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中国的财富鸿沟靠什么弥合

　　本刊记者 郑作时 发自上海

　　“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

　　上海：关于贫者和富者的会议

　　当“贫困”这个词出现在上海浦东国际会议中心附近的大街小巷时，多少会让人感到一丝不协调。

　　是的，从环境上说，这里距离贫困实在是太远了。无论是周围像证券大厦、东方明珠、金茂大厦这样的建筑，还是街上衣着华丽的人群车流，使人产生的反应可能都只会与财富相联。

　　不过这个财富聚集地现在谦卑地向“贫困”这个主题鞠了个躬。5月26日和27日，世界银行的扶贫大会会址就选在了上海浦东国际会议中心，浦东陆家嘴附近到处都是这个会议的宣传招贴，浦东机场还为这个会议的贵宾开辟了供飞机降落的专用道。似乎一夜之间，贫困成了浦东这个金融中心的主要话题。事实上，不仅是上海，而且是中国，都给了这个会议很高的规格待遇。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官方的新华社当日高调发表评论，称政府有关部门已经着手准备用税收等财富调节手段控制社会财富的流向，并称“使用这样手段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

　　这肯定是中国在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上的一次努力，也是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最高级别、也是最为正面的一次努力。在财富高度聚集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召开一个世界级的关于贫困的会议，本身就有极为深长的训导意味：在中国，就是在如此豪华的陆家嘴，同样是谁也不能将这个国家的贫困问题抛在脑后。

　　观察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横坐标)和中国政府的作为(纵坐标)，我们基本上可以画出一条迅速上升的直线(差距直线拉大，政府作为也直线加大)。直线出现的背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人得益的普惠式改革措施空间迅速减小，很多改革虽然在总量上能够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前进，其结果却会在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的贫富差距上升速度相当快。已经有很多人观察到，当下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两张完全不同的面孔，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当北京上海广州这些沿海大城市的人们的谈话主题围绕着买房、购车或去国外度假的时候，中国事故频发的煤矿、高度不安全的烟花爆竹厂和使用有毒有害原料的加工厂却从来没有感到过缺少人手，而其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因为贫困还必须从事那样的工作。不久前，一名记者和一名在矿难中死了丈夫的寡妇交谈时，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他去煤矿工作是没办法的事，我们要吃饭啊。”

　　从纵坐标上看，近两年来，从社会而言，“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一个公共话题；而政府方面，加大税收调节、提高转移支付力度、西部开发、三农问题等许多与贫困差距相关的主题都成为政府施政的切入口。

　　以这样一个坐标系来观察，能不能使贫富差距和消除此差距的努力同时上升的直线变成曲线，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诚如官方的新华社评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的绝对贫困人口存在，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每个人。”

　　政府的角色

　　作为扶贫大会的支持人，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上海对东道主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消除贫富分化方面的努力赞不绝口。他在会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我们还不能保证每一个国家都取得像中国一样的扶贫成就，但我们至少可以尽可能地学习这些优秀经验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它。他还说，世行的扶贫大会之所以放在中国上海召开，是因为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仅仅从世行的推广案例分析来看，沃尔芬森的话也并不尽是客套。从数量上看，世行的中国扶贫可推广案例有7个，大约占全球可推广案例的1/4，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更是占到了一半以上。这些中国案例中包括了在温州和苏州的因制度变迁而脱贫的案例；包括了因政府基础建设投资而脱贫的案例；包括了西北的黄土高原改造和西南的八七扶贫工程农村脱贫项目；既有农村基础教育这样的大项目，也有农村改水改厕这样的小课题。这些点点滴滴之水，加上中国维持了近20年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我们这个国家的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到现在的2900万。诚如温家宝总理在扶贫大会的开幕式上所言，“这是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

　　不过对比成就如此斐然的数据和现时对贫富差距越来越敏感的社会心理，中国在扶贫和消除贫富差距方面仍然处在走钢丝的行程。对此温家宝总理也没有回避，他在提及困难时说时下“全国农村仍有近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镇有2000多万人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还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帮助。中国消除贫困的任务仍相当艰巨，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

　　根据与会专家的分析，扶贫有如此之大的成就但社会对贫富差距仍如此敏感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是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社会福利程度处于一个下降的过程中。虽然从收入方面看贫困的绝对数字在不断下降，但由于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领域投入增加幅度跟不上公众对这些项目的要求增加速度，使得大量从收入统计方面看已经脱贫甚至进入小康的人群仍然有很重的焦虑感，对财富的要求过高。

　　其次是政府在扶贫方面角色过重，社会的慈善力量比例过低使贫富两端的对立情绪有上升趋势。细看世行推介的7个中国扶贫项目，每一个都有政府的力量在推动，相当多的更是政府一包到底。中国政府在扶贫方面由“输血型”扶贫到“造血型”的开发式扶贫理念是极其先进的。但在动员社会力量扶贫方面，中国的案例并不值得骄傲。有数据说，在中国1000多万家企业中，有过捐赠记录的只有10万家，也就是说，只有1%的企业考虑过对社会的回报，这个比率相当之低。

　　事实上，观察人士指出，当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一个很低水平的时候，政府的扶贫成果收益比会有大幅度的下降，因此这些小比例的贫困人口会成为一个坚硬的“贫困核”，此时社会的慈善扶贫会比政府独力支撑有效得多。而从当下中国的情况看，社会慈善扶贫还会有改善贫富对立的效果。

　　社会的慈善情绪

　　就在扶贫大会召开的一个月以前，也是在上海，那个以做富豪排行榜、把中国的有钱人拖到阳光底下来而闻名的英国小伙子胡润又做了一个中国慈善排行榜。不仅如此，他还在上海搞了一个慈善晚会，算下来总共为上海慈善总会募得了50多万元的善款。

　　虽然胡润不会承认，但从记者的接触过程中深深地感觉到，胡润已经紧紧地搭住了中国社会的脉搏。事实上，关于慈善的话题，在前年和去年富豪排行榜推出之时，已经有很多媒体向他提起过，而在2004年在中国推出这个排行榜，他无疑又做了一个应时之举。

　　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看起来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富豪们远没有英国人胡润对中国社会心理观察得仔细。在一次采访中，湖南远大集团的总裁张跃就对胡润的排行榜表示不屑。他认为这件事“很可笑”；甚至胡润上海慈善晚会的主嘉宾、浙江民企宋城集团的老板黄巧灵也对这件事三缄其口，不愿意说什么。

　　在2003年记者就当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采访胡润的时候，胡润就明确地表示：对中国的富人来说，慈善还为之过早。而他在解释今年推出慈善榜的时候，采取的态度也更多地采用了启发的姿态。

　　也许细分一下富豪的心理和社会的反应会更有帮助。在记者对富豪的采访中，对于慈善，富豪们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他们所指的麻烦是因为一项捐助而带来的无数捐助要求，甚至最后被这样的事情缠住不得脱身。当记者被反问及这样的问题时，确实往往无言以对，因为这样的事情不仅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有均贫富的传统，所以确实是不少的。从这一点上可以解释富裕者阶层为什么不能在时下形成慈善的风气，因为很多慈善会给富人们带来其他形式的麻烦。

　　另外一个原因大概要从社会情绪上找，在记者就上海的慈善晚会对胡润进行采访时，他的助手陈冰表述了对舆论的失望：“很多反应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积极，人们评论这些富人的捐助带有企业的广告色彩。我们不否认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我们也认为，有广告色彩的捐助，比没有广告也没有捐助强，客观上，有捐助的人已经为社会做了一些事，人们不应该对他们苛求。”

　　从胡润做慈善榜这个事例不难看出，就慈善而言，中国社会的社会各阶层还远没有达到良性互动的层面。也许就是那个慈善晚会的嘉宾们，也并不能深刻地体会到台上那个英国小伙子所说的“快乐慈善”的意境。

　　培养中国的卡耐基还是培养中国的乡绅？

　　应该说，胡润和他的老东家《福布斯》杂志相比，是一个“很懂中国”的西方人。他知道中国的发展进程，也知道把西方相应进程中的东西应用到中国来。正是因为如此，胡润出名了。不过胡润看来并不懂中国文化，所以他把自己的慈善榜和相关的活动叫做“寻找中国的卡耐基”，想把美国的钢铁大王树成中国慈善家的标志物。

　　这显然是错了，而且错得不小。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慈善历史，它属于乡绅。很早以前，中国社会就有“流水的政府，铁打的乡绅”一说，构成中国农耕社会基石的，其实并不是名刻历史的官员和皇帝，而是滋润于一个个小社会的乡绅。而培养这样一个阶层，也恰恰是当下致力于在中国消灭贫困现象的政府可以走的一条必经之路。而且事实上，当下中国也确实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著名的民营企业家鲁冠球就对记者说过：“在我所能看见的范围之内，我不会让饿死人和没有钱看病这样的情况出现。”也许不算巧合的是，就是鲁所在的浙江省，恰恰是胡润慈善排行榜中富人最慷慨的地区。

　　乡绅阶层之所以会是当下中国解决贫富差距最好的途径，是因为这个阶层较之政府而言，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有其独特的优势。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产业，可以安排贫困家庭因就业而脱贫，并且在确实存在的“因懒致贫”的家庭脱贫方面起到比政府更强的作用；其次，因为他们是一个阶层，所以在一对一地帮助脱贫方面比政府有更有力的财力支持；另外，乡绅的最大利益都是在地方的稳定局面下取得的，在中国这个大国里，维持地方的稳定比整个国家的安定对乡绅们显得更具体，也更有吸引力。

　　在记者的观察中，在富庶的江浙一带，政府、企业和企业家、社会三方，已经出现了类似的乡绅格局。比较完整的逻辑可以用浙江传化集团的例子来说明。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有一次听说浙江慈善总会因缺乏善款而无法开展工作，就打电话给传化集团的老总徐冠巨，让他在他担任主席的工商联中搞一个慈善捐助活动，而徐当然是捐助的领头人；在产业方面徐也并不讳言他的这个企业与政府有良好的关系，政府有一些好的想法总是愿意找他的企业来实现。比如浙江省交通厅在物流方面的试点就以传化为基地，事实证明是一个效益很好的模式。

　　事实上，乡绅模式之符合中国，更多的在于行事模式上，在儒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行善更多地喜欢低调，“润物细无声”应该是中国富人们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但是，政府在解决贫困和建立良好的社会各阶层关系上，负有更为重大的责任。因为较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闭中国，今日财富的流动空间显然更大，如果贫富对立的问题解决不好，那么很可能中国就永远会是生产富人但却留不住富人的地方。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趋势不能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