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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
众所周知，央行将本年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目标设定在17%，但是目前实际上增长却将近20%。在中国经济万马狂奔几乎面临失控的时候，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公开警告不要和央行博弈，造成今后出台更加严厉的政策。
从去年以来，央行对于绞尽脑汁出台的各项货币政策收效甚微一直耿耿于怀，对于是否加息却又左右为难而举棋不定，以至于当眼见现实与理想相背离时，快人快语的吴晓灵“急不择言”。殊不知现在已经不是计划经济年代，微观层面已经不可能乖乖地跟着宏观指挥棒走了。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理论，在理性预期状态下“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政府的政策从长远来说都会被公众的对策抵消。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日前直陈宏观调控的三大“软肋”：第一，利益多元化的情况比过去更加明显，中央与地方看法差别很大；第二，货币政策开始趋紧而财政政策仍然是扩张性的，今年我国要发放1100亿元国债，而加上去年总共1550亿元国债，紧货币松财政必然出现矛盾；第三，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国实行的固定汇率相当程度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执行。王洛林认为今年经济运行不会有大的问题，就算一点儿不做宏观调控，原材料价格这样的投资热情也是难以为继的。他认为近几年来政府的因素越来越大与大量使用国债投资有关，对今后的影响值得研究。
同时，国家为了保证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够继续生存而只能低估利率水平，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传递出的金融信号导致民企投资大量依靠银行的低息贷款。同时只要国有企业问题不彻底解决，为保护其生存的一些非常手段就有必要存在，国家下放权力在先，收回权力在后，因此即使是民企也同样难逃“一抓就死”的命运。
另一些学者担心，此轮宏观调控会伤害到我国正在茁壮成长的民营企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认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当前具有必要性，但需要处理好宏观调控与民营企业发展的关系，防止宏观调控异变为微观调控。高盛亚洲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日前也表示，民企的投资是基于对行业景气的预期和未来利润的判断，而出现整个行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重组成本太高。发改委采取的行政手段整治部分行业的措施，结果可能违背初衷而产生扭曲效应，最终反而演变成“一刀切”，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
在轰轰烈烈的整顿过程中，江苏省铁本钢铁违规项目成为了焦点，“铁本事件”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戴国芳在狱中接受采访时也坦承教训是深刻的，光有热情是不够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企业经营如果未能审时度势，不能准确把握宏观背景的话，在劫难逃也就不冤枉了。目前地方政府已准备接管铁本公司，但是5000多工人和1000多农民的安置以及企业恢复运作的代价看来还尚未可知，也许在新形势下“铁本事件”留下的思考更是意味深长。另外从宏观管理部门的角度，一旦长三角完全建立内循环，产业链在区域内部即可封闭，与东北战役、西部开发等一系列国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是对冲的。
中国经济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3％，中央三令五申而地方却阳奉阴违，地方管理部门为了追求政绩“大干快上”一时间成为了众矢之的，其实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而已。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油荒、煤荒、电荒等能源危机更是由于过去投资不足，规划变鬼话的前提和条块分割的局面都未改变，那让有关部门又如何“落实责任”？另外管理部门对于微观信息并不如企业敏感，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也很可能造成对于经济的调控有心无力。
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形势，虽然部门调控、地方管理以及国企民企都各有各的难处和责任，但是追根溯源却是中国以往改革经验是否能够成为今后指引中国继续前进的模式，至少眼下国内宏观经济中种种现象都显示出原有路径难以为继，国家宏观调控面临版本升级。我看，“中国模式”只是转型国家一种行之有效的过渡模式。中国经济是一种自发的“势”，还不是可控的“力”。中国改革可以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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