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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益广
以洗衣机为其主打产品的宁波科飞电器有限公司，最近输掉了一个让全厂职工都想不明白的官司。本是与一家长期合作伙伴的经济纠纷，却蓦地冒出一个不曾谋面的第三者与其法庭较量，还眼睁睁地被“赢”走了不曾发生的100万元欠款。而这一切均源自一份让宁波科飞公司蒙在鼓里的“转款协议”。
为弄清这“第三者”的来由，记者首先了解了当事的“原配”。
宁波科飞电器有限公司和湖州永昌电器有限公司，原是一对十分友好的业务合作伙伴，湖州永昌公司长期向生产洗衣机的宁波科飞提供适用洗衣机配套的各种型号的电机，每年交易金额上千万元。合作中，两家“情投意合”，关系稳定，从未发生过摩擦。不料2002年9月的一场大火，让宁波科飞公司损失惨重，遂停止生产。湖州永昌公司也就停止了供货。但按照双方的供货合同，永昌公司还有100万元的电机产品“铺底价”在科飞公司，作为电机3年三保责任的质量保证金，此外还有60多万元的货款余款未结清。科飞公司法人沈如君董事长告诉记者，永昌公司担心他们受灾后“还不起钱”，急于与其“结账分手”，但是永昌公司的部分电机存在一些质量问题，不断有退货的情况发生。考虑到合作双方长期友好的关系，宁波科飞还是答应他们先结清货款余款60多万元，那100万元“铺底价”当在3年质保期满后归还。或者双方签订一份3年电机质量保证协议，科飞可以基本满足湖州永昌的要求。结果，双方的意见未取得一致。
2003年3月28日，科飞公司突然得知自己被从无业务往来的无锡市鑫园钢管有限公司告上法庭，其诉讼理由是科飞公司欠鑫园公司货款160多万元，到期未还。莫名其妙的科飞公司此时才发现无锡鑫园公司向法庭出具的凭证，竟然是2003年2月25日由宁波科飞公司、湖州永昌公司和无锡鑫园公司三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这份协议的主旨是将科飞公司结欠永昌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了鑫园公司，并约定了还款期限。
科飞公司的人感觉自己很冤枉。该公司办公室计主任对记者说，他们从未见过这份转款协议，更没签过这份协议，与这位所谓的原告素不相识，更无业务往来，如何就成了“冤家”，实在蹊跷。记者看到了那份复印的协议书，是手书在印有宁波科飞公司抬头的信笺上，协议下方盖有湖州永昌公司和无锡鑫园公司的法人章，而惟独科飞公司盖的是该公司供应部的章。协议转款三方都没有人签字。计主任说，他们公司一致认为这是一份假造的协议，因为公司里没有人参与这份协议的拟订和签字，那枚部门的印章一定是有人偷盖的。况且这所谓的协议只有原告一家有原件。科飞公司连复印件都未见过。
为了弄清是谁起草的这份协议书，记者首先电话联系湖州永昌公司，结果均被告知有关负责人出差不在而拒绝采访，记者以后数次电话均无人接听。5月14日，记者前往无锡鑫园公司要求采访有关负责人，结果同样遭到拒绝。无奈之余，记者只好拨通了无锡鑫园公司一审代理无锡普合律师事务所和二审无锡惠山区金城法律服务所电话，结果意外发现二所只是“挂名”代理，都未参与庭审，不便说话。据了解，三方的转款协议是由自称是无锡鑫园的法律顾问张卫星一手起草的。二审时，这位张顾问自述自己亲自去宁波科飞公司供应部协商后认可的，并由供应部的一位女同志盖的章。当无锡市中院出示由宁波科飞向法院提供的包括供应部的10个工作人员的照片让张卫星辨认时，经过反复识辨，他最终也未指认出参与协议的签订者。为了弄清事实真相，5月25日，记者好不容易找到张卫星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张卫星对记者提出关于此案的一切问题，都拒绝回答。
4月19日，无锡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责令宁波科飞公司在判决生效后立即给付160多万元欠款。记者在准备发稿之前得知，宁波科飞公司不服此判决，5月17日已向无锡市法院提出抗诉，无锡市检察院目前已参与此案的调查。
记者采访了南京东南大学法律系张马林讲师，他认为，协议书作合同的一种形式原则上应由单位盖公章或法定代表等受企业委托的人员签字才能生效。企业的内部部门需在职权范围内才能代表企业对外进行意思表示。就本案而言，无锡中院适用的是“表见代理”的判决理由，由主张该代理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即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科飞公司欲推翻原判决需重新以充分的证据证实已加盖的部门印章系越权，不是企业真实意思表示，而与此同时对方当事人应当注意这其中的瑕疵。让科飞公司飞财的“第三者”究竟是否经得起抗诉的考验，本报将予以关注。
《市场报》 (2004年05月28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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