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阳的尴尬

　　到今天排队买粽子的顾客中问一问，有几个知道屈原？或者，只是由粽子想到屈原，就如因酒才想到李白？到诗坛去问一问，在今天的中国，像屈原那个意义上的诗人还有吗

　　农历五月初五（不宜写为“5月初5”），称端午，民歌里爱唱“五月里五端阳”，我也喜欢叫它端阳，觉得比端午响亮，又着一阳字，给人一片艳阳天的感觉，“五月榴光照眼明”，此其时也，明晃晃的照亮了记忆。

　　这有什么可尴尬的？

　　前些时候，国人中有一根弦被所谓“申遗”的传言触动，一时好像传世家珍、镇宅宝物至少是一张祖传秘方遭了贼偷似的，无名火起，无以名状的激昂慷慨，后来发

　　现不全是那么回事，那份尴尬算是过去了。

　　剩下的问题，是在没人抢你“端午节”这个专利的情况下，13亿人怎么过这个节？闹了那一番以后，何以面对世人瞩目、众目睽睽？

　　本来，吃吃粽子，赛赛龙舟，照例把个五月节过了，倒也平安无事，如今反不免有些尴尬了：中国人冷静下来，也还是要面子的呀。

　　五十多六十年前，每逢端阳，用雄黄酒在小孩脑门上写个“王”字，还在门前挂蒲剑，贴剪纸———红纸上剪的是“五毒”，意在驱除之，孩子们身上佩一串精致的香包、艾虎，也仿佛祛病避邪的护身符，这些物什沿

　　街都有叫卖的。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民俗，大概跟《荆楚岁时记》、《燕京岁时记》的记载都还差不多，《白蛇传》也是说端阳节雄黄酒让白蛇无法忍受显了真形。家住北方，无缘看赛龙夺锦，但吃粽子是不必说了，不过老北京的粽子里小枣、豆沙居多，我小时候没吃过咸粽子。后来想想，这些遗风似乎源自先民，开春惊蛰，毒蛇害虫也出来了，要薰香、扫除，还要搞体育活动，增进健康，预防为主。

　　把这个日子跟屈原联系起来，说龙舟是为屈原招魂，粽子喂鱼以保护屈原的遗体“无使蛟龙得”，多半是后来的附会。我想，因屈原自沉于江，表示怀念的祭祀无疑要在江边举

　　行；能够举行这样的祭奠时，恐怕须在楚怀王死后。人们纪念屈原，已是痛定思痛，更多理性的反思，不仅是情绪的宣泄；换句话说，时过境迁，把祭奠跟旨在促进夏季卫生的活动结合起来，大家也没有什么异议，就像多年来清明虽是家家扫墓的严肃日子，但不成文的习惯，也已经跟春天的踏青结合起来了。

　　尴尬的是，我们大陆后来不但要“破除迷信”，而且要“移风易俗”，民间的风俗、民俗的节日，至少是淡化处理。法定放假的节日，于“五一”、“十一”之外，只有新年、春节（农历新年改称）。人们过端午、中秋，只是因为“习惯的势力是顽强的”，也简化到只是吃粽子、

　　吃月饼了。1966年文革初起，中央就向全国通报宣扬了似乎是杭州青少年创意的“破除四旧”，接着把这一条写进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四旧”是什么？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那狂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下，横扫一切，多少有形的国宝毁于一旦，谁还管得了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何况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新年春节没有废除，但强调要过“革命化的新年”、“革命化的春节”，而五月初五，八月十五，无革命化之可言，也就不在话下了。

　　风俗习惯这种文化现象，多半是历史积累，因缘际会，自发形成，逐渐演变，跟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心

　　理状态、集体记忆之间，隐约有着“润物细无声”的互动关系。经过暴力的禁止和打断，一部分跟人们生存意识联系紧密的可能反弹，甚至强烈反弹，像迎神许愿，祈福求财；另外一些本来重在文化情趣，历史内涵的，这个传统已在几代人中掐断，即使为了开展旅游，或索性就是为了“申遗”，号召或组织恢复，往往只能是得“形”而忘“意”，搞成仅供观光客猎奇的旅游项目罢了。

　　比方说“七夕”，这是综合了古代的“乞巧”风俗、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以及李隆基和杨玉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故事的日子。有人想把它操作成中国的“情人节”，恐怕最后也会落得一个尴尬。

　　更尴尬的是端阳节，想在吃粽子、划龙船之外，引来屈原作文章。屈原不仅是中国的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抗日战争中在陪都重庆，文化人曾订端阳为诗人节。那时候郭沫若一个借古讽今的剧本《屈原》也曾轰动山城。人们认同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份悲悯的情怀，对屈原遭到小人的嫉恨造谣构陷、不得不投水自尽的命运抱着同情。从那时起，五六十年过去了，老一代的屈原研究家中，似只有游国恩教授不改初衷，得保令名。

　　到今天排队买粽子的顾客中问一问，有几个知道屈原？或者，只是由粽子想到屈原，就如因酒才想到李白？

　　到诗坛去问一问，如果屈原有灵，他可能首肯郭沫若在《屈原》剧中代他写的《雷电颂》，但他对后来四十年间的郭氏会说些什么？往者已矣，请问，在今天的中国，像屈原那个意义上的诗人还有吗？

　　这不是端阳节最大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