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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瞭望东方周刊》第21期）利用市场手段来调控经济发展，避免行最后还是被迫运用了行政调控手段。这之中，既有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上的原因，也有微观上的企业基础。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陈平教授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货币政策作用不大，主要是因为这轮投资热的一个最重要推动力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这一
点得到数据支持：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达48%。
陈平认为，在中国实行分税制而未实行财政联邦制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实行分成，地方政府没有发债的权力，地方政府所需要的投资资金，只好借助行政力量向银行借贷，或者通过炒地皮来取得，由此便造成银行贷款难以控制，房地产价格也因炒地皮而不断上涨。
此外，在这一轮投资热中，民营资本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大的。央行试图通过控制信贷来实现货币收缩，但政策传递到民营企业这一环后，最终效果并不明显。民营企业对于投资热可能导致的过剩风险，具有自己独特的衡量方式，这是理解目前中国货币政策传递不畅的另一把钥匙。
周福仁是辽宁最大的民企西洋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谈起进军钢铁业的过剩风险时说：“将来一两年到两三年，钢铁行业的过剩会越来越严重，五年内钢铁行业将会大洗牌。但我们是民营企业，机制和管理很好，成本很低，将来大规模过剩我们不怕。与国有大企业相比，我们的成本优势很明显。目前，我们每吨钢铁成本比鞍钢低四五百块钱。如果考虑到我们在矿山、耐火材料、焦炭等方面都能自给，加上我们的管理优势，我们肯定是有竞争力的。所以，就算将来钢铁严重过剩，首先倒下去的也不是我们。”
从周福仁的决策逻辑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决策不能说不理性；在行业最热时抓紧时间赚一把钱，等将来过剩了，再依靠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在竞争对手中胜出。
但微观企业的理性，却并不意味着宏观的理性结果，过热的行业出现的是千军并进的局面——2004年一季度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的投资又分别增长107.2%、101.4%、39.3%。但最终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却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生存下来的。
海通证券研究所宏观部研究员吴淑琨向《瞭望东方周刊》解释，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个人理性完全可以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中国，就决定了宏观调控不能完全迷信市场。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发布日期：2004-5-31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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