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卫平作客新浪聊天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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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25日 16:11 新浪财经 |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论坛即将开幕之际,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卫平作客新浪,与广大网友畅谈中国经济的几个热点问题。 以下为聊天实录: 大家好! 2004年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论坛即将开幕 韩燕(主持人):黄老师,5月30号,中国人民大学将举办2004年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论坛,它的主题是“未来之路与全球经济”,您是本次论坛的评论学者之一,请你简要介绍一下本次论坛的内容?以及它对经济学科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黄卫平: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未来之路、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中国。实际上,这个论坛人民大学是年年都举办的,主题年年都换,总是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这样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来展开。中国入世已经2年多了,同时,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不断的上升。比如从总体上看中国现在经济列世界第六,进出口排世界第三。 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因为需求扩大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某种程度上,对于世界经济有很正面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召开这样一个社科论坛。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好象鸟之两翼,可以推动这个世界的向前发展,这个发展方向确实需要发展社会科学来引领。这证明社会科学有它相应的价值观,可以解决怎么做的问题。而且,只有社会科学才能指引发展的方向。比如说对还是不对,价值判断的问题等等。这样社科论坛实际就是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间,尽量能够向所有的听众,表述未来中国发展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的取舍。这次是社科论坛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重量级的学者评论中国经济、世界经济的过去、未来。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国应该走向哪个方向,走向哪个方向会有什么重大影响,我想这个论坛的意义可能就在于此。 加入世贸与中国经济 刘春生(主持人):中国现在已经加入WTO两年多了,这两年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和收益有怎样的对比呢? 黄卫平:回顾这两年多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在当初中国入世之前,人们预料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但是当时忽视的东西现在却不断的在发生,这就需要用今天的眼光对入世本身做一个恰当的评论。比如,在入世之前人人都说中国汽车工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入世两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汽车工业在冲击中间不但没有击垮,反而是高速度的发展,这和过去的预料似乎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在入世之前人们似乎预计中国的进出口将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出口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甚至有人讲4%-5%已经是相当不错,但是入世两年多的实际情况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出口极其快速的发展着,同时我们的进口在结构方面、在速度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改变。中国出口对世界做着贡献,中国的进口同样对世界做着贡献,正是因为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才使得我们周边的经济体获得了比较好的经济发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从一个比较困难的局面,终于走出来了,在这样情况下中国入世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本身有巨大的刺激作用,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对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也有很好的正面效果。 但是,恰恰是很多问题我们在入世之前的预计有出入,所以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这两年,出口方面,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过去没有考虑到的障碍,像绿色壁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TBTPS,也由于市场地位没有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同,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发生了贸易冲突,中国似乎处在相当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凸显出一个问题,中国过去在我们高等教育培养人才这方面,适应经济全球化,适应WTO入世以后发生的新情况,因此在人才培养这方面也凸显出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一方面中国经济极大的受惠于入世,包括世界经济,尤其是周边的经济体的经济均受惠于中国的入世。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过去我们未曾预料我的困难,这也给我们在前进必须不断克服这样的经济以达到我们新的经济发展。 应该这样说从下一步的发展看,中国入世带给中国经济的助推力应该还能够进一步的展现出来。 韩燕(主持人):前一段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讨论的呼声比较大,不管是美国还是周边地区都要求人民币升值,近来这种呼声要稍微小一些,但是并不是这个问题不存在。作为一名资深经济学教授,以您看人民币现在是不是应该升值,现在时机是否成熟。 黄卫平:一个国家的货币是这个国家经济情况的总体反映,我们国家的货币实际上从过去的高估,逐渐变成低估。中间有一个插曲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在汇率本身的确定以及汇率制度的改革方面就有了一个不同过去的方式,如果纯粹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应该讲人民币的汇率未来的方向是市场供求在很大程度左右这个人民币的升、降,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汇率要受到冲击,所以我们相当长时期保持一种汇率,从现在来看这种稳定一方面对于中国经济有着很正面的促进作用,同时对于稳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本身的稳定也有着很正面的作用。但是不能因为有这种冲击,我们就永远的采取这样一种汇率制。 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变化,恐怕人民币汇率的确定也会有相应的发展。比如说可能我们汇率允许浮动的幅度会加大,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其他货币对于人民币的影响予以相应的调整。 前一阶段人们提出人民币需要再定值。这个情况是有各种背景,随着进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比如物价有一点攀升,同时我们的经济总体比过去应该说有一点热,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出口出现了相应的逆差,在这个时候对于人民币本身升值的压力得到了相应的舒缓。但是不能说这个舒缓就使得人民币汇率以及汇率制度进一步的改革放慢速度,我们现在已经提出六年以后逐渐逐渐开放我们的资本帐户,我们是96年承认了国际货币组织第八款条款,如果6年以后我们逐渐的、有序的把资本帐户开放,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民币有序、深化改革的过程,这一方面会有利于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有利于我们本地区、周边国家、周边经济体乃至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刘春生(主持人):你刚才讲到人民币的升值压力由于中国一部分进出口逆差给抵消了,这个情况是出现2004年第一季度,有关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黄卫平:如果从一个经济体对内、对外同时必须达到均衡这个角度,才能有很顺利的发展来看的话,我们过去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同时有着一个巨大的资本金额,这两项就使我们外汇储备有很大的增加,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确实也是在宏观经济这方面产生了一定的不平衡的情况。比如讲我们储蓄本身已经出现存差的情况下,当你的外汇储备极大的提高,就逼着储蓄不得不进一步的增长,因为有外汇暂缓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整个经济宏观平衡进一步受到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新一代领导全面主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间,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的经济正在逐步逐步向一种同时达到对内,又要达到对外均衡的方向在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本身又出现了再重工业化的倾向,就使得整个需求方面,尤其是投资需求方面出现了和过去全然不同的局面,能够看到的是比如说电力的紧张,能源的紧张,某些原材料的紧张,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物价的上涨。可在与此同时又发现,最终水准并没有跟上,这就给我们需要增加的调整出现了一些变数,在这些变数出现的情况目前看提出了再次软着陆的说法,我想再次软着陆比过去的软着陆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过去很长时间我们讲着陆、着陆,实际是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出现的情况,调节的空间相对有限,今天至少是在一种相对过剩的环境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这样空间就比较大,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总体感觉这次的调整应该讲比过去从某种角度上可能会做的更好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间,对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是越来越大,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相应的结构性调整,甚至某种程度上是着陆性的调整,很可能对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的出口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这样情况下中国的调整不仅仅是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甚至于对地区经济、乃至于世界经济都有一定影响。我们需要在调整的时候既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又要考虑到世界经济的格局。 中国经济发展必然趋势 韩燕(主持人):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然而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释放性不可能长期性,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黄卫平:在一个经济发展中显然会经历相应的阶段,从比较粗放逐渐转化为比较集约的,可能是从高速度、低效益型,逐步过度到中等速度,所有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然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才能真正走到比较良性的过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有加大投入的一面,我们在加大资金投入,加大研发投入。另外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开放的深化,还有一个外力助推的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间很多产业实际上很自然的随着这样一个结构的调整,转移到了中国,这也使得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得到了良好前景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比如在今天世界经济主体过程中,随着温特主义的出现,在温特主义的条件实际生产形成了阶段性,形成了模块化,作为中国经济来讲正好迎合了这样一个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要进行创新的话需要的是智力,需要的是资金。但如果一旦生产的过程已经标准化、程序化则需要的是规模,需要的是成本。在这方面从规模角度,从成本角度,中国应该说具有它无可比拟的特点,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讲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除了我们自己的动力之外,国外本身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找到了整个世界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我们进入这个环节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同时向上游和下游去发展,才有了今天中国不仅仅是高速度的问题,同时也有效率在逐渐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我想说从趋势上讲,中国的经济肯定在未来一方面会从高速度、低效益逐渐过度到比较好的效益,适宜的速度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刘春生(主持人):你刚才提到中国在近些年来,在国际经济中起到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我们尤其看到中国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带动作用,我们想知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与美、日、欧主要经济体的国家他们在经济上的摩擦和冲突表现在哪些方面? 黄卫平:中国入世两年多除了刚才我们谈过的正面作用之外,确实它与相应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实际上相当多的经济体发生了贸易摩擦,可以这样讲中国的贸易摩擦的数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的,如果分析这些摩擦的原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与我们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之间发生摩擦可能我们在产业内彼此之间竞争形成的摩擦,与发达国家本身发生摩擦应该说很有意思的事情,从产业结构来讲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互补型的状态,为什么这样也能发生摩擦,原因是发达国家也存在一些相应夕阳的产业,而这种产业本身无论是从数量角度或者从产品竞争力角度恐怕与中国的产品很难再进行同一层面的较量,这个时候如果经济手段不能够阻止中国产品的进步的话,显然就会采取一些行政的办法,我想这种可能也是产生摩擦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从中国经济的现实来讲,自1996年中国经济从过去的相对短缺发展到结构相对过剩的状态,出口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这样情况,有相对过剩的环境,于是中国出口的过程中间确实有着极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本身很可能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在这个情况下就形成我们目前摩擦逐渐逐渐增加的情况。还是从中国经济内部的角度讲,中国有13亿人口,这13亿人口的就业本身实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的出口本身如果仅仅从利润、创税角度都很难给一个完满的解释,但是从增加就业的角度给予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出口存在合理性。当然不可否认这种贸易摩擦的产生也与我们国家某些企业行为不规范分不开,我想这是一个过程,这些企业作为国际贸易中的新到者,很可能他对于这些国际贸易中间应有的规则、应有的规范,应有的游戏规则了解不深、不透,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贸易摩擦也是有可能,所以贸易摩擦的增加第一它是双方的事情,双方可以坐下来通过双赢的方式化解。另一方面,从入世的情况中国本身可以更多的加以调整,可以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减少与我们贸易伙伴的摩擦。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整个世界经济中间,从目前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于贸易摩擦的问题看法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讲中国出口这种产品结构和其他发达国家能够给我们的产品的结构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敌意。但如果说有某种敌意,发达国家在给我们产品受到了障碍的话,可想而知这种逆差的现象,乃至于摩擦的发生恐怕就很难避免。 韩燕(主持人):中国现在主张发展加工业,可以取代了东方四小龙,如果我们想跻身高附加价值的上游产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或者采取什么的措施加速这个进程呢? 黄卫平:真正高附加值的商品在于信息的整合,在于产品的设计,在于模块生产以及在于服务。而低附加价值实际上是中国现在在大力做的组装。我想从低附加价值到高附加价值本身有一个过程,人人都想高附加价值,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必须从低附加价值做起,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正是因为这个工作给中国带来了就业,政府因为这个工作给中国带来了相应的收入,正是因为这个工作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世界通行的标准,什么是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有了这样基础才能往上游、下游两个方面发展,也才能争取高附加价值的出现。中国具备获取高附加价值的潜在条件,例如中国正是因为具有很强的双元结构这个特点,因此有很多比较高级的专门人才,这些高级的专门人才和相应的资本结合起来的时候,我想在高附加价值的领域可以作出他自己的贡献。比如说大家能够看到的是,现在一些大的跨国公司,事实上正在他们的研究机构在中国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看就为我们将来的高附加价值本身的产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们不仅仅在这个地方开发着适合中国市场的商品,也在开发着适应世界市场的商品,不仅仅在技术方面进行研究、寻找突破,在商业模式也在进行研究和寻找突破,如果这些工作能够在中国土地上逐渐展开,并逐渐取得相应的成就的话,我想高附加价值本身会在中国出现,当然还是那句话这是一个过程,很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能够做的无非就是把这个过程缩短,如果缩短这个过程的话,首先教育与科技是必须同步发展起来,其次在政策上应该有利于我们教育、科技的发展,以及教育、科技成果向产品的转化,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相应的环境,让我们所说的高附加价值产业能够尽快、尽早的产生。 中国如何解决就业问题 刘春生(主持人):刚才你在谈话中提到出口对我们中国的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想说的是中国2003年有关就业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称为饭碗大战,也是核心的首要问题,请你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黄卫平:中国的就业问题从历史上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大家都知道在70年代曾经有上山下乡这样一个运动,实际上是当时就业压力没有办法的选择,就业问题本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缓解的。如果看中国今天本身再就业问题上出现的困难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实际是跟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分不开的。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急转弯的时候显然有一些人从就业的车上被甩出去。如果具体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失业群体中间年龄是40、50中间,这些人有他的背景,他学习的时候赶上文化大革命,因此他学的知识是相当有限,当他学习一技之长养家糊口的时候他又卷入了上山下乡。返城之后他发现在农村学习的技能不适应在城市的工作,等到40、50,产业结构发生转化了,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不适合产业结构现象发生变化的时候,失业就到了你的头上。这个时候说凭体力来谋生的话,又发现农民工进城了,他们更吃苦耐劳,更能干,而且索取的报酬更低,因此城市的40、50阶层的人比较大的困难,他本身的知识和技能不能适应今天的产业变化,同时让他吸收新的东西也有相当的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保障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此同时青年一代的逐渐出现,事业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会发现在处理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显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说对于40、50人员很大程度作为社会的相对弱势群体要在政策方面予以扶持,对于年轻一代要在技能方面予以扶持。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新一代领导从确定就业是重中之重这个角度,实际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社会的稳定,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速度还是为了全体人民生活的提高。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确实可以收入有差别,有差距,但是必须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体会到改革开放深化的利益是什么,这样一个社会才能得到和谐的发展,这大概是我们特别重视失业和就业这个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韩燕(主持人):现在国际收支平衡表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请你谈一下这对我国经济意味着什么?我国经济发生着什么变化才导致这样结果? 黄卫平:拿它和过去负的数做一个对比,不管是流出还是流入显然是经济自身使然的结果,我们看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就会知道,前一阶段人们纷纷预计中国的人民币会产生升值,这个时候资金的流入本身是图利或者投机,如果回顾前一阶段,凡是与这种直接流入资本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那些学者或者公司里面的分析员都在不断的预测人民币将要有一个很强的升值的趋势,甚至有些人在利用合理预期的办法在做一些舆论上面的导向工作,事实上这些资金进入到中国之后,对于实质面的经济并没有产生过多的正面的作用,当然也没有产生巨大的负面的冲击,因为它是在等待着赚钱的机会,甚至期盼着他所期待的升值的出现带来的利润,他最终当然还是要离开中国,他会离场的。从目前情况来看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减弱,这部分融资会逐渐逐渐到它该去的地方去。 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经济的比较 刘春生(主持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目前很被看好的四个经济体是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请问这四个国家它们之间的一些关系以及各自的特点? 黄卫平: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世界都瞩目的,目前看似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更看好,尤其是在近期,从中长期很多人对于印度也相当看好,但不管怎么说,这四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目前确实是向上、稳定发展的趋势,当然巴西等等是有着相应的波动,这四个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一个最大的正面作用就是将会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间的分量,加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间的比重。同时随之而来的是这四个经济体将会在世界经济中以更加负责的姿态出现,将对世界经济本身未来的发展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从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来讲,很多人讲由于生产结构本身的差异性和相近性,很可能会出现比如说竞争、比如说等等这样的情况,我想是这样的,竞争实际是不出不进,合作实际是把已有的福利大家共同的分享,都是好事情。所以在未来的社会中间,或者未来的世界中间,如果这四个大国能够处在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这样的局面,你就会出现这种互促、互进共同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利益的情况会使得这四个国家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间更加成熟,更加对人类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中国贸易出现逆差是正常现象 网友:中国贸易渐渐出现了逆差行为,请问你对此如何评价?长此以往,它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处理这种现象,以后还需要注意什么情况? 黄卫平:中国在第一季度确实出现了1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我想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的出现是很正常的事情,有的网友问为什么2月份逆差尤其来,实际上历年2月份是很有意思的月份,因为2月份在我们的常假,2月份是我们工作日很少的,如果进口是很早以前签订的合同,发现进口量不会减少,出口由于2月份有很长的长假会出现季节的波动,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你逆差角度看,我并不认为贸易逆差本身是多么严重的恶性情况。一方面逆差、顺差是个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从逆差角度讲也有它正面的作用。比如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中间,我经常愿意讲,经常愿意问的就是究竟哪个国家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哪个国家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我想答案很清楚,日本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在比较两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并不能由此得出美国的经济问题比日本更严重,所以逆差、顺差并不能绝对的判定好或者坏。 再换一个角度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成为了美国政府需要大众支持贸易保护政策的有利工具。因为美国老百姓成天看到都是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在他的超市里面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外国的廉价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美国政府提出具有保护倾向的贸易政策的话,我想会比较容易得到美国老百姓的理解,甚至得到美国老百姓的支持。另外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至少有一点可以体现的是巨额商品的吞吐能力服务于世界经济。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间地位应该说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在这个方面除了作为一个出国大国向世界提供你能够提供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之外,也应该能够作为一个有巨额吞吐量的国家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我想这一点应该说是很清楚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负面角度讲,大家可以发现今天美国正在利用它巨额的贸易逆差左右着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比如讲有些国家单一对美国的出口就占到国家本身出口极大的比例,甚至占GDP的极大比重,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国家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本身是受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分析到顺差和逆差都有它正面的因素,也都有它负面的因素。顺差和逆差直接结合的就是出口和进口的情况,我们总是在说出口本身有着贸易成熟效益,可以极大的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进口本身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大家多知道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我们第一个100万辆的生产能力耗费了将近40年才达到,而第二个100万辆我们花了8年,第三个100万辆生产能力我们花了2年,而第四个100万辆生产能力我们只用了11个月,这和我们汽车零部件进口密不可分,汽车零部件进口实际上形成了中国巨大的汽车工业的总体规模,如果这样分析就发现出口、进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如果单纯从某个角度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从各种角度,综合的来看问题,可能就会得到比较正确的答案。我想说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未来摒弃掉重商主义的思路,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候,中国的出口会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中国的进口同样会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 网友::你认为我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汇率制度?人民币的国际化对我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利弊? 黄卫平:人民币汇率制度本身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来找自己定位的,并不是说认为设计一个什么制度,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必然的讲还是有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最初我们实行很严格的外汇控制,那是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数量有限,在那样的情况下中国又需要发展不去增收节支显然会陷入很大的困境,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出现,随着中国外汇本身积累的增加,我们的外汇制度本身实际是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我刚才谈过在1996年12月底,我们实际已经把经常项目对外开放,未来6年中间又把资本对外开放,如果这样进行我们的资本将越来越接近市场化的过程。从今天世界的汇率角度讲,大家可以看到单一汇率制度和负汇率制度,我们在80年代实行的是一种负汇率制度,有一个官价,同时还有一个调剂市场的价格。94年双轨制并轨,实际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使然,我们必然要把负汇率制度走向单一的汇率制度,从另外的角度看今天世界经济本身有着固定的汇率制度,也有浮动的汇率制度,浮动的汇率制度又有着管理的肮脏的汇率制度,也有着自由浮动的干净的汇率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可能有的网友会问,有管理的浮动,现在只体现有管理,但是并没有体现有浮动,我想这种有管理而没有体现出有浮动这样一个过程实际是和目前的总体国际经济变化比较频繁,同时这种变化的方向也是有点无常分不开的,总而言之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必须适应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经济发展需要了,以及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准,能够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从中国市场改革的取向来看,中国的汇率制度将更加适应市场的变化。从总体长远的情况看,中国还会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只不过不会再出现网友们所讲的有管理、无浮动的情况。 网友::请你谈一下中国经济和拉美经济之间的一些比较?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黄卫平:中国经济和拉美经济在世界经济中间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从很长一段时间来看,拉美经济实际是一种内向型很强的经济,很大情况下实行了进口替代的政策。这个跟它们的经济发展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比如讲跟他们的代表人物普利维斯这些大的经济学家的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在整个国际经济范畴当中拉美经济很长一段时间看中的是国际经济中间的一种不等价的交换过程,在这样一个分析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没有更多的介入到国际经济中间公平的交换,从中取得双赢的架构,从拉美经济发展来看确实是引入了很多外资,更多的是借了很多外债。这一点在亚洲也出现比如韩国并没有引入很多外资,但是借入了很多外债,他认为引进外资意味着你本身被人家控制了,所以他宁肯借入外债,作为外债但是要有一个经济主权,这是韩国很强烈的思维方式。而拉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它的经济发展思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这种内向型的经济发展,给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像阿根廷这样一个国家在长期内,实际上所有产品的自给率能够达到9成以上,在这样过程中他在发展。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阿根廷应该是作为发达国家的最末一员而存在,随着发展思路的不同,最后的实践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陷入了相对困难的境地,同时国际经济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给拉美开出了调整经济的药方也未必适应它的经济状况,比如拉美曾经出现了债务药方,但是在这些方案当中实际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能够提供巨额的贷款帮助拉美国家,因此他们的方案是最得到坚决贯彻,而他们这种方案的实际含义就是双减,削减财政补贴,削减财政损失,真正使得利率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使得拉美的经济从80年的水平回到60年的水平。 如果说到中国经济,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不断的研究拉美经济的经验,比如像过重的债务,比如像内向的发展道路,在探讨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我想作为发展中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拉丁美洲的经济从目前的角度看应该讲比过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都有着它自己的发展特点。在今天的世界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来看,有的时候我总想像那些很小的、具有特殊条件、特殊环境的经济体,那些国家,比如新加坡、泰国,正是因为它有着小、特殊的环境,很可能并不具有相应的普遍性。像印度、拉美这样的经济大国,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它的发展道路,发展过程很可能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走向经济发展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我想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和拉美的经济发展是发展中世界具有各自特色的案例,在人类从欠发达走向发达的过程中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网友::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有什么好的方法? 黄卫平:中美贸易争端现在不仅仅对于中国对外贸易非常重要,可以讲在世界贸易中间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目前看中国入世两年多,尽管有很多很多的贸易摩擦,但是在中国真正引起人们极大重视的,真是与美国、与欧盟发生了种种贸易摩擦,从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摩擦来看我们可以讲是多方位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我想说的是一方面应该探讨这种贸易摩擦发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大家琢磨怎么能够使得这样的摩擦逐渐减少。这也得双方来努力,从中国这方面来看,因为出口对于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又是中国出口的一个巨大市场。它的重要性可以讲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我们也必须仔细研究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上,如何尽量避免这种贸易摩擦的发生。从学者的角度,在很长时间我们都是研究美国市场的供与求,都在研究以美国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使得我们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而对于美国市场对于中国产品的负面反映研究是不够的,这才造成今天我们贸易摩擦相当不好解决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说首先在了解市场的时候,除了了解市场的供与求之外,要对这个市场深层的制度因素以及现在所具有的法律以及惯例等等方面有所了解。换句话说,在我们向法国进行出口这个角度上,是不是能够通过了解美国的制度性的安排,尽量的躲开它。同时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有它自己的利益,它有自己的政治周期,从它的利益周期和政治周期来看也可能出现贸易摩擦的高峰和低谷,我想是不是在贸易摩擦的低谷时候尽量把过去产生的贸易摩擦在一定层面上能够得到解决、能够化解。在高峰的尽量避免产生冲突,产生彼此的对立情绪。 中国入世两年多更多是谈怎么适应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也很少谈怎么利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为我们国家的利益来服务,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学者需要研究的。从我们高等教育的角度讲也要尽量培养一些适应经济全球化、能够懂得世界经贸惯例的游戏规则的人才,以使贸易摩擦尽量降低。与此同时如果发生了贸易摩擦,还是应该能够团结起来,使得我们的利益在最大的程度得到保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的行会,乃至于我们的政府也都有着一是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是必须尽力而为的。比如说在这次中美彩电案的过程中,马来西亚的政府以政府行为走在前面,最终马来西亚实际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如果说从目前能够做的一点来看,就是使得我们的学者,使得我们的商界,使得我们的政府,使得我们的行会能不能够大家团结一致,全力的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个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中国来讲,不仅仅是在贸易争端解决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20多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如果得不到世人的认可,而且一直到今天还不认为你是有序的市场,实际上对于改革开放成果本身也是一个挑战。因此如果说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能做一些工作的话,我的感觉就是在方方面面应该能够提供出中国确实是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的有利证据,使得我们政府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过程中能够以这些有利的证据说服对方,最终使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主要的国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我想有了市场经济地位网友所提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减少,同时解决起来也可能更方便。 刘春生(主持人):谢谢黄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发言,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