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洪
我们所要清理的不仅是“红顶商人”这一特殊人群，而是导致这一人群产生的思维观念以及社会条件
最近一个多月来，随着“大限”的到来，各地清理“红顶商人”的工作也进入高潮期
。北京已有311名党政干部或企业负责人辞去或被免去以前所兼任职务；南京对在企业兼职的28名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了清理；无锡列出了56名清理对象，他们在企业所兼职务有115项之多……
此次清理行动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舆论也以“别了，红顶商人”等断语予以报道。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论似乎早了些。因为单凭一场类似“严打”的清理运动，是不能将“官商”一类的思维观念从人们的头脑中抹去的。
就在各地大规模清理“红顶商人”的同时，有些地方政府却在全力鼓励干部“带薪下海”，或“停薪留职下海”，认为此举将有利于推动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民间创业热潮。
“红顶商人”也好，“带薪下海”也好，“顶带花翎”是最重要的，它是当事人最有价值的资本。所不同的是投资方式、投资回报率，以及投资者的利益取向。一些“红顶商人”的投资利益取向有公也有私。如许多兼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地方政府领导，他们可能将这一行政权力资本为国家企业服务，以行政职务之便，给予企业特殊政策，要求政府机构为企业提供特殊服务。有些自制力比较差的官员，就在这“左手掏钱，右手花钱”的过程中，为自己创造出致富空间。“红顶商人”这种左手换右手的游戏表现在市场上，就是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牵制市场。
而“带薪下海”则是只有为私目标。鼓励政府机关干部“带薪下海”，将其在官场的“政治关系学”应用到企业，笔者以为无论从什么角度都不能把它与为公的目标结合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在推行“带薪下海”的政策时，强调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认为他们给当地百姓创业树了榜样。这很难让人理解。一般而言，起带头作用的“先锋者”必须兼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特殊性是指“先锋者”的特殊才能，他对其他的追随者有引导作用；普遍性是指“先锋者”的大众属性，即他是大众的一员，是可模仿的对象。“带薪下海”者最大的特殊性不是表现为某种特殊技能，而是他曾经为政府官员，且现在仍保留有行政职务的特殊身份。这一身份，怕是普通百姓所无法学习的。
清理“红顶商人”易，查处被看不见的关系网包裹着的“带薪下海”，难！若干年后，他们“功成名就”，已全然褪去曾经“留存”的行政角色，俨然清白商人模样，我们又从何清理？
所以，我们所要清理的不仅是“红顶商人”这一特殊人群，而是导致这一人群产生的思维观念以及社会条件，最大限度地防止行政权力干预市场，防止政治资本与金钱资本勾结。
《国际金融报》 (2004年05月25日 第二版)
| 
