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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手机》里，费墨有一句名言：做人要厚道。可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拍得不够“厚道”，据说有影射之嫌，所以遭到央视名嘴崔永元的激烈批评，火药味颇浓，冯小刚在短期沉默后也反唇相讥说：崔永元不厚道（《南国早报》4月3日）。
大家都在呼唤厚道，又指责对方不厚道，那么，关于厚道，我倒想起一段旧闻。1998年6月，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新民晚报·夜光杯》著文《漫谈皇帝》，文曰：“生于高墙宫院
之内，对外边的社会和老百姓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才能产生陈叔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随后，著
名学者钟叔河在同一栏目撰文纠错：“老百姓断了粮，却怪他们为什么不吃清蒸狮子头，的确荒唐可笑，但笑话的主角却是司马衷而非陈叔宝。”看到钟文后，季羡林诚恳地对记者表示：“我弄错了，应该是晋惠帝。”
两位大学者，一个纠错不嘲讽，一个认错不辩解，一时传为文坛佳话。有人撰文感叹“如今已很难找到这样厚道的文化人了”，言外之意，好像过去“这样厚道的文化人”比比皆是，其实不然，文人相轻，出言刻薄者，历代都有，而“厚道的文化人”却始终少见。就说苏东坡吧，那是“世界级”名诗人，可同时代的文人却十分刻薄地批评他是“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不过东坡为人也谈不上厚道，文人王祈请东坡改诗，东坡不仅当面讥讽，而且事后还对朋友说：“世界事忍笑容易，读王祈诗不笑为难。”这话也说得够刻薄了。同为大书法家，李后主却不无恶毒地嘲笑颜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董其昌则把用墨浓冽的苏东坡的字讥为“墨猪”。而傅青主对赵子昂的字也批评得一无是处：“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
到了近代，说到文人刻薄，不少人会首先想到鲁迅，其实这是很不公平的，鲁迅固对一些文化名人“刻薄”，可又有哪个名文化人对鲁迅厚道过呢？鲁迅骂梁实秋“资产阶级乏走狗”，梁实秋不也污蔑鲁迅“拿俄国人卢布”吗？世人皆知鲁迅讽刺陈西滢“真会玩把戏”，可又有几人晓得陈西滢曾密告当局“此次风潮乃某系浙籍教员所鼓动”，欲置鲁迅于死地。而苏雪林在鲁迅病逝后，还在拼命诋毁鲁迅，以至于胡适都看不过去了，说苏“太过刻薄”。可见，倘一定要说鲁迅“刻薄”，那么这“刻薄”也多半是被人逼出来的。
而今眼下，厚道的文化人，与过去相比虽谈不上“锐减”，但也确实很难见到了。相反，倒是一些刻薄的文化人不时出来“表演”，他们互相攻讦，互揭隐私，唇枪舌剑，刀刀见血，可谓刻薄之极。在这个大背景下，季老与钟老两位大学者的“宅心仁厚”，就更显得难得可贵，到底是大家风范。所以人们有理由呼吁文化人向两位文化宗师看齐，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偏狭，多一些厚道，少一些刻薄，争论勿效泼妇骂街，批评尤倡和风细雨，和颜悦色地谈天论地，心平气和地做人做事。（4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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