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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4)”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隆重举行，这是继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成功举办之后又一次中外大师云集的学术盛会。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未来之路：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中国”。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
主持：学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货币金融问题是宏观经济学当中最难绕过的一个难题，在我们进入货币金融王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理论磐石，敲开这扇门只能靠思想之剑，我们请两位大师思想之剑，我们期待他们的智慧之光，首先请麦金农先生。
麦金农：首先非常感谢主持，在昨天荣誉教授颁发典礼上我有这样的讲话：我觉得作为人民大学的荣誉教授最重要的职责不是要提出任何愚昧之词，我希望今天不会让大家失望。今天大家讲的论题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问题，今天上午已经很详细介绍了人民币处于经常性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中国的汇率政策这样成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货币基础的，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总量无论狭义货币还是广义货币，数量增长很快，而名义汇率却可以保持不变，其他这些东亚国家我们看到只有日本一个特例以外，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和钉住美元汇率，如果美国的政策更具有可行性，更负责的话，中国固定汇率会更有效。我们看一个微观的原因使得我们8.28人民币对1美元的汇率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资本项目是不可兑换的，这使得没有有效的外汇市场供外资进行外汇对冲，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原因，使得我们固定汇率到现在为止非常成功，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非常迅速情况下，我们看到它的平衡性的价格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都是互相保持一致的，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说像中国有很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国家，与美国和其它国家相比，它的汇率应该不断升值，名义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呈现出来工业生产?工资增长与整体的价格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是保持一致的，基本都是10%左右，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和日本在五六十年代经历的经济现象差不多，他们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它的工资增长水平和劳动率增长水平相一致。日本在这一阶段始终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没有不均衡现象，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不均衡的可能，也不需要在短期内升值它的汇率，中美双边贸易呈现的趋势说中国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经常性项目处于盈余状态，中国对其他国家贸易的赤字现象，从多边贸易角度上看并没有贸易不平衡的现象，美国希望中国以及其它东亚国家货币升值，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在谈这方面内容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经济模型，就是弹性模型，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个模型有了解。在国际经济学中学到弹性模式表明如果将货币升值的时候，出口的产品会相对比原来产品昂贵，相比较在货币升值的情况下最后的国际收支平衡体现盈余下降的情况。这个模型听起来让人觉得有道理，实际上是错的，特别是用在开放经济体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机会给大家用很多公式推导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简单举个例子71年到95年日本的经济例子，日元对美元是360对1，95年是80对1这是很大的汇率变化，日本对美国经常性项目盈余一点没有减少，正确观察这个问题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东亚这些国家从总体上看是高储蓄状况，这体现出口大于进口，在美国储蓄的国家向高储蓄的国家借贷，出口小于进口的形势弥补储蓄不足的情况。所以说根本问题是美国储蓄不足，通过让人民币升值能不能改变这个问题，进出口中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我看是不能的，我听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一半同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同学，对国际经济感兴趣，我将提醒大家以后等老师介绍弹性模型的时候，注意这不一定是对的。
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最合适一个政策就是维持原来8.28中心汇率不变，在这个中心汇率周围保持一个1%到2%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活动，我们看到在这个波动区间不会改变贸易平衡不平衡状况，通过增加波动区间使得其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能够加入到现在的结汇市场之中来，当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只有8.28中心汇率，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主要做结汇工作，帮助他们进入到这个工作中来。现在使用这个固定政策是维持只有8.28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波动区间，这个情况下没有给金融市场参与者任何可盈利的机会，所有结汇任务都落在中国人民银行身上，我建议我们保持8.28的中心汇率不变，同时扩大波动的范围，我跟今天上午蒙代尔教授唯一不同之处，我认为04年中国经济是有过热的情况，他认为没有。我认为经济过热的现象是存在的，中国04年经济过热我觉得是美国造成的，是华盛顿的政策造成的，我认为这个美国政策是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原因，为什么我这么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把短期的银行借贷利率始终维持在1%这一很低的水平上，这个水平已经维持很长时间了，这样一种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全世界基本商品价格增长都的过快，去年和今年达到30%，这样的现象促成了中国现在经济过热的现象。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最大不同实际上是这样的，中国很大一部分市场集中在消费品市场上面，消费品市场农业产品等等它们价格占整体经济中的比例很大，这里面有很大比重，同时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需求增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很快，这一点可以造成在美元本位制的情况下，中国在美国的较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它的价格受到的影响甚至比在美国国内感觉影响还要大，实际上美国应该让利率上升，这是美国利益之所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华盛顿做出来的错误决策是下面的内容，去年10月份的时候，美国财长斯诺曾经访华，我作为斯坦福的教授也来到中国，他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人民币的汇率，让人民币升值，这个政策也是不对的。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很宽松的汇率政策，以及他对其他货币政策的干预，这使得中国内部一些持有美元资产的个人，过去一两年中大量释放出他们手中的持有的美元资产，然后同时境投资者也做了类似的动作，还有央行积累了很多资本，把美元大量抛到市场上造成的结果，他们要受到市场的影响，有可能游资进入中国，在放贷问题上也有很大压力。中国在银行方面还可以做的另外一个举措就是提高它的基本法定准备金率，帮助冲销外资通过外汇市场流入中国市场的影响，目前是7.5%，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提高，另外维持各银行系统之中零盈利率，还有一个可能，央行是否可以提高再贴现利率。我们看到由于外汇市场上的巨大压力，央行大量留资经常见的，政府受到很大压力干预外汇市场使得本币升值。这样的现象我称为“受挫的美德”，这样描述东亚国家面临的现象，这样高储蓄的特质，这样所谓的特质实际上在19世纪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另外一部分是受挫和两难的举动，之所以这样讲是一方面如果在这样情况下升值货币，当然会失去国际货币竞争力，失去贸易和商业的竞争力，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他可能对你进行贸易制裁。翻译告诉我很难翻译“美德悖论”，或者“受挫的美德”，直接的字面翻译不是很有效，我们退一步采用更直观的翻译，“高储蓄的两难”，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幻灯介绍，大概介绍一下现在贸易呈现发展势头的情况，首先在东亚各国内部他们进出口增长是非常迅猛的，他们跟六十年代西欧相比，可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东亚的出口比进口发展速度快很多，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保持汇率稳定，我觉得很有可能一种政策就是说让所有东亚国家联合起来维持一个在汇率方面的平衡，在这样一个联盟下合作。比较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不同的汇率政策可以看出来，日本政府纵然有央行在进行大规模的在外汇市场的干预，但日元对美元汇率仍在上上下下波动，另外一方面中国汇率政策一直比较稳定，人民币对美元一直保持在8.28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在我与日本同事一起写的一本书《美元和日元》中，我提出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做出以下的决策，在汇率政策中选择某一个水平，比如说120日元兑1美元的汇率水平，不管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水平或者其它水平上面定下来就不要动了。对东亚经济可以考虑这样在汇率政策方面的联盟，他们达到这样一个协议，一起相对美元提高一定百分比的汇率，保持相对之间的汇率稳定。
我提出这个建议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东亚经济可以使他们隔离美国内部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我还要提出另外一个新的挑战，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东亚地区内部如何用哪一个货币或者产生新的货币来成为这地区货币中的基准呢。各个国家的财长需要好好谈一下，开一个会研究一下到底找哪个货币做该地区的货币基准，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得出某一个结论，用日元或者人民币作为基准货币，这样的结论从政治上看可行，但是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带来可能的问题就是说由于日元一直以来相对美元不断升值，日本国内有通货紧缩的情况，这样使得在90年代以来日元的利率一直在零左右波动，在接近零的范围之内把它成为流动性陷井，日本的经济被陷在这个陷井里很久了，我们不希望东亚地区国家用它作为货币的基准，然后进入这样类似的情况之中，04年日本经济出现起色，有可能是中国的帮助的原因，它已经逐渐脱离了通货紧缩的情况，在中国持续的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前提下，最重要的是现在还要发展内部的债券市场这样才能为未来人民币在国际化舞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提供基础。我们小结，根据所讲内容，我们不希望出现类似于美国的政策失败和大规模通货膨胀情况。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劝告中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够在汇率政策上面采取更灵活的政策，这样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让人民币大规模升值，这两种政策建议都是对中国不利的。
所以我建议说中国有可能的话组成一个高规模的代表团让我们金人庆部长一同前往华盛顿，告诫华府说我们有几项内容希望美国也配合中国，首先跟格林斯潘讲美国利率要提高，短期的银行利率要提高，不能维持在1%的水平上，另外一点跟美国的财长和商务部长说，不要继续压迫我们升值人民币了。鉴于主席还没有跟我讲时间到我继续说两句，我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跟七十年代很多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非常相近的，当时美国的内部政策和现在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很接近，一方面有着一定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它正在打一场经费不足的战争，这样197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其它欧洲国家和日本施压，迫使他们的货币相对美元升值，美元大幅度贬值，德国马克相对美元升值，虽然汇率政策有变化，但美国仍然保持原来的货币政策没有改变，还是放松的，造成70年代整个十年都是非常动荡不安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困扰着美国。如果中国政府可能派出高级代表团到华府，给他们提到我刚才讲的东西也有警示作用。
主持：今天上午演讲的蒙教授，和刚才的麦教授都是黄达老师的朋友。
黄达：两位教授都分析人民币的问题，应该说细致入微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对于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代表不了整个中国人，只是说说中国教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人民币的风云聚会，中国人对这四个字不难理解，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人民币它面对的大的形势，这个形势就是它面对着一条道绝非平坦道路，改革26年，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中国是不是能够得到世界上的承认，承认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市场经济，或者是培育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待遇，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联合国通过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不可逆转一样，它也是一个时日问题，国际舞台开辟了一条非常宽阔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绝对不是我们能享受诗情画意的，中国和世界也有摩擦，民族的，宗教的，历史的，文化的包括经济本身的发展速度的取向，再加上100年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问题必然会造就中国和周围世界还存在摩擦甚至严厉的摩擦和严厉的对抗，人民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发展，所以是在摩擦中协调，在摩擦中寻求合作，这就是人民币前进的道路。
第二个问题人民币日益被世人关注，人民币1948年年底发行的，当时在国外对人民币也可能有人关注，那也不过是关注中国特殊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怎么治理问题，以后是研究中国的隐性的通货膨胀，改革以后对人民币重点关心了，促成1994年的我们对外汇提出改革，同时WTO和IMF关注中国的经常项目下什么时候实行可兑换，大家知道96年我们提前四年实现了经常项下可兑换的允诺。在这一段时间即使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人民币关注不过是国际的一些经济组织和专业领域，真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这里面大概三个问题，一个关于汇率问题，一个是完全可兑换问题，第三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应该说东南亚促使世界对人民币加强关注了，根本原因在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成为在世界经济大周转中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三问题是汇率问题，持续增长的压力，这个压力从改革开放以后就存在了，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个一般人知道很少)，98年起东南亚金融危机变成一个长期态势的时候，出现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这不只来自国际，也有国内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刚刚进入新世纪，贬值的压力还有声音，这时候突然之间又转为升值的压力，这个压力应该说主要是来自国外，这个压力跟过去的压力非常不同的就是它成了实实在在政治的外交体，压力是不断的，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总感觉到在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汇率的压力，就像是国际经济气侯中的阴晴冷暖，对此不要被人吓唬，也不要吓唬自己，应该以平常心，也要慎重对待，中国对待这个问题有各式各样的提法，稳定合理均衡，在实际上对中国有利，对国际也有利，对这个问题把中国钉住美元，中国的官方提法没有提过，这里面有两个，第一我们坚持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同时还有第二点，第二点是我创造的计划，没有这样具体的计划，就是说针对一定的具体时段，对于汇率做具体的处置，具体处置现在做的汇率的目标，就是跟美元挂钩，第二是对于汇率掌握幅度，这不等于我不可以把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万分之十几二十几三十几，也有人主张万分之一百，同时目标钉住美元，也可以钉住除了美元以外的欧元，这样进行处置是我们中国自己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力，这里我也讲讲从长远看人民币的升值是必然的。随着人均GNP的提高，购买力评价和人均收入，这之间有几倍差距必须逐步缩小，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经济越发展，老头老太太说货币不值钱，货币不值钱，货币对外对价比例越来越提高。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升高，如何释放这个压力需要把我们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统一起来。
第四个问题是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的问题，实际上资本项下有很多项目已经可兑换了，说简单点就是说什么时候允许国际短期游资，自由式出入这是最关键性的标志，自由输出入，现在股市汇率都有一定的炒作空间，这里有风险，完全可兑换必然包含危险。蕴含危险并不代表说风险，风险的危机是可以防范的，可能防范并不可能保证危机不可爆发，在世界最先进的市场里面，有哪个国家保证不发生金融危机，没有什么黑色星期一星期五，第三层意思只要一个经济体有活力，就会受到金融风暴的袭击，过后会显示出勃勃生机。风险怎么样，研究风险管理，化解风险的课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制定政策很难有一个理论根据。我们今天的题目中有一个叫国际化的利益，对这个提法我觉得，当然一个市场经济，是不是实行完全可兑换，取决于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平衡，一个完全可兑换货币，就是一个构件，一个市场经济的构件，我们现在房子必须装水暖燃气，不管投资多少必须要有这个，没有这个不够现代入住的条件，问题在于选择时机，主要是一个决策艺术，这一点客观条件分析得也极多，至于我们真正要决定完全可兑换国际舞台，金融舞台是什么舞台，明确如何自我防卫；在这个游戏场里面，跳高和拳击可以同台献艺，我们不是强国，我们要有自我防卫的手段，保留自我防卫的条件，怎么防卫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
第五个问题人民币在国际体系地位，中国经济保持现在发展态势，必将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重要货币的俱乐部，走向国际重要货币俱乐部，是一个好事，同时也承担国际的责任，更多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要考虑我们对政策和周边国家和整个全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摩擦，有哪些是可以多赢双赢，有哪些是摩擦。同时更积极进行协调和合作，这里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亚洲地区货币今天有好几位教授谈到了，亚洲地区的货币在国际协调和合作方面我认为会逐步增加，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开了一些会，都表达了这样的意向，这是必然的趋势，过程不可能快速而顺畅。至于欧元模式，我对欧元模式信心不大，从远处说我们亚洲和欧洲很不同，欧洲王室可以互相通婚，把外国人请到自己那里当皇上，在亚洲大家想一想我们这几个国家，日本、中国、印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这是历史传统，还有一个欧洲欧元我查了查，欧元酝酿过程哪个货币当盟主，这个问题不清楚，就出了一个欧元，到了亚洲，就是谁当盟主，日元当盟主还是人民币，日本的学界和理论界认为日本当盟主的有不少，也有反对的，中国在人民币当盟主也不少，在亚洲会议上要谈盟主的问题，触及这个问题这个议案就会被搁置，所以这个问题亚洲的合作，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没有想通，我总不赞成：总想自己是“老几”。所以我说人民币会进入国际重要的货币俱乐部，俱乐部里面就两位，还是有第三位，第四位，这值得考虑，不赞成追求老几作为政策目标，当然我们现在强调当生活的进程的确使人民币作为国际重要货币这个客观结果，可以触摸之际应该有思想准备，应当及时有相应的对策。最后是乐观前瞻，进入国际货币体系的人民币，只要它完全融入进程可以大体预测，不是我们中国人包括全世界可以预测，当它与其它的通货关系特别是比价关系，人民币是一个积极因素，它会经常处于摩擦矛盾局部对抗之中，这是常态，不要过分大惊小怪，但这个摩擦矛盾对抗之间人民币有可能应对前进中的障碍，支撑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已经有很多教授论证了，我感觉最根本的内在的动力在于我们民族的两个世纪以来，经过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整个民族的自我重新定位和自信的建立，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时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感觉这确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最后通过不断缓解摩擦，克服摩擦，应对压力转化压力，通过这样的不懈努力人民币必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国际的经济合作，为便利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作出贡献，谢谢。
提问：你提到现在老师向学生讲弹性模型可能是错误的，你认为在开放经济体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现有的弹性模型，简单叙述一下可以了，谢谢，中国在运用弹性模型中我们应考虑哪些问题？
麦金农：我很高兴刚才你问这个问题，弹性模型我不喜欢，对于《美元与日元》之中，我们大量谈到美国和日本在70年代经济冲突，在第六章提到两个理论模型，一个是封闭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我们证明说弹性模型结论是适用的，另外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第二个模型则证明说弹性模型是不适用的，大概意思介绍一下，从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都是受到美国强大压力，把日元不断升值，在这之后造成一系列的现象，首先日元的升值显然使日本出口下降，出口比进口相对昂贵，出口减少，但是总体上又有对经济的压抑作用，所以日本人有专门的名词，管这样的现象叫做过高估值的日元或者升值的日元造成经济萎缩现象，我的结论就是在非常开放的经济体下，日本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中，它的汇率的变化会引起出口和进口的变化，出口和进口哪个多哪个少贸易平衡是什么样子是不可预测的。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问题，跟我的博士生乔红商量。
主持：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学家关注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功模式，我们希望两种模式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对阵，我们看到两位货币金融学家空间的一致，所以我们觉得一方面麦教授的横贯东西作为西方的金融学家对于中国经济和货币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关注，以及热情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黄达教授纵贯历史，用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迎接人民币成为国际强币的征程上要保持冷静，保持策略，当然要保持信心，所以最后我想应该感谢韦部长讲的，她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有智慧的高人，谢谢两位先生。
(以上内容为速记稿，最终内容请见明日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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