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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而对特权的研究是一个边缘课题，请介绍一下对这一课题写作的缘起及写作背景。
李守庸：对我来说，对特权的研究似乎可以说是一个边缘课题。不过在这里我也可以顺便说一下，我虽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我也从事过政治经济学、经济学说史、《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工作。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对特权的研究，似又不可完全算做一个边缘课题。至于我之所以在十多年前选择和接受这个课题，那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前后，我有机会和现在这本《特权论》的另一位作者、青年历史学者彭敦文博士，常常在一起议论当时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之一“特权”问题，并感到特权按其实质似不应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特权现象又是现实。同时还深深地忧虑，特权现象若不能得到根除，将给社会主义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而据当时我们见闻所及，无论在国内或国外，似尚无专门论述特权问题的有分量的著作问世。这就引起了我们从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的兴趣。在共同拟定写作大纲之后，由我撰写试图从理论上弄清楚什么是特权，特权的起源、分类以及产生与存在的根源等问题的第一篇，和探讨特权与共产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的第三篇，彭敦文博士则撰写从历史的角度考查特权在各阶级对立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发展的第二篇。当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列为正式课题之后，又有幸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我们老少两人便断断续续前后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通力合作，才算把这一块“硬骨头”啃完。书成之后，心中一面如释重负，一面也很有些惴惴不安，深恐书中会出现一些错误的东西，贻误读者。这就只好恳请读者批评与指教了。成书之日，我还写了一首小诗：“烈士撬开长夜天，守成更比创新难；神州但恐重沉陆，十载艰辛写特权。”诗中第二句中的“创新”指新中国的创建，“守成”指坚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首小诗，我认为大体上可以概括地反映《特权论》这部书的写作缘起与背景。
记者：书中对中国当前特权问题的研究，占据了全书1／3的篇幅，这是最触及时弊的内容，也是最引人关注的部分。您在书中提出少数党政干部以权谋私又是当前中国存在的最主要同时也是最严重的特权现象。请问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的主要表现有哪些？
李守庸：当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的特权现象可谓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但归纳而言，大体不外三种，第一是利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第二是资本特权之暂时复苏与发展，第三是封建特权沉渣之泛起；而其中最主要同时也是最严重的则是少数党政干部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特权现象。书中我对后两种特权现象也做了一些探讨，但着重考查和分析的是第一种，也就是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这种特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是以权力介入市场谋取私利；第二是运用职务、职业权力谋取私利；第三是凭借权力谋取生活享受；第四是滥用权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第五是以权力荫庇家属亲友；第六是教育、学术、文艺、出版等文化领域的特权现象。其中凭借权力谋取生活享受也属于以职务或职业权力谋取私利的内容之一，但由于这种特权现象之发生与存在更为普遍，而以权力谋取这种享受的人又往往以各种借口将这种享
受视做理所当然之事，因此我在书中将这种特权现象专列一节予以揭示和分析。
记者：您认为以权谋私特权现象产生与存在的根源是什么？
李守庸：我们认为以权谋私特权现象产生与存在有三个层次的原因。第一是直接原因；第二是体制上的原因；第三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党政干部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公共财产之非公共支配，第二是公共权力之非公共运用。其体制上的原因，从经济体制上看，长期以来中国所实行的全民所有制，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加上长期实行过的计划经济体制，均为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以及公共财产之非公共支配和公共权力之非公共运用这两种弊病得以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这是由于在委托代理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下，任何种类、级别的代理机构，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人组成的；在管理、监督机制不够健全，个人素质尚未达到消除了个人主义、私心这样的水平的条件下，某些人对于手中掌握的公共财产做非公共支配，对于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做非公共运用，而用之以谋取私利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整个社会资源的支配都掌握在各级干部手中，同样是在上述条件下，也就会给某些人提供以权谋私的机会。依据以上分析，即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双轨制”过程中，计划经济这一“轨”中也仍然存在着干部以权谋私的条件。而且即使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下，国家根据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需要，仍须将某些重要资源的配置，置于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这仍然会给某些人留下以权谋私、侵蚀公共财产的空隙。从政治体制上看，各种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不够健全，是使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和上述两种弊病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原因。至于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四：第一是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尚不够健全；第二是国家的法制建设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第三是党政干部和一般公民的素质都还不够高；第四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记者：特权现象的存在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中央为遏制这一现象做出了种种努力，例如针对干部子女经商牟利，和其他营私牟利活动中得到权力庇护的特权现象，中央就曾做出过坚决禁止高干子女经商的决定，但令人忧虑的是，这一类干部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并未就此绝迹，近年来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您在书中提出类似特权现象的清除是可以实现的，这使正直的人们感到了希望。请问：消除特权有哪些途径？
李守庸：我们在书中曾经指出，当前存在的各种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完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予以遏制；如果遏制得力、得法，甚至可望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渐得到基本上消除。而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应当被视为遏制和消除一切特权现象的根本前提。在这一根本前提之下，为了遏制和逐渐消除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必须采取以下各项措施：第一是进一步加强经济体制改革。为此必须做到：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真正做到政企分开；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国有与集体企业内部与外部的监督机制；健全国有与集体企业的领导班子。第二是进一步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为此，必须首先在全国人民和党政干部中，建立和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对各级权力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的认识和信念；在各级人民代表及其所选举产生的常设机构的组成人
员中，建立和强化自己是由人民所选举，代表人民行使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权力的代表的认识与责任感。同时，还必须大力促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面、严格地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各项监督权力；全面加强党的监督作用，包括加强党对人大、行政、公安、检察、司法等机构和部门的监督以及对党组织自身的监督。此外还有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尤其是舆论监督等，都必须进一步加强。第三是健全民主制度，主要包括进一步改进和健全党内外的民主选举制度；理顺党内外权力机构的领导关系；努力在党内外创造自由讨论的环境。第四是加强法制建设。主要包括严格、认真地执行并继续制订与遏制、消除以权谋私的特权现象有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真正做到有罪必罚，同罪同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五是从一般公民和党政干部两个方面提高全民素质。
记者：您认为特权与腐败的存在有着怎样的关系？
李守庸：首先要说明一下，腐败与干部腐败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因此非干部的群众中也可以发生并实际上存在着某些腐败现象，例如吸毒、嫖娼等等。同时党政干部中的腐败现象，也并不全部因特权而产生。例如，有的干部并不需要凭借手中的权力也可以乱搞男女关系。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干部腐败现象的产生与存在，其中的绝大部分，公共权力之滥用（包括公共财产之非公共支配和公共权力之非公共运用），应当是其最直接的原因。换句话说，特权的存在是原因，干部腐败的出现是结果。邓小平同志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经指出过：“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的“主要的弊端”之一；同时又指出，如果不坚决消除这一弊端，“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这里说的是“势必”，于此可见特权与某些干部腐败之间的直接的因果关系。
记者：书中提供了大量的案例来说明为官者乱用权力，对这些为官者本身最后并没有带来好结果。您认为书中提供了哪些当前为官者可资借鉴的教训？
李守庸：我们认为作为一名党政干部，为了在乱用权力、以权谋私这个问题上免蹈前车之覆辙，第一，必须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要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自己执行权力，只是代表人民执行权力。而人民赋予权力，也可以随时收回这种权力。因此必须审慎地运用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使之只用来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而绝不用之以谋一己之私利或小集团之私利。第二，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真正建立“公仆”意识，而彻底纠正和摒弃那种把自己视做“民之父母”（“父母官”）的颠倒了的思想意识。只有在自己思想上树立、强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贪图私利、以权谋私的个人主义私欲才有可能得到遏制以至消除。第三，还必须不断全面提高自己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的素养，使自己具有在金钱、权力、美酒、妇人的物欲、色欲面前，和在亲朋故旧的包围之中，不为所动的刚正不阿的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样才可能在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的浪潮中，力挽狂澜，抵制形形色色的腐朽行为与腐朽思想的侵蚀，做一个党和国家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28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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