拍板，机遇就会流失掉。所以我认为，一个企业的关键，成功与否，主要的责任是经营者，你把这个企业往何方带？合理化的建议，经营者是不是能敏感地捕捉到并接受它？因为有的合理化建议，经营者没感觉到；有的即使有了建议，经营者也未必会去理睬，这样的经营者，实际上让我们员工的积极性受到了挫折。所以我认为，关键的关键是经营者的能力。

　　我最大的遗憾是———夕阳红没有红

　　主持人：冯总,您现在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人了，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自己在事业或生活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最难忘的是什么？您身上最大的特点又是什么？

　　冯根生：我最难忘的是：56年以前，我14岁离开了家去当学徒，这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尽管过去了56年，我还记忆犹新。一个14岁的孩子，在一个店里当学徒，一天的工作时间是16小时，晚上还要起来配方。

　　我最大的满足是：古老落后、被人看不起的中药行业，现在令人刮目相看了，是一个现代化的，可以和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天然药物相媲美的产业。

　　我今年70岁了，最大的遗憾叫———夕阳红没有红。所谓夕阳红，就是60岁以后的时间是自己的，可以搀着孙子去逛公园，去旅游，这叫夕阳红。可60岁至70岁这个所谓夕阳的十年时间也是最宝贵的时间里，我却还在做最大的付出，在企业里面。也可能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已没有体力再去旅游了，也没体力再去牵着我的孙子或者重孙逛公园了。所以我认为，这一生当中，留给我自己的时间很少了，可能今后也没有足够的身体好的时间留给自己了，也可能等到我做不动的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旅游或者去逛公园了，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但是我又感觉到，我所创造的财富全都是国家的，所以这一点，我也满足了。

　　最大的特点是：我是个没文化的人，只念过小学，平日我就讲，我只念过小学，而50多年后的今天，我是小学本科。和别人比文化我比不过，但是和别人比工作的积极性、比工作的干劲、比工作的经验，我并不比人家差。所以，这一生当中，我自己感觉到，我是努力地拼搏了一生。相信等到有一天，当我完成这个董事长、总经理的历史使命的时候，我想写一本完整的回忆录，我想自己写，相信我自己写会写得更好！因为别人写要我来讲，写一部30万字的书，我至少要讲上两个月，他才能够记录下来。我自己静静写的话，我相信，能够把我一生完整地记录下来。因为现在，一个人的工作时间已经越来越短，30年就退休了。而我已经工作了56年，很快就要到60年了，我两次都可以退休了，但是我现在仍然还在工作，而且是在同一个行业的同一个岗位上工作着，所以这一条对我来讲，就是我碰到的事情多了，也可以讲碰到的所有的案例在我这里都有记载，比如：一个国有企业它是怎么成长的，怎么发展的，怎么转制的，怎么到机制的变化的等等。

　　刘俊：冯总是一个很传奇的老人。我们现在回过来看，他从民国时期进入胡庆余堂药店做学徒，解放以后毛泽东时期他就开始做企业的领导人，又经过后面的整个过程，一直到后来邓小平，到领导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江泽民总书记，到最近我们新的总书记胡锦涛，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这个公司走到现在。如果换我们这代人的话，我做到一定成绩了，我会去做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想法，我说到底就是哲学思想的指导，传统的中国儒家和哲学思想的引导。他们并不是说我有功利了，我有名了，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他们一直觉得做人必须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所以他跟我讲得最多的，就是他的奶奶跟他讲的话：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很传统的一句话贯穿于他整个人的一生。就是不能因为我有成绩了，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也不能因为我有成绩了，我就可以以我的成绩去要挟别人，做什么事了。他一直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这种中国传统的教育我觉得体现在他们身上是很多的，而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以及比我们更小一代的身上可能就越来越少了。

　　新的浙商精神就是———戒欺、诚信、敢于拼搏、敢于创新

　　主持人：冯总，在您看来，浙商群体是个怎样的概念？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征是什么？

　　冯根生：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就有晋商、徽商、浙商，这是历史上都记载的。我认为浙商，他有他的特点。特别是最近这20年来，浙商的精神越来越得到发扬。

　　解放之前，所谓的浙商，称的是宁波帮，他们生意是很会做的，而且讲的是以他们的诚信、戒欺为主的；现在，温州的精神在全国引起了所有企业家的刮目相看，这也就是现在的浙商，指的就是以温州为代表的那批浙商，确实令人钦佩。他们敢闯敢拼，敢于吃苦，敢于去抓住机遇，敢于去冒风险，我认为，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成功了，当然也有个别是失败的。

　　主持人：您刚提到了徽商，那您觉得您跟胡庆余堂的祖师胡雪岩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冯根生：我刚讲到徽商，胡雪岩是安徽人，徽商有徽商的精神。但胡雪岩的创业又在浙江，他所有的事业都在浙江，银行、钱庄、丝绸、茧，特别是他最后开了一个“胡庆余堂”，尽管是副业，但都体现了他既有徽商又具浙商的精神。而且他当时主要的堂规，也就是他的浙商精神，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戒欺。戒欺在130年前，胡雪岩自己能写上这个堂规，我认为是很不简单的。他是怎么写的呢？就是———“凡百贸易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戈取厚利……”意思是说，做生意要讲诚信，尤其是中药行业。我是准备做好事的，就不能用伪劣药品来谋取高利。

　　你说，130年之前封建社会的一个商人，能写出这样的堂规来，这是相当了不起的。当然，我们继承的也就是他的精神——戒欺。我历来就不欺骗人，诚信，戒欺就是诚信。

　　十年之前，温州的商人在全国不是很香的，因为他们的假冒产品比较多，但是他们的苦干精神确实很好。后来，温州的企业家也发觉，这个假冒商品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后来讲诚信了。

　　我认为，温州的精神实际上是现代的浙商精神加上古代的浙商精神，就是将戒欺、诚信、拼搏、苦干加在一起，这就是如今整个浙商的精神。浙商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全国学习的。而且现在的浙江商人，在全国是极受欢迎，他们很希望能把浙商的精神带到任何边远的地区，我认为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浙江确实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省，而且浙江地杰人灵。实际上，浙江的确是培养了很大的一批浙商。我作为一个老的浙商，过去一直讲戒欺、诚信，当然也缺少了讲民营企业那些拼搏的精神，所以现在，我们相互在学习。如果浙商精神既有古代的戒欺、诚信的精神，再加上现代的浙商敢于拼搏，不怕苦，敢于创新，敢于走在别人的前面，将古代和现代的精神加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新的浙商精神了。

　　主持人后记：

　　2004年的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经过一系列的采访和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广播直播，我完成了与这位老人的情感对话。而那些独特的感受却就此萦绕在心头，让我久久无法平静。太多的事例鲜活生动，太多的故事感人肺腑。带着过往风云变幻的气息，带着一份顽强执着的信念，在我的眼前翻飞着生命的风流倜傥。

　　我又一次漫步在青春宝集团的绿地上，暖暖的阳光游荡在午后的空气里，轻轻的乐声铺撒在脚下的石子路上，草色新新，鸟鸣清亮，更有孔雀不甘寂寞地开着艳丽的尾羽，还有两尊石像就在这满满的生机里，静默地望着远方。那是李时珍在书写着《本草纲目》，那是胡雪岩在守望着他的胡庆余堂。

　　访问中，总经理刘俊曾对我说：每天，冯总常常很早就来到集团，看看花，看看草，看看那两只从家中带来的八哥和嘹哥。而每一天的他又会想些什么呢？是回顾他的一生？是展望中药的未来？亦或只是像在自己家中的院落，闲庭信步，欣喜着寸寸点点的变化？

　　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幼时的教育，价值，奉献，品质，理想。这些词的定义一行行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词典里。但当我们踏上社会，面对一切的喧嚣纷乱，我们常常忘记了当初的方向。而今天，这位70岁的国有企业的掌门人，用他一生的时间为国家奉献着，用他一生的时间为国家实践着，并用他56年的国药生涯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和奉献观的哲学课。

　　我庆幸，作为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面对面地凝视这位老人，真正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去感受他的闪光点；我庆幸，我从事这样的职业，在被访问者的身上不断地汲取前行的勇气；我还庆幸，在被访问者诚挚的表达中捕捉到了浙商的神韵———诚信加拼搏，稳健加创新；我更庆幸，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现代企业中，在优秀的浙江企业家身上，实现了它的现代转化。

　　远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杜维明博士曾经在接受访问时说：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就是指儒家传统精神中的仁、义、礼、智、信的现代转化，而“信”就是现代企业成功发展的关键，也是社会正常秩序不可或缺的。儒家的现代形式更突出个人尊严，突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这位老人的为人处世中，我从心里感受到，他首先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其次作为生产要素中优秀企业家的尊严；在一件件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他对社会、对国家、对热爱的中药事业的责任心；在这个宏扬国药文化的企业里，我们更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无处不在，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脚下。

　　我相信，每一位优秀的浙商都有各自的特点，各自的经商哲学。然而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以诚信为企业之本，都以拼搏为企业之路。在物换星移的时间长河里，他们领悟着、传承着优秀的中国传统哲学、儒家精神！在今后的节目中，我将努力挖掘他们各自的鲜明特色，但更会深刻理解他们的一脉相承，从年轻一代人的角度，去探寻、去理解进而去学习这些优秀浙商的精神内核，并由此完成一种责任、一种气质、一种精神的绵延生息和传承开拓，让“浙江现象”和“浙江精神”在我们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展现新的活力，在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在世界的文化地图上，书写新的篇章！

　　我自豪，我生活在地杰人灵的浙江！我自豪，我是浙江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