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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钊
许多人一看到说“中国人如何”，心态平和的便要皱皱眉头，而若是“愤青”便会破口大骂。当然，这说“中国人如何”一定是说短处，倘要说中国人好，便会同一些人接红包、拿回扣一样欣然而受的，比如说“中国人都是正人君子”。
我得到这经验，一面是自己亲领过别人的教训。先前写过几篇谈“中国人”的文章，便得了“别动不动就一网打尽，你不是中国人？”的反问，自然，这责问是力道很足的；一面是看到了别人的体会。在最近一期的《杂文选刊》上，金敬迈先生著文说，《丑陋的中国人》刚传过来时，“一位负责人气急败坏地说：什么丑陋的中国人？要丑陋你们丑陋，我不丑陋。”
之所以还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这个题目，是因为写“中国人”其实并非就是指十三亿的全部，再就是要说的问题实在是在许多人身上可见，图个方便罢了。
前些天在一家快餐店吃饭，边吃边看店里的服务员干活。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急急忙忙地去开卧式冰箱的盖子取肉，没注意上面放了一只盛着剥了皮的蒜瓣的碗，结果是盖子一掀，蒜瓣满地。小伙子慌张起来，立即俯身去捡。但他弯腰捡蒜的时候，却是边捡边用眼去看站在大厅另一头的老板。当他发现老板并未发现他的过失时，便撂下捡了一半的蒜瓣，取了肉径直走了。而那被捡起来的蒜瓣又放回了原处，虽然那蒜瓣刚刚洗过了一次泥土浴，但很快就会进了食客的胃囊的，因为谁也没有发现。
依照现在的观点，小伙子的行为是不能说成是对资本家的无声反抗的革命行动了罢。我想，大概他也没有这样想，他所想的可能是，只要老板没有看见，不受到训斥，就等于那事情没有发生，或者那过失便不是他造成的。而支撑他这想法的意念，则是“我是在为老板打工的，只要老板不说什么便好，什么敬业呀、责任呀、尽职呀，都是不必想的”。总之，小伙子虽是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但心里却觉得自己的所为是在为“上者”所为。
这样一想，便会发现这倒也是许多人做事的共同守则。一伙人只要在一起共同做事，总是会有一个主事者的，而这个主事者在人际关系层次上便是上位者，比如行政机构里的各级长官，企业里的各层主管等。而人只要有了层次的上下之分，下位者便凡事总想着上位者心里是什么意思，揣度着“上意”而为，上边喜欢的多做，不喜的少做或不做，有了过失便千方百计地进行隐瞒。记得《杂文报》曾发过一篇《领导的事无私事》的文章，说是只要做了领导，就是让手下人去打扫自己的厨房也是公事，而且还是只有亲信才能做得上的事。一些人的心态便如同袭人，服侍贾母时心里只有老祖宗，到跟了宝玉，心眼里便又只有宝二爷了。这种“惟上性格”的结果，就是做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做工粗糙，或者是绣花枕头，更常常是缺斤少两、漏洞百出，或者干脆就是银样蜡枪头。对此，凡对生活还有些敏感的人，大概已是深有感受的了。
有着这样的性格，说得轻一点是缺少独立的人格和责任，重一点则是精神上的奴才。袭人那样做，是因为她就是奴才，连活着的权力也捏在人家的手里。但现代人却是做了几十年的“国家的主人”了。几十年间总该找到一点“当家作主”的感觉罢？所以我想，在经济放开的新时代里，人们仍保有着这“惟上性格”，一定是这个社会里还存在着促生和保养这东西的养料，比如在文化教养和机制构成等方面。
也许，这一篇说“中国人”的短文又会引来更多的白眼和斥骂，但我还是希望着人们在骂过之后还能想一想，这是否是确实的存在，这存在是否需要改变，又该如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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