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焦点

　　新闻背景：

　　湖北省潜江市一些学生及家长不满教育部门乱收费，在多次向上级反映得不到有效解决后，14名中小学生用一纸行政起诉状将潜江市教育局和物价局告上法庭。5月11日，该市法院已受理此案。这14人分别为该市竹根滩镇前明村小学和竹根滩镇中学学生，年龄最大的15岁在读初二、最小的9岁正读小学三年级。

　　（据5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是谁把14名孩子逼上法庭？

　　是何种力量早早地推着孩子们踏上这条诉讼之路呢？

　　笔者认为，个中原因不外乎有三。首先，是孩子们就读的学校，依然是阳奉阴违。他们漠视《义务教育法》及“一费制”的有关规定，继续变着“戏法”的吃教育这块“肥肉”。时下，学校的教育资源尤其是一些好的学校稀缺，学校充当着继续走俏的卖方市场。纵然有《义条教育法》和“一费制”的紧箍咒悬在头顶，学校也难抵诱惑，变换着嘴形一路狂“吃”。

　　第二，教育和物价主管部门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了学校乱收费歪风日盛。就拿潜江市教育局来说吧，这么几家学校都存在乱收费现象，学生和家长已反映多次，可他们就是稳得起，不买账。明知学校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却偏偏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惟一能找到理由解释的就是，要么是主管部们与学校上行下效，共同打造“利益”链条；要么是主管部门失职，当承担相关责任。

　　第三，作为义务教育的“守夜人”的当地政府，认识和工作上存在失误。学校是不是在巧设名目赚学生的钱？教育主管部门是不是“闭着眼睛”管理，那当地政府咋就没有“痛斥”或过问呢？这与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热衷于提教育“产业化”不无关系。一些当地政府就是希望通过产业化来解决教育经费之不足，减少对教育的拨款。这实质上是为卸包袱，而让学校自谋生路。这也是当地政府一再目睹学校乱收费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失责而没任何“表情”根本原因。

　　就是这个教育产业化的“怪胎”，助长了学校乱收费。尽管前不久教育部称政府从来没有提过教育产业化的口号，而时下我国教育的现状，正向商业化发展，以赚钱和赢利为目的。而现在的“重点学校”实际上变成了“贵族学校”，“名校”创办的“校中校”，利用原校的资源扩大招生，高额收费，使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家庭难以承受。这些都危及到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贫苦地区的中小学生因交不起高额的教育费用，被拦在义务教育的门外，不得不含恨回家。

　　可见，不彻底根治这个“怪胎”，即使这14名孩子打赢了这场官司，学校退还了乱收的费用，甚至该市教育局和物价局取消原来的收费规定而制定出新的不乱费制度来，我看还是无法推行，到时孩子和家长们心中这块永远的痛还将存在。学校那张吃“肉”的嘴巴在不久的将来又会张过来。

　　《中国经济时报》

　　14名学生给我们上了一课

　　按照国家规定，“从2003年春季开始，教辅材料一律不准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发行部门不得向学校征订或随教材搭售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按潜江市的做法，每年即可收取500多万元。由潜江市教科所编写的一份刊物，本在整顿停办之列，却要求学生非买不可，且现在的价格比以前翻了一倍。还有，“村小学本来没有英语教师，但学生们年年都交英语课本的钱，学生们既没得到英语课本，更没有上英语课”。

　　如此强行征订、违规收费，无疑大大加重了当地中小学生家庭的负担。一级政府部门可以置国家规定于不顾，明知故犯，我们不禁要问：政令的权威何在？是什么给了违规者如此胆量？

　　14名中小学生在其代理人的帮助与支持下，将政府部门告上法庭，可以想见，他们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此前在一些地方，某些人之所以总把中小学生当成“摇钱树”，大肆违规收费，也许他们认定“小孩子不懂什么”，“掀不起什么大浪”。而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中小学生也一贯被认为应该是听话的、服从学校和老师的被管理者，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理应有居高临下、说一不二的权威。

　　因此，14名中小学生状告教育局、物价局之举，可以说是给我们大人上了一课。因为很多时候，作为成人，我们中的一些人反而习惯于息事宁人，甚至逆来顺受，反而缺少现代社会合格公民应该具备的权利意识。

　　不再保持沉默，坚定主张自身权益，14名中小学生的举动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我们相信，此举经媒体报道后，某些视国家规定如一纸空文者，将可能有所收敛；而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的深层期待。因为，只有当各级政府部门都自觉依法行政的时候，本应安心坐在课堂的这些中小学生，才不会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承受不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的诉讼之累。

　　《工人日报》

　　《市场报》 (2004年05月28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