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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4)”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隆重举行，这是继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成功举办之后又一次中外大师云集的学术盛会。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未来之路：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中国”。
以下为嘉宾演讲实录：
主持：本单元讨论热点问题，转型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我们服务型政府路在何方，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发展大国不仅面临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面临传统农业经济向社会工业的转型，在这当中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才能给好协调因利益结构产生的社会矛盾，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增长，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花大力气研究的重大问题，经济的失败可能由于它做得过多，也可能由于它做得过少，今天我们非常容幸邀请到两位在方面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一定会给大家指点米迷津。一位在苏联计划经济比较经济体系发展研究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在转型经济学领域里面是当之无愧的重要的奠基人，她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赛教授，在台上就坐的另外演讲嘉宾大家非常熟悉，可以说是如雷贯耳，我想最好的介绍只有五个字吴敬琏教授，让我们洗耳恭听两位大师的高论，首先以热烈的掌声先请德赛教授演讲。
德赛：尊敬的大会主办者、尊敬各位贵宾和来自美国的同事们，尤其高兴见到来自人民大学年轻的学生，我们斯坦佛毕业的学生有400人，这么多学生来到这里这超出我的想象也超出我的预计，我希望我给大家做的演讲不为大家失望。因为我研究的领域是转型经济所以我想讲内容和中国发展有非常关系的，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政府到底应该采取哪些相应非常合适的政策，能够避免出现经济过热，避免不得不进行硬着落，刚才蒙代尔教授在刚才演讲中涉及到了这部分内容。我将我的发言按照时间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90年97的情况，第二部分是97到后来，中国发展的情况，97年亚洲发生了金融危机，而中国很成功的避免了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我要研究的这种途径就是要研究一样在97年到90阶段中国决策者采取哪些措施使中国没有影响，这个是不是可以被利用避免出现硬着落。在90年到97阶段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之间政策方面有哪些相同点和不一样，而四小龙受到了经济较大的影响，这些相似之处存在宏观经济层面和结构的因素，中国90到97年宏观经济比较好年均增长10%，中国预算非常平衡，投资占GDP的比例是40%，中国经常帐目下也是保持盈余，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在宏观经济体比较好的，中国的情况要比它们更好，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当时经济中在结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我今天讲一点中国商业银行运行监管的环境监管不够有利，中国商业银行在处理贷款的时候，并没有实现非常好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在中国和相关的亚洲经济体系方面在政策方面存在不同，亚洲体他们没有很好对自己的金融部门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是他们取消了所有对银行进行信贷活动这样的限制，不光在国内的信贷如此，并且对外信贷和商业银行操作活动中也是取消很多限制，97年开始通过利用通货膨胀率来指导自己在货币方面的政策。所以我看来中国作为转型经济由于90年到97年经济表现这么好，所以使中国有机会建立有效的政策的框架更好对自己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当时一些政策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利用利率对经济、金融环境、金融部门进行很好监管，这方面的失误对今天中国领导层在应对当前问题的时候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中国当前面临那些问题，97年到03年中国经济总体上来讲也是增长，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3%，固定资产投资不断高速增长，举个例子钢铁产量从98到03产量增加一倍，从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时间内钢铁的产量翻一番，从通货膨胀区分看看原材料上涨和消费品上涨，原材料上涨的幅度比消费产品价值上涨要大得多。到04年最近情况有恶化的表现，4月份如果我们看一下年均通货膨胀率，4月份3.8这是几年最高的数字。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也持续增长，增长率达到19%，中央银行与此同时采取很多措施，比如说要限制银行在一些不好部门的获得的借款，允许中国企业进行国外企业投资，允许出口上报保留出口获得的外汇收入，在当前局面下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政策，有两种方案，第一是提高利率贷款利率是5.7，第二让人民币升值，可以可以缓解在通货膨胀方面的压力，我想在中国当前情况，中国经济并没有做好准备能够采取这两项政策的任何一项，如果在提升利率方面，它会影响消费活动，从而影响公司资产状况，也会银行资产状况，因为是银行把钱借给了这些公司。尽管现在中国一些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但是现在人们担心如果利率提高，进一步促进银行系统的进一步不稳定，但是如果我们将人民币升值，让很多储户在银行美元的存款转变成人民币的存款，这样给人民币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此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采取一些有选择性的一些控制的措施来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在4月份中国所有银行的储备金率提高7.5%，另外这四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告之说他们要选择减少遏制自己对某些行业的贷款，铝制品行业，钢铁，水泥这些建筑原材料的行业，银行也建议说他们在某些过快投资领域进行投资，可以被转移来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比如说能源相关投资方面，我想中国政府采取有选择性的遏制投资增长措施，使中国经济在04年增长率达到8.5%，使中国进一步治理好自己的整个银行系统，所以我看来如果从市场经济角度讲中国目前实行有选择性相干的控制措施，使中国实现一个很好的软着落，使04年经济运行比较平稳，非常感谢大家。
主持：下面请吴教授演讲。
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因为我论文已经提交给大会了，所以我这里只讲一点要点，这个要点就是讲三个问题了，尽量控制在大会所要求的15分钟以内。我的要点是三点，我的总的题目中国在转型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我讲三个要点。
第一个问题在转型社会矛盾有一个激化的趋向，所以要政府来加以调节。第二个问题想简单地说一下我认为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主要作用。第三个问题是怎么积极地推进政府本身的改革。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的转型实际上包含着两个转型，这两个转型是同时进行的，第一个转型就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实现工业化，第二个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两个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都有激化的趋势，对于第一个转型这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的工业社会，这个转型，在我们的发展经济学这是一个公认的定律，在一个经济学家说所谓就是实现了现代化这个社会是趋向稳定的，但是现代化的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从历史的经验或者发展经济学的文献，这不详细讨论了，另外一个转型，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利益关系的大调整，在利益关系的大调整里面要做到是一种帕累托有效，在某些时期可能是能够做到的，但是长期的保持持有人得到更多而没有任何人失去这不太容易，即使所有人都增加了福利，但是因为有人增加的多，有人增加得少，也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我们改革20多年里，前十年大致上是做到了这一点，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了，可是当时就发生了所谓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到后面十年还有相当多的人没有增加福利，甚至是绝对的减少了福利，比如下岗职工，比如部分农村居民，都出现过这中情况，所以会使得社会矛盾取向尖锐化，比如说我们在后十年里面，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拉开了，甚至相对的差距比改革开始的时候还要大，基尼系数现在的水平大致在0.45到0.5之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这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这就有一个存在矛盾激化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社会的一个拥有强制力量的国家组织，就是政府在协调各种矛盾，推进改革里面，一方面政府有它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政府在缓解，消解社会矛盾上应该起到它的作用。第二政府有什么主要作用，我归结为四点。第一点就是政府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应该运用它的各种资源，来调动来增加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要克服改革的阻力，改革过程是利益大调整的过程，这免不了有处于利益的阻力，还有过去旧的意识形态的阻力，这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加以消除，另外一方面需要组织动员各种推动改革的力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为市场经济准备一个好的环境，刚才两位外国教授都谈到了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为改革为市场经济的运作准备一个好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制中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就是说实现资源的有效配制，它要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对于每一种产品的价格，对于相对价格来说要根据资源的程度由市场决定使得它充分灵活反映各种资源各种产品的稀缺程度，另外一方面要保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也就是要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否则市场机制是没有办法起作用的，政府要为市场的有效运作准备一个预备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是政府的责任。第三建立新的市场经济的各种基础性的设施，其中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法制的环境，现在市场经济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一个法制基础上，要有一个好的法律框架同时要有一个公正的中立的执法系统，第四政府需要在整个转轨过程里面保持社会公正，转轨有一个经济关系的大调整，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转变成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里面保持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政府一方面要在这种利益调整这种产权界定过程里面，要保证机会平等和起点的公正，另外一方面要对弱视群体它们的基本的福利提供保证，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们说政府它有这么重大的责任，而怎么能够履行这个责任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它自身必须改革，为什么必须改革呢？因为这个转变不但意味着社会环境的转变，意味着经济的转变，而且意味着政府职能本身重新界定，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要从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下的有限政府，计划经济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经济生活是在政府控制之下的，所以政府从宏观到微观，从社会到家庭的所有活动，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它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政府要从一个资源的基本配制者，变成一个提供市场运作的外部环境的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我们通常简单话来说就是从一个管理，无所不管的政府变成一个提供社会服务，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政府，那么这个转变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而且它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它不是没有阻力的。在我们的转轨过程中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政府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它掌握了许多的资源，另外掌握了很多的权力，在转轨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够自觉改革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政府，政府工作人员，官员运用这些权力，运用他们掌握的资源来为少部分人谋取利益，比如说权力对于市场干预全力继续保持造成我们在政治经济学里讲的一个寻租行为，产权重新界定过程中有些人可以利用权力把原来的公共财产变成少部分人和个人的财产。第三种情况，如果政府不能转变自己的职能，不能转变成用俗话说的从运动员变成一个裁判员，当它兼有这两重身份的时候，可以利用不完备性让少数接近权力发财，过去十年资本市场发生的故事，对我们一个鲜明的例证，当权力和市场搅在一起的时候出现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政府除了刚才说的要把它自己原来无所不包的权力，要限制这种权力，原来支配所有的资源退到一个政府应该掌握处置的配制的资源这个范围内，自己还要做很多方面的改革。跟刚才德赛教授讲的相关的，我还准备补充一点，就是现在在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许我跟两位教授有不同的地方，我还是认为政府应该主要做真正的宏观调控，现在有这么一种倾向把政府采取一些总量手段进行的调控，比如说通过利率，通过准备金率，通过汇率进行的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说得非常可怕。而把有选择的个别干预认为是我们条件下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调控手段，这样会发生许多问题，我们7月1号就要实施行政许可法了，政府正在努力减少审批，减少没有经过法律程序由行政设立的各种许可，另外一方面又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审批，在我们的条件下完全排除行政手段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有重点，政府还是应该用宏观手段实现软着陆，宏观辅助手段某些行政干预可能性大一点。第一实现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叫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邓小平政治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二上一届政府和本届政府都强调的党政机关要依法行政。第三实行政务公开和取保人民的知情权，这是本届政府强调的。第四是逐步推行由基层向上的直接选举。最后一条就是培育市民社会，提升社会自主能力，最近实施了基金条例，这就是对NGO做规范的一个条例，我就讲这样多。起点公平问题在财产关系界定过程中我认为是要强调的，因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里面已经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原来的公共财产流到个别人手里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老师们能够允许我提出这个问题，要尽量地保持起点的公平，至少希望你们不要强烈反对我想不出来用什么理由要反对。 提问：最近印度经济发展状况非常引人注目，都认为印度可能在短时间内经济发展程度将超过中国，德赛教授对这个问题什么见解，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不同，尤其中印两国在其中的作用？谢谢。
德赛：讨论印度政府在印度作用什么样子，我更愿意讨论俄罗斯政府在俄罗斯作用的样子，我研究的领域从来没有关注印度政府在印度到底发挥什么作用，所以我也不能加以评论，谈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我想政府应该考虑是自己在现有宪法规定框架下，根据自己制定的目标能不能采取政策上的措施和政策上的做法，大家从一个比较泛泛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政府需要考虑政府如何给自己制定一个相应的目标，根据现有的宪法如何推进一系列政策向这个目标努力，俄罗斯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罗斯执行的是选举民主体制，他们有权选举总统和国会的成员，普京是2001年4月担任上总统，他给自己制定的目标就是促进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和消除贫困，在他上任以后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上推动了一系列的政策变化，如改变税制体制，还有土地方面的问题，这方面他采取了很多措施，从经济角度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他们的预算，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出发点就是实现他所制定的两个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
(以上内容为速记稿，最终内容请见明日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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