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申亚：彰显城市个性

　　赵灵敏(广州)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主办权效应”不断放大之后，“盛会改变城市”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定论。而对目前正在申亚的广州来说，运动会带来的好处早已实实在在：

　　1986年广州为举办六运会，建造了天河体育中心，以此为依托的开发带动天河区成 为新的城市中心地带；而2001年九运会在广州的成功举办，更让地铁一号线、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广州新体育场等成为了广州城市辐射力和发展空间的强有力的支撑。于是，“以亚运会为契机经营广州，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实力，强化广州作为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成为了广州人的共识。

　　但要使广州在目前异常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凸显出来，广州所要做的，将不仅仅是建造高楼大厦和霓虹立交，甚至也不只是对某一产业链的培养和建设，而更应是对自身个性的识别、认同和强化。

　　城市经营的误区

　　在国内，对经营城市的重视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针对一些城市没有自己的风格、卫生状况不佳、城市中心建有工厂、污染严重、绿地面积过少、城市建筑风格和外景不协调、道路交通混乱等状况，一些人提出城市是“三分建设、七分管理、十分经营”，主张要有经营城市的意识，对此进行改观。这方面最成功是大连。凭借整治城市环境、建草地、修广场、搞服装节、举办展览会等一系列举措和出色的包装和推广手段，大连引起了世界的注意，引进了许多外资。当时大连开发区的发展仅次于浦东，形成了一股全国城市学大连的潮流。尽管现在来看，这些手段是再平常不过了，但在当时，成效非常显著。

　　近20年来，中国城市发展之迅速、质量之高、影响之大，超过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也在同时制造出了中国城市发展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趋同。　

　　目标趋同。到目前为止，全国有182个城市宣布要建国际大都市；南方有一个县级市竟然提出要在最近几年建成国际贸易中心；昆明要投资2000多亿元，建设“东方日内瓦”；南京投资1080亿元，建设金陵古城；浙江计划投资2665亿元用于几大城市基础建设；济南计划到2007年，投资1360亿元建设泉城；南昌经济并不发达，但也提出投资100亿元用于现城改造；重庆市公布，仅建渝中半岛城市形象工程，就规划投入200亿元；浙江绍兴打造国际纺织中心，在10年内要计划投资1000亿元；广东打造大佛山，一个地级市未来几年也要投资千亿元以上。按照某些数字估算，从目前开始，我国未来20年内至少要建1000万人口的城市20座，或100万人口的城市200座。而联合国统计公布，到2000年12月，全世界100万人口的城市才有341座。国际范围内可称为全球城市、国际都市、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数目，不过为49个。显然，从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在20年内达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

　　功能重复。不少城市近年来经历几大浪潮，开发区热、大商场热、广场热、步行街热、超高建筑热、商务区热，出现了楼越盖越高、广场越来越大、步行街越来越长的趋势，演化的结果是城市功能的重复浪费。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兴起了“卖地风”，动辄就是成千上万亩，连片开发的大型楼盘、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学城、开发区、小城镇等，用地量都到了惊人的地步。有的地方政府向土地管理部门直接下达年度土地出让指标，以求完成财政创收任务。我国目前沿海14个省市的实际占用耕地都突破了规划指标，其中有的城市2010年的建设用地指标在2001年已基本用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大规模拆迁，一方面获得大量廉价土地，另一方面“制造”出大量的房屋需求者，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　

　　产业同构。信息产业、生物医药、高新技术、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等行业已成为不少城市的首选目标，继上世纪 80年代出现的纺织、家电、石化、汽车等支柱产业后，新一轮产业同构格局已经出现。产业竞争是必要的，但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过度竞争则绝对有害。

　　形象单一。在纽约、东京、悉尼存在的玻璃幕墙高层建筑、成片的草皮广场、音乐喷泉、在中国的城市无声无息地出现，千城一面，使人在很多时候已经分不清身在哪座城市。

　　城市趋同不可避免？

　　著名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曾在《国家营销》一书中提出了“地区营销”的概念，对各国的国家战略和地区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特勒认为，“没有哪条发展道路是最好的，通过分析每条发展道路的优劣，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最合理的道路。”

　　他举了泰国普济的例子：它拥有世界上部分最美丽的海滩，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这些人来自不同国家、年龄迥异、收入水平不一，有年轻的背包客、团体旅行者、蜜月情侣、家庭度假者等，而这些游客中始终有一群国外的软件程序员来此地度过他们的闲暇时段。于是，城市的规划者决定吸引他们落户普济，以帮助兴起地方的又一产业——软件与电子商务。类似在已有的目标群体(度假者)和工商类的目标群体(如信息产业工作者)之间形成一个嫁接，则构成了可进一步开发的一个高端目标市场。科特勒的“营销”理念显然是宏观的，是指一个地区通过筹划而突出自己的特点，使自己因与众不同而具备竞争力，整体推销自己的优势。他强调的是一个城市因地制宜地突出和强化自身特色的能力。

　　如果说国际营销大师的观点是对目前日趋严重的城市趋同现象在学理上的间接否定的话，许多人对这一现象的抨击和责难则是毫不留情的。这方面最新、最严厉的声音来自著名德籍台湾学者龙应台：今年4月中旬，龙应台在访问成都之后发出了“失去成都”的感慨，认为“成都已经不是成都了”，“和我去过的其他城市没有区别，拆得非常彻底，不是成都失去了我，而是我失去了成都。”“现在的成都，看起来像一个百分之百的新兴城市。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它看起来相当不错；街道铺面、河岸工程、河水整治以及交通状况，都可以。但成都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过去、没有性格的新兴城市吗？深圳可以这样，但是拥有三星堆、金沙、诸葛亮、杜甫、陆游、黄庭坚的成都，甘心这样吗？”

　　龙应台认为，对老城区的保护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是不矛盾的，“保留老屋就代表生活不方便？没这回事。没有人说，文化保存就是老房子里一成不变；内部本来就是应该现代化的，抽水马桶、污水处理，技术上根本不是难事。没有钱？我不相信。想不想做而已。老区保存，是长期的投资、深沉的扎根。” 她还认为，成都所呈现的种种问题，“与其说是成都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整体的问题”，“中国人对现代化有个误会，以为现代化就是把我变成巴黎、威尼斯。可它们是保留古城，新的部分往外扩展，我们在抄别人时，不是抄老城，而是抄新的像超级市场的那种文化，抄错了。”

　　龙应台的诘难遭到了著名建筑学家刘家锟的驳斥，他认为，为了保存美学表象，不进行旧城改造，而让居民生活在没有马桶、人均不足3平方米的老宅里，才是不人道的。相较于刘家锟在现场的直截了当，远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的李郇博士则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城市的面貌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一个城市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牺牲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去保持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学意象，来满足和迎合住在现代化城市里的人的那种怀旧情绪和在一些人心目中存在了几十年的老城市形象。

　　李郇博士认为，巴黎、纽约等世界性的城市，他们已经完成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处于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上，可以把眼光更多地放在经营城市特点、保留老的城市风貌上。而广州、成都等大部分中国城市则是处于成长阶段的城市，这类城市最迫切的需要是吸引资金，增强经济实力。为实现这一目的，城市要发展基础设施，要修路，建立交桥；要吸引人才，扩大教育规模，要建大学城，要整治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面貌的趋同也成了政府适应市场规律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坚持保留原有城市特色，资金和人才就会跑到别的城市里，这时，市民又该怪政府无能了。所以，城市趋同是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不趋同反倒违反了市场规律。

　　以上两种观点的交锋还在继续，然而，不管学理上孰是孰非，城市趋同在实践上似乎已经不可遏止：推土机夜以继日地在城市里轰鸣，老房子成片地被推倒，市政官员们忙着商讨新的旧城改造方案，现代化建筑会在几十天里拔地而起，而市民们对城市的基本要求仍然是交通上的便捷和居住上的舒适。在城市外在的趋同已经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又怎样去在追求特色的城市竞争中胜出呢？

　　答案似乎只有一个：发掘城市的内在个性。

　　在申亚中突出广州的个性

　　申亚是广州吸引世界眼球、带动世界对它的认识的重大机遇，那么，当世界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广州时，广州拿什么来满足这种期待呢？肯定不光是楼房的海拔和街道的宽度，而应是广州在几千年发展历程中沉淀下来的最本真的东西：俗世自乐、强调平等的市民心态、海纳百川、重利富民的商业精神和服务意识明确、操作得当的高效政府。

　　对许多初来乍到广州的人来说，广州可能让他们失望：没有那些充满王侯将相印迹的恢宏宫殿，也没有尽显现代政府主导意志的摩天景观，有一些脏、一些乱。但对那些久住广州的人来说，这背后隐藏着的浓郁的生活气息才是广州最吸引人的地方。在这里，只要是顾客，哪怕口袋只有10块钱，买9块钱的东西也可以享受上帝的服务。在这里，你可以丰俭由人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任何东西，而不会受白眼，你尊重对方，对方也会尊重你。在这里，人们愿意去理解和吸纳任何异质的东西，咿呀难解的粤语，因此没有成为广州吸纳最多外来人口的障碍。在这里，穷也好，富也好，人们都有一颗平常心。但凡带着点儿等级标识的玩意儿到这儿，都被平民化的广州摘刺拔毛了。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在90年代大唱怀旧歌曲，一时间大街小巷重新飘扬起《东方红》的旋律，广东人却没有卷入这个热潮。北京的文化人为浸漫了过去时光的四合院日益减少而痛心疾首，广东的文化人却很少为南国特色骑楼的日渐消失而大声疾呼。当北京街头冒出许多“知青”饭店，许多过来人大谈黑土地上的经历时，广东的老知青们也搞了一两个活动，却没有多大回响。向前看得多一些，因此具有了更多的开放性、兼容性和现代性。

　　历史上偏处一隅、远离中央集权的地域特征和海禁未禁、万国商人云集的历史渊源，使广州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和开阔的胸襟。当改革开放的春风乍起，第一批外商踏上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在这里获取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但是广东人并不嫉妒，他们创造了一种思维模式：只要自己能赚钱，不怕别人赚大钱。因而，他们不在乎与香港前店后厂的关系，在经济上采取实用主义立场，这是广州能在经济上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原因。有批评说，广东人会生孩子，却不会取名字。意思是说广东善于创新，却不长于理论总结。但李郇博士却认为，广州商业文化的最大特色就是“干中学”、“小步快跑”，在这其中不断地模仿、学习和改进，这种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滚动性规划和局部性修正，比较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

　　务实的市民和低调的商业文化，造就的是求真务实的服务型政府。这一点从此次广州在接待申亚考察评估团的本色作风就可见一斑：不封路、不戒严、不动用大批警察、不回避问题、尽量不扰民，向考察团展现一个真实的广州。这种务实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广州城市发展目标的制订上。没有耳熟能详的“建设国际大都市”之类的豪言壮语，广州的提法是“两个适宜”：适宜创业发展和适宜生活居住，并明确把它写进“十五”计划。这其中贯穿始终的，就是以市民利益为归依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心态。近年广州先后荣获“国际花园城市”、“国际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等称号，应该说是这种心态下的一种必然结果。与这种心态相辅相成的是，广州的人大代表是全国最大胆、最有参政意识和热情的，2000年被中国法学界称为“广州现象”的事例就是典型表现：是年在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7天会期出现8个质询案，质询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500多名广州市人大代表当政议政，以致广州有的报刊兴奋地打出这样的标题——《人大代表站起来了》。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广州的市场秩序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政府强力调控下的有序向政府开放下的有序的转变，政府开始采取供给性导向，注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空间而不再亲自操刀上阵了。

　　这三力并发，使广州呈现出国内最为成熟的市民社会形态：政府低调，社会开始自我管理；商业精神和“爱拼就会赢”的成熟心态，使得这里的整个社会运作有了市场选择的指向；虽有贫富差距，却能尽量避免权势对社会的割裂；城市虽然略显拥挤，身处其中的人，却内心开阔，自有主张。这些，也许正是广州在从申亚到正式举办亚运会的6年时间里所要着力去呵护和强化的。

　　城市作为人类改造自然最深刻、最显活力的地方，也是矛盾最多最激烈的地方。促进城市社会财富的增长，改善城市的环境，创造最佳的人居条件，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代表了当今城市发展的时代潮流。也就是说，经营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城市的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著名的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过：“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这一点，应当成为广州在申亚中经营城市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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