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第五次宏观调控_滚动新闻_财经纵横

寻踪第五次宏观调控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25日 08:33 中华工商时报

　　本报记者曲力秋

　　“通货紧缩以及SARS的气氛还没有完全退去，满世界都已是工业机器的轰鸣声。”一位经济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投资热度

　　温家宝的话给在场的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

	全国偶像歌手大赛	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
	缤纷彩音风暴免费听	激情新势力性感新锐动

　　显然，在中国经济运行已进入到新一轮周期上升阶段中，能否避免重蹈大起大落的覆辙成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风起何时

　　2003年6月，经历了非典重创后的中国开始恢复旧日的风采。

　　受非典影响而一度放缓的经济列车又开始以一种超常规的速度不停歇地向前冲。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2002年下半年出现的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增幅过高、商品房空置面积增加、房价上涨以及低价位住房供不应求和高档住宅空置较多等结构性问题正日渐突出。部分地区的商业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违反有关规定，放松信贷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倾向。

　　“通货紧缩以及SARS的气氛还没有完全退去，满世界都已是工业机器的轰鸣声。”一位经济学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投资热度。

　　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2年，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年均增长25.3%；1997年至2002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年均增长一倍以上，二者的增速都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速。与此同时，银行的房贷风险也在积聚。截至2003年4月，房地产贷款余额已超过1.8万亿元人民币，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7.6%，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8.9%。

　　过热的投资使房地产业成为一大高危产业，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必将导致金融业的巨大风险，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正在受审的“中国二号富翁杨斌以及正被调查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在其自我毁灭的同时都把银行拉下水并形成巨额亏损这两件案件上得到体现。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便开始多次对房地产过热现象提出警告。但受巨额利润驱使的投资行为仍如脱了缰的野马一样难以驾驭。

　　2003年6月13日，央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件)。该《通知》意在抬高房贷“门槛”，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现象，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所长刘树

　　成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指出，“121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已经延续了6年之久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发生了转折。

　　刘树成认为，从措施角度看，“121号文件”的力度并不大，它的目的在于给出信号，并非是要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

　　温和预警

　　然而，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是，“121号文件”一经发出，旋即引发了房地产商们的强烈质疑。有“地产界教父”之称的任志强多次发表署名文章，指责该文件是“歧视高收入者”，是“仇富现象”。

　　房地产大鳄们的指责声还未散去，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就甚嚣尘上。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是第一个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的经济学家。2003年7月，他先后两次在公开场合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过热的苗头，出现了朝过热发展的趋势。”

　　樊纲的依据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投资开始加速增长，到了2003年虽然出现了非典疫情，但投资依然加速。2003年上半年，扣除物价因素后，国内经济投资增速高达31.4%。而在1993年，全国兴起大规模的投资热，虽然投资增速高达60%，但扣除物价因素后，投资增速只有26%。

　　樊纲进而强调，我国现在的投资增长速度已经是历史之最了。

　　樊纲的这番观点引爆了中国经济学界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争论，此后不久，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林毅夫、胡

　　鞍钢、萧灼基等知名经济学家都纷纷加入其中。时至今日，这场争论仍未平息，并已经从学术界上升到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几乎是与此同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的经济学家座谈对中国经济整体走势的判断，并听取下半年经济政策意见。

　　会上，温家宝说的这样两句话给在场的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有主心骨，不会动摇”和“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机遇期”。

　　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决定从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6%调高至7%。按照央行的说法，虽

　　然对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各有关部门一致认为目前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刘树成认为，央行此番上调1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大体将冻结商业银行1500亿元的超额准备金，不会引起下半年金融机构贷款下降，是一项温和的政策措施。但其调控力度明显大于“121号文件”，因为后者只是针对房地产业，而前者涉及和影响了整个金融界。

　　另有分析人士认为，从2003年8月23日宣布调高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到9月21日才执行，这之间有近一个月的政策宣示效应期间，给规范对象留出足够的政策反应时间，以保持政策的平稳与连续，这就是所谓“预调”。

　　用心良苦

　　2003年8月31日，对于众多的房地产商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日子。这一天，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18号文件)，该《通知》做出的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发展是健康的定论一扫两个多月来由“121号文件”带给房地产商们的阴郁之气。任志强兴奋之余公开放言：“可见国务院的水平大大高于央行一头。”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宏观研究室主任袁钢明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中央政府既要防止经济过热又不想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良苦用心在这一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上得以充分的体现。和以往几次经济过热相比，新一

　　届中央政府在这一轮经济运行刚刚进入上升期时就开始采取措施预防经济过热，“可以这么说，这一届政府对经济过热的警惕性之高仅次于上届政府。”此外，袁钢明说，在预防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央政府又注意把经济上升的活力和潜力都充分地发挥出来，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过激、不过急和不过早。

　　刘树成认为，中央政府对经济过热的忧虑来自于建国以来几次经济大起大落之后留下的惨痛教训。

　　“经济中的大起大落，要害在于大起。过高的大起，必然导致过深的大落。这是因为在过高的大起中，过度消耗了物力、财力、人力等资源，严重打破了经济正常运行的各种秩序和均衡关系，必然引起随后的大落。”

　　据刘树成介绍，建国以来，我国共出现过7次经济过热，每次过热都带来不

　　小的损失。改革开放前的三次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的峰位都在20%左右(1958年为21.3%，1964年为18.3%，1970年为19.4%)，这三次经济过热都以随后而来的经济负增长为代价。其中，又以1958年-1962年的波动最为典型。在这次经济过热中，经济增长率的峰顶是1958年，为22%；在其后1960年-1962年连续三年的负增长中，经济增长率的谷底是1961年，为-29.7%。经济增长率的峰顶与谷底之间的落差为51.7个百分点。这次经济过热，导致随后国民收入绝对量的下降，直到1964年才恢复到1957年水平，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延误了7年。

　　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的峰位明显下降，但仍然较高，均

　　超过了10%(1978年为11.7%，1984年为15.2%，1987年为11.6%，1992年为14.2%)。这四次经济过热后虽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但均以减缓经济增长率为代价。

　　袁钢明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过热中，政府对过热的形势都认识的过晚，然后疾放疾收，猛放猛收，只有1993年这一次实现了平稳的软着陆。

　　为了防止金融风险，袁钢明说，上一届政府任职的五年里，GDP平均增长了7.6%，这意味着这期间虽然经济波动的幅度较小但增长速度较低，而新一届政府使经济增长速度增加了两个百分点，因此风险和过热的可能性也无疑增大。

　　显然，在中国经济运行已进入到新一轮周期上升阶段中，能否避免重蹈以往经济大起大落的覆辙已成为对新一届政府的严峻挑战。

　　顶风而上

　　进入去年第四季度，中央又频频发出对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预警信号，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并未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一些地方的投资额有增无减，被列为低水平重复建设、加以抑制的行业更是顶风而起、“大干快上”。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今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43%，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高的。投资急速增长的原因是工业投资大幅度增长，达78.1%，而工业投资增长中，主要体现为钢铁、水泥、电解铝三大行业的投资高速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直接造成主要主要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加剧和价格上涨压力加大。在钢铁生产的强劲推动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一季度，煤、电、油、运输的生产均保持近年来最高水平，但仍难以满足投资需求的过快增长，有23个省、区、市拉闸限电。

　　中央政府的权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刘树成认为，这一轮宏观调控难度的增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往的经济过热都是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新一轮经济周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个周期。”

　　刘树成说，这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过热，既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又带有市场经济的一些特点。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不是通过中央政府追求高速度而是通过地方政府追求高速度体现出来。而带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则表现在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正成为投资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盲目冲动再加上企业的非理性行为无疑给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让中央政府颇感棘手的还有，目前经济发展中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比过去更加明显。不仅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地方政府的挑战，央行的政策受到商业银行的抵触，就连中央各部委之间也难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据悉，在对通货膨胀问题的认识上，国家统计局与央行各执一词，而在是否采取适度从紧的调控手段问题上，央行与发改委的意见十分接近，但建设部、国资委和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却各有算盘。

　　前不久，一位证券公司的老总对刘树成说过这样一句话，希望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能更多地采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他的这番话让刘树成颇为费解：企业界人士应该更主张动用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为什么这位老总会出此建议呢？

　　经过一番思考，刘树成终于明白，这位证券公司老总所说的经济手段主要是指金融手段，“如果中央政府动用行政手段，受影响的只是部分过热的行业。而金融手段是总量手段，它针对全局，一旦采用，受影响的就是所有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影响证券市场。”

　　看来，制定一个既能防止经济过热又能兼顾各方利益并不伤及各地区、各部门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宏观调控方案实属不易。一旦中央政府温和的预警失效，那么，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想急刹车的被迫急刹车，不想一刀切的最终还是一刀切。

　　敲山震虎

　　统一思想认识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令能否畅通的关键。

　　4月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有效遏制投资过快增长势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

　　4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集中精力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这两次会议标志着决策层决心统一思想认识，将原有的一些未将宏观调控措施落实到位及一些不协调的做法加以纠正并使之纳入到中央总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的轨道上来。“在这两次会议前，很多工作我们也在做，但配套性、协调性和配合性是在这两次会议后做的更好了。”

　　同一时期，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也明显加大。

　　3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钢铁联合企业和独立炼铁厂、炼钢厂。除淘汰自焙槽生产能力置换项目和环保改造项目外，原则上不再审批扩大电解铝生产能力的建设项目。严格禁止新建和扩建机立窑、干法中空窑、立波尔窑和湿法窑水泥项目。

　　3月24日，央行宣布将从2004年4月25日起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同时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

　　4月11日，央行宣布，将从4月2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4月2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

　　4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江苏省和金融监管部门对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事件涉及的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4月29日，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在1个半月内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重点清理钢铁、电解铝、水泥、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城市快速成轨道交通、高尔夫球场、会展中心、物流园区、大型购物中心等项目，以及2004年以来新开工的所有项目。

　　4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近日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要进一步控制信贷规模、降低信贷风险。

　　调控变数

　　频频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在“五一”长假后初步显现。

　　5月1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近期钢材价格明显回落，线材、螺纹钢代表品价格已经回落到每吨3250元和3440元左右，较3月初每吨下跌了750元以上。发改委认为，近期钢材价格还呈现加速下跌态势。

　　5月21日，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论坛”的开幕式上谈及对今年经济的预期时说，下半年经济会有一个很好的回落。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资金对过热行业的抑制作用会逐渐显现。

　　陈东琪认为，尽管从今年3月下旬以来，宏观调控的力度明显加大。但中央政府追求经济平稳增长、防止大起大落的目标并没有改变。“宏观调控的基本出发点还是要把一些局部过热的问题提前解决好，从而防止局部过热变成总体过热。”

　　陈东琪认为，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能够统一思想认识，宏观调控的目标就不难实现。

　　“从短期内看，宏观调控的力度是紧了一些，但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中期政策的基本精神不会改变。”

　　显然，二季度各月的宏观经济数据将成为下一步中央调控政策的重要依据。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达到了一定的目标，那么宏观调控的力度也会适度从松。”陈东琪说。

　　5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加强宏观调控的决心不能动摇，力度不能减弱，工作不能松懈。目前既要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又要切实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余波未平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加大，官、产、学三界争论的焦点已从前一阶段的“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转向目前的“宏观调控应该怎样调。

　　刘树成认为，对波动态势(即经济过热还是不过热)的分析是宏观调控措施的基础，因此，对波动态势的不同判断会得出不同的宏观政策建议。

　　对于各界关于“目前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过多、经济手段较少”的质疑，陈东琪的观点是，目前之所以更多的运用行政手段，就是想保护经济的平稳增长趋势。因为在情况尚不明朗特别是国际上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还不是特别明朗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贸然采取加息这样的总量措施，就会失去继续调整的余地，因为一旦加息不可能马上再减息。相反，倒是“窗口指导”这样的行政手段的弹性要更大一些。

　　“所以，实实在在地讲，现在行政手段多一些，并不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倒退。”

　　陈东琪同时认为，有争论是好事，因为如果没有理论上的争论，宏观调控政策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