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阻碍了公众责任保险发展

　　熊鹰

　　积极预防、加强整改、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固然重要，引入风险分摊机制，由业主、经营者、组织者和保险公司共同编织一张公众安全“保险网”更为必要，这不仅是业主、经营管理者、活动组织者对民众、消费者负责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法律赋予的义务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责任保险的推行，以保障公民和消费者在公众场所的安全和权益。从最早的188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开办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到现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众责任保险已经开办了100多年，这些险种不仅已被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同时也早就列入了法定保险的范畴。

　　在中国香港，政府出资为各类学校缴纳保险费，投保学校公众责任保险；每宗事故的最高保额为750万港元，而索赔次数则不作限制。

　　而在世界一些发达国家，责任保险费收入一般占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20%以上，其中美国的各种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占非寿险业务的40%至50%，欧洲一些国家的责任保险费收入占整个非寿险保费收入的30%以上，日本等国家的责任险保费收入约占非寿险保费收入的25%至30%。

　　中国责任保险虽然起步较晚，但国家对公众责任保险的发展还是比较重视的，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要求外，199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1995）11号文件和公安部《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以及1995年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公安部《消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都已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都必须参加火灾和公众责任保险。”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险种的发展却很不理想。据《中国消费者报》分别对北京、兰州、郑州、深圳、武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型商场和娱乐场所调查分析，除极个别单位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外，90%以上的经营者对投保公众责任保险不感兴趣。

　　据国家保监会统计，从2001年至2003年4月底，保监会共受理各保险公司备案的各类责任保险253个，责任范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2002年，全国责任保险保费收入36亿元，占财产保费收入4.6%，2003年上半年，各中资保险公司承保各类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18.5亿元，同比增长11.4%，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4%左右。基本上是徘徊式增长。

　　正是由于公众责任保险发展滞后，每当发生重大灾害和安全、意外事故之后，本应在处理应急措施中充分发挥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保险公司理应在事故救助、善后处理、经济补偿等方面大显身手，但却显得非常尴尬和无奈。

　　京郊密虹公园“2·5”踩踏惨剧发生后，除几家寿险公司及时对几名平时购买个人意外伤害保险的死伤者给予赔偿外，而对大多数死伤者则“有力使不上”。去年川东开县发生“12·23”特大井喷事故，为补偿因毒气泄漏而造成周边群众无辜死伤和财产损失，事故直接责任人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东钻探公司仅首期支付赔款就高达3300多万元。这无疑将企业拖入了效益的深渊，倘若钻探公司事前投保了公众责任保险，如此巨大的赔偿负担无疑将由保险公司全额承担。

　　2000年12月25日，河南洛阳东都商厦的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在事故单位无力处理善后工作和对死伤者给予经济补偿的情况下，洛阳市政府被迫“挺身而出”，并在自身财政状况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自筹和向社会募捐等办法，及时筹措资金数百万元，才勉强解决了火灾的善后问题。

　　而在国外，一旦发生重大灾害或意外事故，政府在善后方面虽然也有协调作用，但具体的损失金额、赔偿对象和种种具体善后掏钱，一般都由保险公司承担。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保险系主任孙祁详教授认为，目前中国发生灾害事故后的善后工作由政府“铁肩担道义”的局面，也凸现出中国公众责任保险的空白和对公共安全运用市场手段介入的呼唤。

　　业内专家认为，阻碍公众责任保险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主要原因在以下四个方面：

　　自今年5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出台了《解释》，使法院在审理人身损害案件时有规可依，但具体的赔偿标准还不明细。首先，国家保护民事责任受害方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民事赔偿责任的法律界定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中国广大消费者和民众的法律意识和侵权后的维权意识还不强，发生民事损害纠纷时，一些受害者因种种原因放弃索赔而“自认倒霉”，从而丧失了应有的补偿权益；责任保险的作用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识，社会各界对责任保险不了解，业主、经营管理者、公共活动组织者没有很好地运用保险管理风险和转嫁风险的保障机制和手段；与传统的财产保险相比，公众责任保险不仅标的分散，保费低廉，而且风险大。在技术、管理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较高，因此，保险公司对发展公众责任保险的兴趣自然就不大，积极性也不高。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5月26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