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换个视角看大师

　　近日，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博士近日应邀莅临长春，记者有幸近距离地领略了这位经济学家的风采。

　　息息相通的演讲者

　　离斯蒂格利茨开始作学术报告还有40分钟，吉林大学最大的学术报告厅便已座无虚席了，不到500个坐位的报告厅挤进了700多人，门外还有同学在请求进去。

　　斯蒂格利茨的报告以均衡发展战略为主线，阐释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热点问题。很多人在疾笔记录，不时掠过会心的微笑。

　　200多位站着聆听了两个小时的青年学子深深感染了61岁的博士，“为表示我的谢意，我把原定两个小时的报告，再延长半小时。”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斯博士就人们关注的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报告刚刚结束，博士便被学生们团团围住，有的请教问题，有的请他签名留念。博士犹如一位慈祥的长者，面带微笑地满足大家的要求。

　　直抒己见的参观者

　　斯蒂格利茨到长春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一汽。

　　走进宽敞明亮的厂房，望着缓缓流动的卡车总装自动生产线，斯蒂格利茨禁不住感叹：“这就是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的地方，真了不起！”

　　“一汽还生产红旗车吗？官员们还都乘坐红旗车吗？”斯蒂格利茨对眼前的一切充满了好奇。每见到一条生产线，都要问：“这是什么车型？”他不时地向生产线上的工人询问：“您今年多大？”、“您是什么学历？”、“您懂德语吗？”还不时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

　　记者注意到，斯蒂格利茨尤其关注细节：职工的学历，上岗前培训了多长时间；男女职工的退休时间，退休后的生活情况；在生产岗位上的心情如何；零部件中国产件和进口件各占多大比例；生产线采用了哪些先进技术。他甚至连女职工的产假时间都问到了。

　　在一条生产线的轿车尾灯安装工序，斯蒂格利茨问，“那几位工人怎么好像很吃力？”陪同人员回答：“他们刚上岗，还不太熟练。”斯蒂格利茨指着旁边站着的两个人，“那他们是做什么的？”陪同人员说：“是提供技术支持的。”博士又问：“上岗前不是都参加培训了吗？”委婉地暗示了培训不到位可能会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参观马自达生产线时，恰好铃声响起，生产线停了下来，原来是到了上午10分钟的休息时间。斯蒂格利茨直率地说，“人员可以轮换，但不应闲置设备呀！”

　　“他是我见到的观察最细，最敢直言的参观者！”一汽陪同人员说。

　　“在国际经济学界，斯蒂格利茨就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张屹山教授对记者说，作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曾尖锐地指责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关国际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

　　争先求教的学术大师

　　斯蒂格利茨来访的第二天中午，张屹山教授在吉大一间简朴的餐厅举行了一次小型午餐会。进餐前，学校几位中年经济学者与斯博士进行了短暂的学术交流。

　　“这是我校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徐传谌教授。”张教授把一位中年学者介绍给斯蒂格利茨。“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您是研究中国国有经济的专家了！”斯博士高兴地握住徐教授的手，“您的研究得出了什么结论？中国国有经济应当如何改革、发展？”

　　徐传谌教授简要介绍了中国经济学界对此取得的一些共识：中国国有经济规模过大，覆盖面过宽，几乎所有行业一度都是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效率不高，效益不好。有鉴于此，国有经济需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战略调整。

　　“那么要怎样调整？”徐教授说，所谓战略调整就是有进有退，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重组。

　　“‘进’和‘退’的含意是什么？”徐教授作了解释。“在调整、重组过程中，国有企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徐教授解释说，国有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负担重，包括社会负担重，债务负担重，人员负担重等，这为国企改制带来很大困难……

　　为了向这位心仪已久的经济学家求教，徐传谌教授花费不少时间，拟定了好几个问题，未曾料到求教竟然变成了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考试”。

　　“这位是我校数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振全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股市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又一次露出喜不自胜的神情，握住赵教授的手，急切地问道：“您的研究得出了什么结论？”

　　赵教授介绍了中国股市面临的问题，包括国有股减持，以及自己建立的国有股减持的数学模型。

　　“他真的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徐传谌在敬意之中透着惋惜，因为他在午餐开始后，才得到了一个向斯蒂格利茨请教问题的机会。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5月28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